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大体上总是比过去的自己变得更成熟、宜人，更有责任心，但卡斯比等人认为，这种成熟的变化是有限的，个体的人格并不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而无限度地发展变化。
他们以“设定点”来比喻人格的这种“有限”发展，即不论人们的人格如何成熟或变化，最终总是在这个“设定点”所在的一定范围内波动。例如，一个容易在社交场合感到紧张的人，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以及反复的努力，自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低紧张感，却也很难彻底转变成为一个乐于交际的人。h42.我们的精神胚胎影响着我们自身的成长环境，从而进一步影响人格的形成/h4在大量文章都在强调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性格产生影响的时候，人们常常忽视一个事实：孩子天生的脾气性格会对家长的教养方式造成影响。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麦克雷（robertmccrae）等人认为，有些父母之所以对他们的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宠溺，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孩子天生的“宜人性”较高，更常表现出可爱的一面。
另外，人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主动寻找与自己个性更契合的环境，就这样人们的天性又在自己所选择的环境中被不断强化。比如，一个成就取向的人，觉得大城市能给自己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于是决定在大城市奋斗，与此同时，ta对于成就的渴望也在大城市里被不断回应和加强。
卡根也曾感叹道：“先天因素对于人格形成的影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所愿意相信的程度。”h3在记忆形成之前，最初的环境影响了精神胚胎的发育/h3人格形成的后天因素主要指成长环境与经历，这其中，家庭是人们最初的社会化场所和最主要的成长环境。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早在我们的记忆产生之前就已开始。我们有时无法理解自己性格中的某些部分，而它们恰恰和我们人生最初记忆的缺失有关。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襁褓中的环境是什么样的。h41.人生最初的亲子关系/h4亲子关系是人们最初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个体日后的人际交往。尤其在生命的初期，生理需求能否及时得到满足，影响着个体对于外在世界与他人的信任感、安全感的判断。如果父母能及时回应孩子的需求，孩子则更有可能认为外在世界是安全的，ta长大之后也更容易表现得不拘谨，善于与他人交往。
另外，匈牙利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mahler）等人认为，婴儿会从最初时期与母亲的“共生”关系中（由于婴儿的生理需求与有限的认知能力，ta与母亲之间最初就像一个生物性的整体），逐渐分离独立出来。但若在“共生”期，母亲的爱过于有侵犯性，或让孩子感到“喘不过气”，ta便会比其他孩子更早地和母亲保持距离。而ta也更有可能在成年之后，对他人的亲近感到不适或甚至抗拒。
尽管大多数幼年记忆早已被我们遗忘，但这些关于爱与安全的感受早就固着在已有的精神胚胎之上，影响着我们之后的人际关系，包括亲密关系。h42.人生最早期的家庭教养/h4父母在家庭中养育、保护、照顾孩子的同时，也教育他们如何行走和说话，培养他们形成自己对世间的好恶和价值态度，为他们提供社会交往、情绪管理等一系列社会化行为的模型。而我们很多时候思考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时，都并不了解在生命的最初，父母对我们的教养是如何的——它对我们的塑造，在懂事之前就存在了。
从社会学习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人们通过观察学习来模仿父母的表情、姿势、发音，到说话、走路，再到后来的为人处世、价值判断等等，这个过程塑造了孩子的人格特质。另一方面，通过行为强化，即奖赏与惩罚，人们也能直接习得行为模式。例如，不谙世事的婴儿也会因为发现自己的笑可以得到母亲更多的关注（奖赏），而更经常开怀大笑，这便使他们更有可能在长大后成为“宜人性”高的人。
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annafreud）在“儿童发展”理论中提到了人生最早期的家庭教养对我们人格的影响：
例如，进入肛欲期（1~3岁）的幼儿，原始冲动的满足主要依靠大小便的排泄得以满足。若此时家长对于孩子排泄训练失败，如过早地强迫孩子保持洁净，就有可能激发孩子通过自我防御来捍卫自己自由排泄的权利，孩子会因此更有可能形成所谓的“肛欲性格”，即个性上更为顽固、吝啬和冷酷。
相反，如果家长对孩子逐步地进行排泄训练，就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家长和“社会”对于个人清洁的要求，他们得以逐步将这种标准整合到自己的超我（即道德感）中，对自己日后的行为进行自觉的约束，而守时、责任心等宝贵的人格特质也会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
当然，无论婴儿期，还是其他生命阶段，个体成长过程中所遭受到的创伤经历（如被某一方父母遗弃，目睹剧烈的家庭斗争等），都会对人格造成影响，即便由于对一些阶段没有记忆，个体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些经历是存在的。这种影响是有生理基础的。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布雷姆纳（douglasbremner）的研究发现，创伤性事件带来的巨大压力可能会导致大脑中的海马体萎缩，而这又会对人们的情绪稳定性造成影响。h3我们仍然可以是自身人格的塑造者/h3如果我们的人格很大一部分由先天的精神胚胎决定，又受到生命最初环境的影响（那时候我们对环境还没有太多的控制力），同时我们的精神胚胎还影响着我们会进入什么样的环境（例如，天生宜人性高的孩子更不容易被父母严厉地处罚，天生竞争性强的孩子会选择不断进入更有挑战性的学校等），那么这样的事实是不是太悲观了？我们是不是对“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缺乏足够的掌控力？
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意识到这些事实，恰恰对我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格有好处。
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胚胎，它决定了你的基本气质和你未来可能发展变化的范围，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对自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和要求。你一定有天然的极限，但同时也会有天生的优势。接受最本真、最核心的自己，同时在一个合理的、现实的范围内努力成长和进步，这会是一个让你更少自我苛责、更少焦虑的状态。
你的精神胚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意识到这一点能帮助我们避免自己变成一味埋怨外界和他人的人，并对自己的环境多一分警醒。同时，如果你的环境持续地不如人意，你需要看看你自己的人格特点是否在其中有一些影响，即你是否选择了进入和留在这样的环境里。
如果你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身上不被自己理解的性格特点，你可以考虑去了解自己生命最初的经历，这也许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布莱恩·利托认为，人们并非基因或环境的受害者，即使在人格形成之后，人们依然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指出，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3个自我，一个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个是在环境与文化影响下的，还有一个是由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与价值所定义的，而最后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