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警察半夜来到的时候，梅志和她的丈夫，中国最知名的文学评论家胡风，不忍心告诉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两人即将被捕。于是，他们说客人已经到了；他们把自己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安顿上床，和他们亲吻互道晚安。然后，他们就被带走了。
梅志，散文、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家，六年后才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即便获释了，她仍被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这是中国的一种说法，意思是感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她被迫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以便清除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胡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和抗日爱国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其后整整二十五年几乎都被湮没在中国监狱系统里。在此期间他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理由是，他后来说道，他根本就没有犯过什么罪。胡风的罪行是撰写并传播了一篇一面世即刻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长文，文中他批评了中国的新领导者强加给艺术和文化的限制。这种冒犯行为导致毛泽东宣布他为“反革命集团”的领袖，毛泽东还下指令称：“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1979年，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胡风被释放出狱，又过了三年，他被正式平反。但他因长期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最终陷入受折磨过度的精神失常，于1985年去世。
胡风是本书提到的几个中国著名的学者、作家和专家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公开醒悟帮助了将公众舆论的潮流扭转为反对蒋介石并支持还不那么知名的共产党。他们分属不同的信念派别。有些人，像胡风一样，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则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中的所有人，就像世界各地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接受其令人满意的必然性，及其体现了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敌人之外全人类进步渴望的主张。中国同其他地方——从古巴到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都因其中央政府的腐败、肮脏及无能而得到增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实际运作并不怎么了解，但也在1949年共产党人上台执政时给予他们热烈欢迎。
去做他们所做的事是有风险的。像左翼作家联盟一样，属于一个亲共的组织，或者只不过批评几句蒋介石和国民党，就要冒坐牢和酷刑的危险。然而，除了他们中少数几个确实痛苦地遭受过苦难，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为自己的信仰献身之外，大多数反对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出版小说、诗歌和散文，教学，以及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寅初的例子，在公开聚会上表达他们的意见。
正如我们所知，在1946年7月时，民主同盟的几名成员因害怕刺杀了两位民盟成员的右翼暴徒而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寻求临时避难。其中就有费孝通，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农村研究的先驱，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自燕京大学（后称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先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同他的很多同事一样，他是通常与共产党结盟的民主同盟的一个成员。在战争期间，他生活在流亡昆明的一所大学里，在云南省的乡村从事研究。他甚至还到美国去生活了一年。他在中国的出版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享有相当的知名度。
1949年之后的几年里，毛泽东总体来说对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是执行了一项他在战争年代和夺取权力的长期斗争中所采取的温和政策。许多批评过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职务。费孝通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以及享有声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成员。
1956年，在后来被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中，费孝通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结果他被迫站在狂呼乱叫的人群面前承认自己的“反人民罪行”。后来，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他被红卫兵小将殴打，并被迫去打扫厕所。不同于许多其他受害者的是，费孝通活了下来，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但他说自己已经失去了原本是最能出成果和最有用的二十三年。
其他人有着相似的遭遇。马寅初，这位在1944年曾把蒋介石比喻为“真空管”的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储安平，他在《客观》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使得他在日本投降后的那些日子里成为一个突出的人物，当上了《光明日报》的编辑。《光明日报》是一份主要读者为知识分子的报纸。当马寅初提出中国要实施人口控制规划后，他失去了信任，因为当时毛泽东认为人口控制是帝国主义列强妄图使第三世界保持软弱可欺的一个阴谋。
马寅初被清除出公共生活，受到了一系列荒谬的政治罪的指控，并承受着一种非人待遇；毛泽东逝世后，像费孝通一样，他也被恢复了名誉，并能够重新恢复他的学术生命。
马寅初至少还避免了实际上的牢狱之灾，其他许多人则难逃厄运。1957年，成千上万的人被划为“右派”，包括众多受过西方教育并从国外回国帮助建设新中国的人。他们中许多人被送往劳教所去“改造”思想。许多人就死在了那里。1958年，储安平被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就在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前，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本长达1054页的文件汇编，其目的是要捍卫美国政府，回应有关美国须为现在是很明确的，即中国会“丧失”在共产党手中而承担责任的指控。这本著名卷宗的正式名称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1944年到1949年时期》，但被普遍称为《对华关系白皮书》（也简称《白皮书》）。1949年1月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为此书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并不是因为美国的任何过错；中国是被蒋介石政府“丢失”的，这个政府已经变得“意志消沉，失去民心”，无法挽救，尽管如《白皮书》上所表明的，美国多年来一直做出巨大的努力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然而，与杜鲁门政府的希望和期待相反，《白皮书》并没有解决争端。最重要的是，它未能阻止错误和邪恶的指控的重演，这是赫尔利在1945年年末辞去驻华大使一职后发起的，其坚持认为是国务院中的一群亲共产党中国的专家破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损害了中国那合法的亲美政府。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国内所产生影响的关键特征，从蒋介石的失败所带来的打击中涌现出来一些右翼煽动者，他们策划了可耻的迫害，把失败归咎于政府内部一些“阴谋者”的叛逆行为。
并非所有战争期间在中国服务的美国人都受到了指控并要承担责任，但其中许多人确实惨遭厄运。曾作为中国战区司令而指挥若定甚至颇为明智的魏德迈，也加入了对外交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横加指责的行列，草率地怪罪他们破坏了美国的利益。魏德迈姗姗来迟的指控是很奇怪的。当他在中国期间，包括1945年年底和1946年年初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夺取东北控制权的竞争正如火如荼展开的那几个决定性的月份里，他写了很多紧急报告发往华盛顿，但其中没有一次他所持的立场是国务院的中国通涉嫌不忠。他后来才提出这些指控；里根总统在1985年给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赫尔利在他突然辞去大使一职后回到他在俄克拉荷马的家中并三次竞选美国参议员，但都没有成功。一直到他于1963年去世，他都对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坚持认为是中国通们对美国不忠才导致了灾难。但主要挑起指控任务重担的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他指责美国国务院的所谓共产党人要对失去中国负责，要对其他方面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负责，这竟然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
即使是乔治·马歇尔这样备受推崇的风云人物，人人都认为他是远离任何怀疑的可能性的，竟然也承受了麦卡锡的指责。马歇尔在中国始终坚持他徒劳无功的努力去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直到他于1947年最终离开中国，取代詹姆斯·伯恩斯出任国务卿为止。就在那个时候，他制订了帮助欧洲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其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1951年，麦卡锡出版了一本书，指责马歇尔要为共产党在中国接管政权负责。在一份从发表起就因荒谬夸张而一直臭名昭著的声明中，他指控马歇尔参与了“一个如此巨大的阴谋集团，犯下了如此黑暗的恶行，使得人类历史上任何先前的冒险行为都相形见绌”。
马歇尔幸运地经受了麦卡锡风暴而基本上毫发无损。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那些级别较低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在战争结束后恢复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最终因中国的“丧失”而几乎全都在劫难逃。
约翰·帕顿·戴维斯后来分别在苏联、德国和秘鲁任职。在1948年时，他因1943年一架载着他和另外一群人的飞机坠毁在缅甸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领导能力而被授予自由勋章。但在1954年，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虽然没有掌握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仍裁定他缺乏“判断力、审慎，以及责任心”。他被国务院解雇，他的安保审核也被剥夺。他去了秘鲁首都利马并成为当地一个成功的家具制造商，后于1999年去世。
谢伟思，在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期间担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助手，后来在1952年同样遭到解雇。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为他恢复原职，不过，由于美亚事件中对他的指控仍然阴影缠身，他无法继续做一名外交官。他辞了职，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馆长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