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有机会可以为社会彻底地重新立法，可以颁布所有你希望实行的法律。不过有一点得注意：你被“无知之幕”所笼罩，也就是说，你无法预知你在新社会中将站在什么位置上。你不知道你的身体与精神状况将是如何，不知道你将拥有哪些天赋与缺陷，不知道你将从事怎样的职业，也不知道你将有多少收入。你甚至不知道你将是什么性别、关心什么利益、属于哪个种族，以及信奉什么宗教。你虽然可以决定一切游戏规则，却不知道你将在哪个位置、哪一阵营参与游戏。
这个无知之幕是否能保证你将会打造出公平正义的社会？哪些基本法则是你与其他人都能共同接受的？
这个思想实验来自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rawls，1921年—2002年），他的《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1971）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罗尔斯在书中探问，正义的国家应该建立在哪些基本原则之上？什么是公平正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又是由谁来认定？罗尔斯认为，要决定什么是公平正义，需要公平合理的程序，无知之幕就在这里发生作用。无知之幕可以保证，在寻找共同生活的基本规范时，其制定不会受到私人利益的操控，这层遮蔽可以防止偏颇与营私。
决定社会基本原则的人，应该要凭借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心态，只有当他不知道其决定对自己将会有何影响，他的决定才会是最公正的。有钱人在富人税的议题上，一定无法公正，穷人也是一样。然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在社会上将是穷还是富，就会制定最能公平对待富人与穷人的法律，换言之，谁要是罩上了无知之幕，就将为所有人制定公正的公共生活基本原则。但那会是怎么样的原则呢？穷人、富人、男人、女人、虔诚教徒、无神论论者、聪明人、思考怠惰的人、市侩跟嬉皮，在无知之幕的笼罩下，真的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吗？
根据罗尔斯的理论，如果人人具有理性，将能共同认可下列原则：第一步，他们将会拟定出人人享有相同权利及最大可能自由的基本原则，而人人享有最大可能的自由，就是一切最高的原则；基本权利如迁徙权、财产权、言论自由与选举自由，或者免于歧视的权利等等，皆应对所有人一体适用。第二步，在前述的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接受有条件的不平等，如果这对所有人（包括对最弱小的人）有利的话；也就是说，唯有在对所有人皆有利的情况下，不平等可以优先于平等，这也被称为“极大化最小值规则”（diemaximin-regel），因为这种不均等，必须是对最不利处境者来说利益最大的选择。第三，处境较优者的位置原则上必须对所有人开放，人人都能够达到那个位置，简言之就是机会要均等。
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的笼罩下，具备理性的人将能够达成这些基本原则，而且既然无知之幕保证了在决定的过程中，没有私人利益介入，而是众人不偏不倚地思考后做了决定，所以，罗尔斯相信，这些原则可以算是符合公平正义的。然而这真的是正确的吗？请你想象一下，有个赌徒在无知之幕下做了这样的赌注：他打赌自己将是个富人，于是觉得有钱人不但不应该因财富受到惩罚，还应该被奖赏，虽然他清楚知道自己也有可能会是穷人，这样的打赌有风险存在。罗尔斯的思想游戏里排除了这类喜好投机的赌徒——但是赌徒就不具有理性吗？
也有人持反对的观点，认为无知之幕一点也不能保证决定不会偏颇，因为在罗尔斯认为可达成的正义原则的方法背后，隐含着个人主义的、西方式的社会模式。我们如果换个方向问，就会明白这一点。比如：宗教的基本教义派信徒在无知之幕下会协议出怎样的正义原则？换成一群种族主义者又会怎么决定？种族主义者会不会甚至同意，有色人种被差别对待是正义的？所以，关键的问题变成：在决定什么是正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抽离出来？是否存在绝对中立的正义，与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完全无涉？特定观点与价值观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自我认同，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从中抽离，至少这是社群主义（kommunitarismus）者对罗尔斯的批判。
“极大化最小值规则”同样受到批评。让我们用另一个例子再陈述一次这个规则：让我们假设，你能在两个保险柜中选一个带走，第一个保险柜里藏了1000欧元或100欧元，第二个保险柜里则有500欧元或300欧元。现在“极大化最小值规则”建议你拿第二个，因为你至少能拿到300欧元，如果你拿第一个，万一运气不好，你就只有100欧元。也就是说，用最坏的结果比较之后，拿第二个保险柜会比拿第一个好，所以“极大化最小值规则”建议你拿第二个。然而，难道不能说拿第一个保险柜更为合理吗？比如说，如果你为了一项手术急需1000欧元，300欧元反正帮不上忙？我们也可以换个方式问：地球上70亿人每天赚10欧元，跟所有人每天赚100欧元，只有一个人赚9欧元——前者真的比后者更公平正义吗？第二个状况里，虽然有一个人赚得比状况一要少一点，但是其他将近70亿人，比起状况一都赚到10倍之多！
b自由意志的外部效应/b
批评罗尔斯最有力的是美国哲学家诺齐克（robertnozick，1938—2002），作为自由意志论（libertarismus）的捍卫者，他认为国家确实应该保护比如像财产权这样的基本权利，但是不应该插手分配的问题。诺齐克不只反对“极大化最小值规则”，根据此原则，不平等只在对所有人都有利时才可被允许，而是根本反对一切对市场自由的干预。为了阐明自由意志论的立场，诺齐克也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不论各家正义理论如何定义，有支篮球队的收入分配是“公平正义的”，平等主义派要求收入应均分、机会应均等或者应有伤兵补贴：比如因伤停赛但薪资照给，于是球队有了公平的初始条件。现在球队老板向传奇球星张伯伦，联赛中最棒的球员，提出合约：如果他愿意换到自己这边来打球的话，那么球队每卖出一张门票，就付给他1美元。在每季有100万名观众买票的情况下，这就等于100万美元——这比队里其他球员的收入高多了。张伯伦接受了这份合约，球队非常高兴，在主场比赛时，门票总是销售一空。签订这份合约的双方都是出于自由意愿，观众也乐意付门票钱来看张伯伦打球。
但是，在张伯伦转会后，队内的收入分配就跟原本的模式不一样了，但是这仍然是从原本（被认为是公平正义）的分配状况，经过自由意愿，转变成目前的分配状况的。现在诺齐克问：如果此变动的发生是自愿的，也没有人因此蒙受损害，那这个分配状态的结果怎么可能是不公平不正义的？毕竟其他队友赚得并没有比以前少。哪一点可以算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呢？根据诺齐克的观点，如果人们将自己合法取得的财产自愿地支付出去，那么所产生的财富分配就一定是正义的；公平正义不需要特定的分配结构，唯一条件就是所有人都是出于自愿参与交易与交换。
在这个例子上，确实看不出来有谁在交易中受害了，然而现实中的状况常常并非如此，因为会产生外部效应（externalitäten），对第三者造成损害。拿原物料跨国企业与各国政府间的交易来说：交易双方确实获利了，但是在矿物开采的过程中，工人受到剥削，消费也损害了环境，并因此殃及未来的世代。此外，金钱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在政治上也是令人忧虑的事。
瑞士信贷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杜德恒（bradydougan，1959年—），每年薪酬据估计约9000万瑞士法郎，也就是每个月高达750万瑞士克朗。天知道这是不是利伯维尔场的结果。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问：他的价值真的比那些坐银行柜台的职员高出那么多吗？为什么医生总是赚得比护理人员还多？薪资之间的差异应不应该受到规范？暂且撇开这点不论：所有劳动者不是已经有了最低工资，让他们可以体面地生活？或者我们甚至需要实施无条件的国民基本收入，不论每个人从事什么职业与做多少工作？这些问题极其复杂，让我们烤块蛋糕来帮忙厘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