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宣德被派到瑞士工作了几年，后来又去了摩洛哥，但他在麦卡锡政治迫害中也受到攻击，仅凭捕风捉影且显然站不住脚的证据就指责他为共产党员。他被迫于1952年从国务院辞职。费正清也被麦卡锡之流指责为不忠，并经历了一段极其紧张而艰难的时期，当时他和其他中国问题专家，其中最知名的有欧文·拉铁摩尔，都经受了美国国会的调查。但是，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不同的是，费正清因他在哈佛大学拥有历史学教授职位而受到保护，在那里他培育了几代学者、记者和外交官，包括本书的作者，给他们传授了有关中国的知识。
毫无疑问，不论是在谁的手上失去，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与苏联密切结盟并帮助亚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失败。毛泽东本人因美国的失败而几乎欣喜若狂。在1949年8月《白皮书》发布后仅一天，毛泽东在他的一次著名演说中，引用了艾奇逊自己的话来讽刺美国的立场。他指出，艾奇逊承认蒋介石无法挽救，是因为他的政府“意志消沉，失去民心”。毛泽东问道，那么，既然美国明白中国人不再需要他，为什么还要给国民党提供帮助？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毛泽东称，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的目标之一就是“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和一场“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但美国失败了，毛泽东说，因为“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毛泽东还强调了他称为的“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他说，这就阻止了美国“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
毛泽东那充满胜利欢欣的讲话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其一是把它看作一个声明，共产党中国和帝国主义美国因它们的敌对本性决定了必须是死敌。其二是把它作为一种变相的希望，希望美国在中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希望美国拒绝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因为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正常的或至少非对抗性的关系本来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上，在做出敌视共产党这个抉择后，美国使得毛泽东别无选择，就像他在1949年另一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只能向苏联方面“一边倒”，这就导致了长达二十五年的互不信任和敌意。
是否有可能存在不同结果呢？对于这个困难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作家、政治家和学者给出了激烈的、相互冲突的答案。在辩论的一侧始终有一方辩称，如果美国行动更坚定，更加有先见之明，美国是可以从共产党人的猛烈攻击中挽救蒋介石的，中国也就会慢慢地朝亲西方的民主方向演变。假如美国提供给国民党更多的帮助；假如美国当时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更加明晰；假如美国不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停止在日本占领期间消灭共产党的战斗；假如美国在1946年年初蒋介石初步取得了几乎是成功的攻势期间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师团去东北；假如史迪威和中国通们没有在蒋介石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重拳打击之际去玷污他的声誉——那么共产党的胜利是有可能被防止的。
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有几个人提出了这种观点，最突出的也许是与罗斯福总统关系紧密的表兄弟约瑟夫·艾尔索普，战后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专栏作家。正如我们所知，艾尔索普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只有“白痴”才看不到共产党会成为苏联的马前卒，反对蒋介石集中力量于未来同共产党的斗争的愿望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艾尔索普认为，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在战后调遣大批自己的军队到中国去，从而确保国民党能够建立其统治。
艾尔索普还认为，美国人民一旦明白了所涉及的战略利益，就将支持在中国对共产党发动战争。然而，战争一结束就要求美国军队返回家园的大量呼声表明艾尔索普完全错了。极有可能的是，假如听从了他的建议，美国会发现自己陷入像二十年之后在越南所经历的那种困境——把自己束缚在亚洲大陆上无法打赢的一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之中。共产党太根深蒂固、太强大，获得的苏联支持太稳定，随着冷战正在世界各地展开，苏联人将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人在中国流血和死亡。而且，正如艾奇逊所正确地表述的那样，在克服国民党政府的缺陷这个问题上，美国根本就无法有所作为。中国人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与此相反的选项是要求美国不再支持国民党，从而不会招致毛泽东的愤怒。这就是中国通们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要比艾尔索普的观点更好。不幸的是，像戴维斯和谢伟思这样的人物，尽管都是很聪明、很敬业的公职人员，但他们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频繁接触时，对共产党太过天真以至于目眩神迷。他们对毛泽东的偏爱并没有改变美国的政策方向。尽管对国民党的幻灭和对共产党的英雄描绘大量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中，美国在介入中国的“自相残杀的冲突”中时仍然站在蒋介石，而不是共产党一边。
如果美国更早抛弃蒋介石并在中国国内斗争中保持中立，就像毛泽东在1949年8月的讲话中似乎模棱两可地暗示的那样，这么多年的对立是否能够被避免呢？多年来，对于这个问题舆论的洪潮给出了答复：“是的”。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越南战争中，许多学者、记者、外交政策专家和普通百姓一直认为，美国不仅反对亚洲的革命力量，而且还去支持右翼独裁者，从蒋介石开始，从而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正是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导致了革命政党在世界范围内风生水起——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越南共产党或者，之后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者——并都把美国视为敌人。从这种观点来看，中美对抗是被误导的美国决策的产物，其本身也反映出在美国的辩论中未能聆听那些更明智的声音。
这个观点应用到世界其他地区时可能是正确的，但用在中国这个特定情况中，就很难具有说服力了。一方面，在中国实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就如同一项庞大的军事干预一样，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在容易产生强烈意见分歧的事件中，民主国家往往会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大规模的干预将会遭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反对，因为做出巨大的努力去拯救一个遥远的且并不怎么民主的政权显然难以使他们相信是正当的。
然而，同样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也会确信，当一个长期存在的盟友面临着可怕的挑战时完全听任其自生自灭，这将是可耻的，过于狭隘利己的，也是与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到1945年年末，很明显，斯大林公然违背了他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义务，把东北交付于毛泽东手中，此时如果袖手旁观、不出手相助就会违背美国人的公平感。现在回想起来，很容易看出，当时所做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蒋介石也因此失去了中国大陆。但是，当时这一切都是很不明朗的。当华盛顿做出帮助蒋介石的决定时，他似乎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在中国打一场胜仗，如果不是在东北的话，在长城以南也会是稳操胜券的。
塑造中国和中国未来关系的主导力量不是美国的选择，而是苏联和毛泽东的本质和行动。那些年里的转折点不是在华盛顿做出的一些决定，或是赫尔利的新闻发布会，或是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到北京、天津和上海，而是苏联在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勉强接受与国民党的政治交易的进一步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尽管美国为调解双方做出了不懈的共同努力。一旦斯大林派出100多万士兵占领东北，中国的内战就在所难免，因为毛泽东明白，国民政府不再具有消灭他的军事能力。当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总统在雅尔塔与斯大林会晤时，恳请苏联派兵进攻中国东北，而且苏联的进攻也得到了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支持。但是，正如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当时就看穿的那样，不论美国是否要求他出兵，斯大林肯定要派出他十一个军的兵力，由无情的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率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是“丧失”在蒋介石手中，但更主要的是斯大林和毛泽东赢得了胜利。
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不是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而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以及他对苏联帮助的需求。毛泽东所需要的来自强大的和更近的俄国人的支持和善意，远远超过了他所需要的来自矛盾的和遥远的美国的支持和善意。冷战已经开始了。苏美之间的敌意也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即使毛泽东不想这么做，他也不能忽视斯大林的要求而只能“倒向一边”，在以斯大林为主的世界里中立是不被允许的。
但毛泽东并不想采取一个中间立场。毛泽东不是塔列朗，总是在寻求权力平衡。他是一个有远见的革命家，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冲击波式的影响下，他也深深地浸透在这种以激进和暴力的方式改造世界的全球文化中。毛泽东的性格、信仰和抱负以及他领导的运动，而绝不是在华盛顿所做出的一些决定，在引导着中国的历史。如果换一个人物，情况也许会不同。一个不那么注重意识形态的人物，会与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争取早日和解。这样的一个人物可能会一直努力，就像当时刚刚独立的印度那样，从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受益。他可以像多年以后的纳尔逊·曼德拉那样，选择与以前的敌人“一笑泯恩仇”。但斯大林主义为毛泽东提供了他拥有领导权的路径，而且阶级斗争也一直是他的信条。“骑墙是不行的，”毛泽东在1949年夏说道，当时国民党正在节节败退而他正准备接管政权，“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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