这是我心目中的地狱：
我的灵魂已经收缩，
我已成了一个躯壳，
即便这是命中注定，
也要活到最后时刻。
有时候我也幻想着要成为烈士。关于斯大林，我们听到了许多。我认为自己会去支持苏联的基督教徒，去组织秘密的宗教团体，去帮助信仰的火焰得以继续燃烧。当然，共产党会因我的信仰而注意到我。我把自己想象成因信仰而经受折磨的英雄，这使得我不再为现实中的我会如何表现而烦恼。这样的遐想部分反映了我对待世上残暴和罪恶、痛苦和磨难、勇气、理想主义、信仰的态度。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认真仔细地研读《圣经》——而且几乎无法相信我所读到的东西。比如说，其中有些部分明显不合逻辑。我的意思是，如果圣母生下耶稣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那又何必用很长篇幅去追溯约瑟是不是他的父亲呢？有什么必要呢？没有任何意思嘛。有些事情虽然无法证实，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比如说上帝吧，我内心深知上帝确实存在，可是其他一些事我就无法相信，比如上帝在七天之中创造了世界，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变化而来。我也无法相信圣餐仪式上的面包和葡萄酒，真的是基督的肉和血。不过我相信，只要一个人相信这是真的，那么在他看来那就是基督的肉和血。难道耶稣当真要人们这样去理解他的话吗？肯定不是——耶稣说的吃面包和喝葡萄酒肯定只是一种象征。所以我逐渐意识到，我所信仰的上帝和耶稣，有超出《圣经》之外的独特的含义；在虔诚的信徒看来，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托马斯·杰斐逊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圣经》不过是集多人记忆与思想大成之作，其中有些人的知识和智慧要远远胜过另一些人。于是，他就从四部福音当中摘录了他认为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篇章，并用这个大大浓缩的版本来鼓励自己。
虽然我对《圣经》有保留看法，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特别是《旧约》中的一些精彩故事。外婆有一个功德箱，打开它的盖子，就可以看见里面一个个小纸卷。只要用一只专门的镊子，取出一个小纸卷，打开后就可以读到《圣经》上的文字。那里面最多不超过30张，不管谁去抽取，都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排解和安慰。其中对你提出挑战和让你采取行动的为数很少。所以我决定自己另外做一只箱子。完成这件事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那就尽可能把它做好。”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不大清楚，不过它部分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我竭尽全力建造自己的圣经箱。为了使我所选择的文字比较全面，我从头到尾通读了《旧约》和《新约》的全部内容，从中摘录了我认为合适的文字。我把它们工工整整地誊写在四分之一英寸宽、三四英寸长的纸上。写好之后，我就把它们紧紧地搓成小卷，然后放进6只火柴盒里，再用浆糊把火柴盒粘在一起，变成一个由6只抽屉组成的小柜模样的东西。每只抽屉上装一只小铜环，一拉就开。每个抽屉里有大约20段文字。最后，我用墨绿色的纸糊在外面，再在顶上贴一个小而精致的耶稣诞生图。
做盒子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主要是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上做的，因为我想对家里其他人保密，想给别人一个惊喜。盒子做成的时候，正赶上圣诞节。我把它当作圣诞礼物放进外婆床头的长筒袜。在我和朱迪还没有意识到圣诞老人其实并不存在之前，我们总是动手制作或者攒钱买一些小圣诞礼品，这样家里的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那天一大早我们就给每个人端上一杯茶，接着把给他们的礼物很快放在他们的床头。外婆拿到那个圣经盒之后爱不释手，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只要令她感动的事情，她都会流泪。我们一家人都有这种情绪。我们称之为“哭鼻子”——这是约克郡的土话，外婆小时候就这样。
那个小盒子我们至今还保存着，而且经常打开它的小抽屉，从中抽一个小纸卷，读一读上面的内容。我喜欢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抽出来的东西是安慰、鼓励还是规劝。我那天早上抽出的是：“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约伯记》37∶14）我让奥莉抽一个。她抽到的是：“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么，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路加福音》12∶6）万妮抽的是：“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示录》22∶17）
我认为，我喜欢看《圣经》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许多章节中那诗一般优美的语言——现代的版本中许多优美的语言已经不复存在。我喜欢诗歌，读过许多诗作。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可是我当时对弗朗西斯·汤普森、济慈、莎士比亚、弥尔顿、罗伯特·勃朗宁和艾尔弗雷德·诺伊斯的作品却情有独钟。还有像鲁伯特·布鲁克和威尔弗雷德·欧文讴歌战争的诗作。我还喜欢沃尔特·德拉·梅尔的作品。由于我们买不起新书，我常常在旧书店里一泡就是好几个钟头，在诗歌作品的书架上浏览。我喜欢那些柔革面图书的手感，只要钱够了，凡能找到的我就买。我所买的这种装帧的书——都是我所崇拜的诗人的书——在我房间里有整整一排（如今这些书都放在白桦山庄的起居室里）。有多少个夜晚，我手捧这些诗歌一直读到深夜——有时候写我自己的诗，因为我当年曾梦想有朝一日成为英国的桂冠诗人。我早年所写的那些诗歌主题多样，有一些是出于消遣，可是有很多都凝注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宗教精神主题的兴趣，像《野鸭》就是其中一例。
野鸭
一只野鸭从太阳前飞过，
从我的眼前直接飞过。
它展开坚强有力的双翼，
振翅朝大海方向飞去。
我看见它那明亮的眼睛，
因为它飞得离我很近；
映衬着落日余晖的异彩，
它的羽毛是那样绚丽。
它的翅膀奏出美妙乐曲，
我听出那是飞翔之音。
美妙动听的乐曲打破了
夜幕降临之前的宁静。
我感受到它胸中的激情，
因为它飞得离我很近。
我的胸中也奔涌激荡着，
由欢乐而产生的同情。
美丽的沙丘；美丽的夕阳；
还有那只野鸭——和我。
在苍穹之下，有一种精神
正在永无休止地传播。
显而易见，我开始感到自己是受制于某种伟大而统一的力量。我会因为有些事情非常高兴，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心中奔涌着欢乐的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心境因何而产生：抑或是特别美丽的夕阳；抑或是立于树下时，见太阳冲破云层，听鸟儿在啁啾；抑或是置身某个古代教堂的静谧气氛之中。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强烈地感到自己受到某种巨大精神力量的支配——上帝的力量。在人生道路上，我逐渐学会怎样从这种力量中汲取力量。这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在必要时，它能使我从垂头丧气中重新振作，使我疲惫的身体再次充满活力。
这时候，立志当诗人和烈士的我很快就要毕业离开学校了。我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家是没钱供我上大学的。要想拿奖学金，外语必须很好（而我的外语不好，现在仍然不好）。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很好，上大学却不是我的选择。我的一个姑妈和姑父曾经邀请万妮和我去德国小住，因为德国战败后，我姑父迈克尔在英控占领区的行政当局工作。我想万妮希望我去德国能明白一个道理：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对德国充满仇恨，许多德国平民百姓还是善良仁爱的。
到德国后，我们去了科隆。这座城市也像德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在战争中遭到盟国的猛烈轰炸，已成一片瓦砾。看到这片废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我突然发现，断壁残垣中屹立着完好无损的科隆大教堂的尖顶。我觉得它象征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由于一个人的称霸野心，整个欧洲被推入战争的血海，这座一度非常美丽的城市因此横遭浩劫，这不能不令人想到人间的罪恶。这景象使我终生难忘。这种强烈的象征与我在伯恩茅斯所聆听到的那些布道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回到英国后，万妮劝我接受秘书工作培训，因为她觉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当秘书的工作。可是我仍然想旅行，想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去，去研究动物。除了看诗歌和哲学方面的书籍，我继续看一些有关动物的书。非洲仍然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意识到万妮说得对——接受秘书培训可以使我有机会去非洲。于是我去了伦敦。我当时19岁，用现代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天真的19岁。生活在伦敦是一种奇妙——非常单纯——的经历。有时候我会一连几小时泡在艺术博物馆，尤其是泰特画廊里。有时候我会去听古典音乐会。在吃午饭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结交了一些青年男子，跟他们谈情说爱，他们还带我去吃饭，去看戏。当年的小伙子请姑娘出去，如果要姑娘自己掏钱，他会觉得很没面子。这倒是件大好事，因为我的手头很不宽裕。这就是说，如果有人请我去吃饭，我自己就不必花钱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顶多也就是一块香肠面包卷而已。如果晚上不外出，我的晚餐常常是四分之一磅的水煮大白菜（最便宜的蔬菜），加上一只苹果，或者一块企鹅牌饼干。
尽管伦敦的生活丰富多彩，尽管在艺术画廊和博物馆里能学到许多东西，我还是想受到正规教育。我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上了大学，我觉得自己有点比不上人家，我也梦想能上大学。所以我就参加了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免费夜校课程。我选修了新闻和英国文学。英国文学讲授的是迪伦·托马斯和t.s.艾略特的诗歌欣赏。我还参加了每周一次的神智学。我对这门课上讲到的佛教中的“业”和“转世”的概念很感兴趣，因为我还在冥思苦想着那场可怕的战争。如果“业”真的在起作用，那么希特勒和纳粹就会以未来的某种生命形式来偿还他们所造下的罪孽，而那些在战场上喋血的和那些在集中营被折磨致死的人们，也许会因前世的苦难而得到回报，比如在来世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抑或进入某个天堂或者乐园。我从来就不相信，上帝只给脆弱的人类一次机会——不会因为我们在世的时候是失败者，就把我们送进地狱。毕竟，在永恒这个背景下，人的一生是极为短暂的。所以说，“业”和“转世”在我看来是符合逻辑的。
给我们讲授神智学的女教师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大多数男青年学生都一厢情愿地爱上了她。我也觉得她很了不起。她能把一个小小的想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经常强调不要陷入被她称为“循环思维”的套路，这样我们才能比较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她解释说，循环思维就是那种总在头脑里反复出现的思维过程。想让自己的思想一片空白，一无所思，也许是最艰难的任务。我对上帝和宇宙的信念不断改变，所以那些课程中所学的许多东西对我大有帮助。我在那段时间写了不少诗歌，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古老的智慧
夜风轻轻摇松树
白云飘飘黑天幕，
出去吧我的孩子，出去
寻觅你的灵魂，永久的我。
脚下沙沙青草响
天上高高繁星挂，
在你的上方，很近的地方
在你身上找到，永久的我。
是的，孩子，到外面的世界去吧，
慢慢地、静静地理解这个世界，
你的灵魂就是这个宇宙
它会知道，永久的我。
下课后，我们有些人就去一家咖啡馆，坐下来慢慢探讨。我从这些晚间课程中学到很多人生的哲理。参加这个班的人五花八门，代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课堂上有个“蚯蚓女郎”经常站起来发表一些妙论。她提到了蚯蚓，说这种小东西虽然只是在蠕动，却能给土壤增加空气，能让生活在土壤里的生命得以延续。多亏了这位“蚯蚓女郎”，蚯蚓才一次又一次地进了课堂。有个非常有趣的荷兰人，过去曾经是荷兰地下游击队的成员。他比我年长许多，可我却爱上了他。我们的关系差点到了非常密切的地步。可是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当时的道德观念与现在也大不一样。
我对神智学极感兴趣，可我对耶稣深深的爱依然如故。我记得当时有个从秘书培训学校出来的姑娘走到我面前说：“你脸上常常挂着微笑，你似乎总像有个美妙的秘密。”这话不假——我觉得我和耶稣有良好的个人关系。但这是个人的私事，我不想跟别人谈。
拿到秘书文凭后，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我姨娘的诊所。奥莉是个理疗医生。她的工作对象几乎全是儿童，是一些因患小儿麻痹症或因事故而造成肢体瘫痪的儿童，或者是一些中枢神经瘫痪、肌肉畸形退化，或者其他悲剧造成瘫痪的儿童。我的工作就是把医生对患者病例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用打字机打出来。自那以后，我对因疾病或事故而伤残的人一直非常同情。我的第一个真正的男朋友就是可怕的撞车事故的受害者，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从踝骨到腰部都打着石膏。我的第二个丈夫德里克·布赖森的双腿就是半瘫痪，是他的飞机在战争中被德国人炮火击落所造成的。
在那个诊所度过的几个月，以及埃里克舅舅让我在手术室看他工作的情景，使我对人类心理和身体恢复能力大有了解，同时也为自己极其健康的身体感到欣慰。我知道自己很幸运，可是我从来没有把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离开诊所之后，我到牛津谋到一份工作。我在那儿了解到大学本科生的生活——至少我在没有任何学习压力的情况下，对大学生活的乐趣有了很大体验。后来我到伦敦找了一份很有趣的工作，就是为一家制片厂的纪录片挑选音乐配音。那家电影厂很小，可是我却有机会学到了电影制作几乎各个方面的知识。接着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56年12月18日（星期三）早晨，我收到玛丽·克劳德·曼奇一封来信。在学校时，她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都叫她克洛。我有好一阵子没有接到她的信了，当我看到信是从非洲寄出的时候，不免有些惊讶。我至今还记得贴在信封上的肯尼亚邮票。其中一张邮票的图案是一只大象，另一张上是两只长颈鹿。她在信上说，她的父母刚刚在肯尼亚购买了一座农场，还问我想不想到她们那里去玩玩。怎么不想呢！
可是我首先得挣一笔钱作路费，而且得是来回票。那里的当局不让持单程票的人入境，除非有人能为他在那里提供担保。不管怎么说，万妮无论如何是不会让我持单程票去的。这意味着一大笔钱。我当时的工作虽然很有趣，可是工资并不高。战后的英国，许多工作的工资都不高。接到那封信的当天，我就提交了辞呈报告，返回伯恩茅斯。在那里我可以住在家里，这样可以省一笔开支。我到一家餐厅去当了服务员。我把拿到的工资和小费全都积攒起来，一个子儿也不乱花。每到周末，我就把挣来的钱藏到白桦山庄起居室的地毯下面（外婆总是把零钱放在那里）。过了5个月，有一天晚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为了不让外面人看见，我们把窗帘拉上，然后开始数我积攒的钱。加上在伦敦工作时省下的，我的钱已经够了。我可以去非洲了——我的生活将发生永久性的变化。
“第二里”（thesecondmile），源自《圣经》。意为“过分的善行，或超过本分要求的慈善或仁慈行为”。——译者
拿撒勒，在今巴勒斯坦。——译者
客西马尼园（thegardenofgethsemane），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花园，基督教《圣经》中耶稣蒙难的地方，后被用于比喻使人饱受精神折磨的地方。——译者
埃莉诺·罗斯福夫人（eleanorroosevelt，1884—1962），是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社会活动家。——译者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是美国第3任总统，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民主共和党创建者。——译者
“业”是梵文佛教名词karma的意译，音译则为“羯磨”。一般把业分为身业（行动）、语业（言语）和意业（思想活动），认为业发生后不会消除，将引起今世或来世的善恶报应。——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