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每个女孩就主动被动、有意无意地开始了对“成为母亲”的准备。从第一次月经初潮到怀孕的女孩期里，我们的身体、心理和社会性都在酝酿母性期的到来。
我们不断从外界获取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延续一生”“女人只有做过母亲，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母爱是最无私的”等等信息。我们甚至从女孩期以前，就在过家家的游戏中反复扮演着母亲的角色。
这篇文章要谈论的，就是被建构了的“母性”概念如何影响了女性的心理发展。h3被“制度化”了的“母性”/h3美国诗人、女权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rich）在1976年提出了“制度化的母性”的概念。它指的是父权社会对母性赋予了一种期待。
母性，被建构为一种前话语的存在。也就是说，它被建构成了一种“无需讨论”的默认状态，一种绝对正义。这种建构的结果是，社会主流认为，作为一个女性，“有一天会成为母亲”是一件不存在“选择”的事，是女性身份天然具备、生而有之的重要方面。
具备女性的生理构造、受孕、在自己的身体里养育胚胎、生产、抚育孩子，这些被天然地绑定在一起，形成一组不容置疑的固定搭配。这种固定搭配影响着我们对“血缘”的感受。举例来说，我们都了解遗传因素是由染色体承载的，但我们中很多人，仍然觉得代孕（在别人体内发育、生产）的孩子，“感觉上和（完全的）自己的孩子不一样”。
父权社会对于“母性”的第二层建构，在于把“母亲是子女的首要照料者”，以及“母性是始终把孩子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的”，建构为前话语。尽管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出现了父亲作为首要照料者的情形，我们还是会觉得“母亲照顾孩子更多”是我们在看到一个陌生家庭时首先会做出的猜测。同样，当我们听到那些母亲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利益的故事，我们会感动但是不会意外；而听到那些母亲剥夺了孩子的利益的故事，我们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
社会对于母性的这两重建构，都影响着女性是否成为母亲的选择，和如何去实践“母亲”这一身份的内容和标准。
里奇说，制度化的母性，让女性依靠天性和直觉，而不是智慧来做母亲；要用无私，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态度来做母亲……只要产下的儿女是“合法的”，那么母性就是“神圣的”。h3成为母亲的过程：“主体之我”与“客体之我”之间的撕扯/h3成为母亲的过程，必然包含着向一个或几个他者让渡自己的过程。这个转变是猛烈而迅速的。
首先是身体。从怀孕开始，我们的身体就不再只属于自己。我们一方面为自己补给养分，另一方面也为胚胎补给营养。我的“自我利益”从这一刻开始走下神坛。
社会对女性苛刻的形体标准，会从怀孕这个生命事件开始发生迅猛的改变：“要吃胖一点”“不要洗头”“不要化妆”等等。即便是曾经对自己的外形最严苛的女性，也会因为体内的胚胎有所退让。我们的身体真的变成了土壤，功能性是它首要的考虑。
但作为母亲的女性，她们的主体性并不会由于另一个主体的出现就完全泯灭。当她不是一个母亲时，她对自己的种种期待，也不会完全消失。女性依然会感到焦虑：我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的身体变得陌生了，我的人生目标被我孩子的人生目标替换了……
被制度化了的“母性”，一方面由于母性与女性身份的绑定，影响了女性对于母性的选择权：母性是女性性征的一部分，它和女性的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一个女性成长到一定阶段，到达法定可生育的年龄时，她需要选择生子，来证明自己的完整性，如果一个女性始终不生子的话，她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在社会观念中，是否生育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而这种不完整，让女性感到失败、无价值、焦虑。很多大龄女性对于婚姻的焦虑，其实是因为，在目前的主流观念中，婚姻仍然是生育合法性的前提。人们说“结婚太晚了”的时候，其实是下意识地认为“对生育来说太晚了”。错过生育年龄，比起晚婚，是女性更深层的恐惧。
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化的母性，会影响到一个女性养育孩子的过程。社会赋予了母亲一个充满爱的形象，认为母爱就是忘我而无私的。当一个女人在承担母亲的角色时，就应该每时每刻都在愉快地抚养孩子，用爱和包容去对待孩子，无时无刻不优先考虑孩子，在孩子面前展现出完美的形象——而这并不符合人类的本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但已经被建构了的女性，却因为无法达到这个标准而感到失败、内疚、焦虑。
里奇用自己的经历来讲述这种母性的制度化：她的孩子在长大后告诉她，“感觉你好像始终都认为，‘你应该爱我们’。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可以时时刻刻、不间断地爱着另一个人”。
美国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师巴巴拉·艾尔蒙德（barbaraalmond）出版了一部颇具争议的著作《内在的怪物：母性的隐藏面》（themonsterwithin:thehiddensideofmotherhood），提出“母性既包含正面情感，也包含负面情感”的事实，但这在当代社会仍然不被接受，是一个不能够被谈论的罪恶，如同在房间里隐藏着的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