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是这样一种人，中国国民政府原本需要他的支持但失去了，结果是让共产党这个死对头大大地赢了一把。他在中国是极具影响力的横跨两个世纪和时代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1882年，即光绪八年，在清末接受的教育，当时的中国衣着为长袍马褂，朝廷腐朽且极度保守。但他的职业生涯却是在新中国度过的，在新的时代里，受过教育的阶层都要参加一种深刻的反思，找出国家长期衰退的原因以及能使它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方式，就像过去它常常拥有的那样。
马寅初的故乡是绍兴，那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佛教寺庙、文艺茶馆和木制房屋像威尼斯那样沿纵横交错的湖泊和运河而建。绍兴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这个国家的黄酒酿造之都。马寅初的父亲是一个酿酒师，他想让自己的儿子追随他进入家族事业，但是，当马寅初在新生的现代精神鼓励下想学习科学、冶金和经济学时，他父亲让步了，马寅初在中国一些最好的学校里学到了他想学的知识。
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热情、雄心勃勃且非常聪明。在一张大约20岁时拍的照片上，他穿一件年轻儒生穿的高领长衫，表情严肃且坚定，透过金属框眼镜看着相机。他是个非常杰出的学生，1907年，他梦想成真，获得了奖学金赴耶鲁大学求学。这对他和他的国家都有着巨大好处，他也打算学成后报效祖国。
马寅初是美国对华理想主义的受益人，美国真诚地想帮助中国克服其近代历史中的腐朽没落。在二十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非常屈辱地被迫支付巨额赔款来弥补义和团所造成的损失和被夺去的生命。在这笔款项的接受者中，仅有美国将其份额投入为中国学生所设的奖学基金中去。这就是资助马寅初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资金出处，他是在1911年得到这个学位的，刚好就在那一年，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被推翻了。然后，在1914年，当世界其他地方都陷入世界大战中时，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学位。
拥有了新的想法以及这些学位所赋予的声誉，马寅初带着满腹经纶回到了中国。此时的中国，革命思想正在强烈地吸引着国内最优秀的年轻人，马寅初也被包括在内。他经历过军阀时期连年的混乱和暴力，也经历了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统治下大部分国土得到统一的兴奋。他渴望参加国家的复兴大业，在上海帮助成立了一所新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商科大学；他就任中国经济学会会长，在此任上他开始主张经济增长和民主并行的观点，认为首先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成功，然后再搞第二位的开放、思想交流和自由是不可能的。
马寅初一度支持国民党，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成了蒋介石独裁、不民主倾向的批评者。1940年，在抗日战争中期，蒋介石的安全部门把他软禁在家，禁止他公开活动。他在这项禁令下度过了五年，但并没有被中国的其他作家和教师，以及尽管在中国没有权力却享有极高声望的为数不多的通常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所遗忘，他们同马寅初一样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但也有能力为祖国的光明前途效力。
1944年年底，国民党受到了来自中国国内和美国的知识分子的压力，要求其放松镇压政策，从而解除了对马寅初的软禁。如果国民政府希望这个姿态将会使马寅初感激涕零地转变为其支持者，这将是大错特错。他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被称为星期五聚餐会的一次聚会上，地点是在重庆一家舞厅。这是由进步商人和企业家发起的一项定期活动，参加者达数百人，其宗旨是通过相互见面，针对当前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即中国目前的处境和未来前景交流看法。
大厅里座无虚席，灯突然亮了，当晚的主持人陪着身穿天蓝色绸缎长衫的马寅初走了进来。“今晚，我们将欢迎马寅初教授并庆祝他重获自由。”主持人吴羹梅如此宣布道。对马寅初将出席当晚聚会明显一无所知的观众们，突然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马寅初登台发言，在感谢了听众的欢迎后，向大家保证他没有同政府做交易以换取他的释放。“我，马寅初，还是老不听话的马寅初。”这是他的开场白。作为结束对他的拘禁的代价，当局禁止他发表演说，他说，即使这样他仍然还要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典型的马寅初特色，这是他的听众和像他这样的人对道德上和实际上的冷漠无情表达的公开和强烈的谴责。在中国迫切需要公民的无私参与和自我牺牲时，他说，有人却“躲在大后方，既吃农民的米，又抽农民子弟去拼命。吃的是鱼肉，穿的是丝绸，住的是高楼，坐的是汽车”。马寅初的话是刺耳的、无情的，就像旧约中的先知说的话一样，严厉抨击了中国的“上等人”的“残忍和贪婪”，在大多数人遭受死亡、贫困和战争的苦难时，他们却“趁机大发国难财”。中国真正的英雄，马寅初宣称，是农民，是成千上万“断肢折足，或流血阵亡，或死于饥饿、疫疠，或辗转于沟壑”的农民。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在它整个有史记载的四千多年历史中都不是，但中国有像马寅初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想要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二十世纪初，在为建设新国家寻找途径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口号，就是“赛先生和德先生”（科学与民主）。其中的“赛先生”将使这个国家摆脱无用的习俗和迷信的泥淖。二十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鲁迅写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故事，有个生病的男孩的父母亲，用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去买据说唯一可以治愈孩子病的药：一个蘸着刚刚被砍头之人的鲜血的馒头。对鲁迅来说，这种冷酷的医疗骗局象征着中国那更大的禁锢：愚昧的传统、穷人的绝望、家族族长的权力、妇女的从属地位、婆婆对媳妇的实质上的奴役——这些婆婆自己也是这个国家最黑暗且仍广泛奉行的恶习缠足的受害者。科学可以治愈中国这些多重的苦难。这就是马寅初学习冶金学的原因所在。
然后还有“德先生”，单单是民主就可以使中国摆脱僵化的权威，以公民参与感来使它恢复朝气，并唤醒其人民身上从未使用过的能量。所以，马寅初的观点是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国家不可能以旧时代的政治制度去创造现代经济。“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民主了，”他说，“所有国家必须在战争结束后走民主的道路，否则它们将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独立。”
就“民主”而言，马寅初心中似乎并没有想到一个西式的选举制度。对他来说，民主就是关注大众的福利，特别是农村群众的福利，在这点上，他很清楚地相信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符合国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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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战争剩下的几个月里，当美国试图弄清其对华政策究竟应该是什么时——到底是全面支持蒋介石，还是一种包括也给共产党武器援助的平衡政策——马寅初在谴责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接近于他心目中的农民英雄。3月在重庆的一次中国穆斯林协会会议上，马寅初用真空管打了一个奇特的比方来为中国缺少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而悲伤。当然，蒋介石是被认定为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的，但马寅初把他比作一个仪器，里面是空的，还拒绝接受任何来自外部的东西。“我在谈论的这个‘真空管’就是他——蒋介石，”马寅初如此说道，生怕他的话被误解了。
再后来在重庆，亲共的《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又有马寅初的身影，这一次是因他的国家而“不寒而栗”，他指责他的同胞去容忍难以容忍的东西——大街上令人绝望的贫困、数以百万计的饥饿人群、疾病、饥荒、死亡、污秽等。当这种可怕的苦难正在发生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却“还想征集粮食，招募士兵，把穷人赶到冰天雪地的战场上去为‘他们’卖命”。
马寅初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批评似乎，尤其是从几十年后的有利角度来看的话，一直是存心一边倒的。在他的讲话或文章中，见不到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使用严厉的话语。马寅初感觉对蒋介石已经不能再抱任何希望，而共产党人，不论新旧，看来都是一个更干净和更光明的替代。这在中国确实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在亚洲的大战即将结束，在不断削弱的国民党同日益增强的共产党之间的新的战争也一触即发这样的关键时刻。
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或者，在缺乏精确数据的情况下，似乎是在大多数作家和思想家中——正是国民党引起了他们的怒火，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执掌着政权，而且一直执政几乎达二十年，这也是独裁的二十年。随着战争即将结束，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多少人——除了像谢伟思和戴维斯那样更有先见之明的分析师——能预测到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会逃往台湾而共产党会上台执政。国民政府看起来很强大。它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包括三十九个接受美国训练和装备的一流师，而共产党仍然被认为是游击队这种缺乏武器的乌合之众。国民政府完全垄断了空中和海上的中国武装力量，当然，它还保持着触角密布的秘密警察组织。所以，当马寅初和其他人贬低国民党却对中共保持沉默时，部分原因是他们把国民党看作可能会无限期掌控中国的政府，而共产党则是一个遥远的对手，当时还只是要求在联合政府中拥有一席之地。
此外，这些人还能痛苦地回忆起，当年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在艺术创作和知识发酵的地方，特别是上海，实施的恐怖统治。在那些年里，国民党对作家和思想家进行了野蛮的攻击。还有些人，如瞿秋白与胡也频，都是左翼作家和诗人，他们充满激情，口才出众，因为支持早期的共产党而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并于三十年代被行刑队枪决，蒋介石的狂热的海外支持者对他们可能一无所知，或者是早已忘记。这些事件在中国是不会被忘记的，尤其是不会被那些可称为大学问家、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的人忘记——老舍，著名小说《骆驼祥子》的作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鲁迅本人一直把蒋介石斥为独裁者，左倾的上海知识分子与鲁迅有同感，他们在1945年开始设想没有日本占领军的未来。然后，怀疑、疏远感和对国民党的恐惧开始出现在被称为第三种力量的成员身上，他们就是像马寅初这样的人，通常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没有成为共产党人，但眼看着国民党继续依赖镇压工具，他们越来越感到失望和愤怒。最后还有学生，和通常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被灌输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渴望，对一个无法捍卫自己国家的政府的迟钝懈怠、腐败和傲慢义愤填膺，相对而言，共产党则被认为是在勇敢地发动游击战抗击可恨的侵略者。
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于1944年夏天正式访问了蒋介石，当时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写了一封信转交给他，信中写道：“中国现在已被分成两个国家：民主的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组成，另一个是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前者正在积极地进行战争并保护人民，后者则不仅袖手旁观反而还压迫人民。”
因此，当战争结束时，很难找到有独立思想的人愿意宣扬蒋介石的英雄气概和辉煌才干。毫无疑问，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仍然崇拜蒋介石，还把他看作战时拒绝投降的象征，看作一个骑着白马挥舞着爱国反抗之剑的英雄。但是，有着巨大声望的马寅初，和中国许多其他著名作家和学者，以及成千上万倔强的学生对他的公开背弃表明了国民党政权核心处的弱点，而该弱点只有这个国家里的另一支武装力量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
在整个中国，宣布日本突然投降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反应是一样的：欢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清醒的认识，对中国来说，胜利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最坏的情况是，另一场战争迫在眉睫。在中国东北一个关押美军和盟军士兵的战俘营里，一个日军中尉在早晨点名时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战争友好地终止了。”“友好”这个词在士兵中引起了喧闹的、苦涩的笑声。大多数美国人和大多数亚洲人都认为战争将延续更长的时间，但1945年8月6日和9日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缩短了战争进程。同时，按照斯大林在雅尔塔对罗斯福做出的承诺，苏联也加入了战争。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之前约十一个小时，苏联部队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起了进攻。
当战争结束的消息传到共产党总部时，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回忆道，
延安沸腾了，以延安城为中心的几条辐射形山沟中漫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人们欢呼雀跃，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苹果、梨送给近旁不认识的人，不管认不认识，互相拥抱，拉起手来扭秧歌，当晚，满山遍野都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这种狂欢持续了三天。
如此突然结束的战争增强了席卷中国大地的欢乐洪流，尽管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气氛因可怕的战争后果带来的极大痛苦而有所缓和。“8月中下旬，全国的老百姓都沐浴在幸福和重生之中，敌占区的老百姓一夜庆祝直到日出。”年轻的作家储安平回忆道，当时他在给一本名叫《客观》的新杂志写稿，这本杂志是因战争结束而导致国民政府放松其严格的审查制度后突然冒出来的许多新刊物之一。8月10日晚上，中国各地都有烟花表演。一个在重庆的政府部门的头头花了1万元中国货币去买烟花。“大多数人，尤其是政府雇员、学生、商人，以及其他所谓的上层阶级人士都投身于欢乐的旋涡之中。”散文家和剧作家路翎回忆起伴随着敌人投降而来的短暂的欢乐时如此写道。大学生唱起了《马赛曲》，街道上架起了鼓，川剧中用的硬木响板和钹发出的声音回响在拥挤的街道上空。
几个小时内，美国的飞机出现在中国的天空中，用降落伞给战俘营投下食品和药品。在上海，白修德从机场驾车经过静安寺路时发现马路上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中国人，挥舞着美国和国民政府的小旗”。在码头，那里的小贩通常卖鱼干，现在他们提供蒋介石的丝绸画像，这是一个小小的标志：蒋委员长仍被视为一个领导着中国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人。一个酒吧的白俄罗斯老板给任何穿制服的美国人提供免费饮料，后者还可以“选择店里的任何女性，任何种族、任何肤色、任何身材——店里全有”。
这不只是一场战争的结束。一种新时代的感觉正破茧而出，同时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这个旧时代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并包括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这是中国的屈辱时代。作家夏衍，《新华日报》的资深编辑，与鲁迅同属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始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列举出特别与日本相关的民族耻辱的要点：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失去了台湾；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国同意了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同年对上海的轰炸和占领；六年后的七七事变，日本暴露出征服全中国的意图。“这近百年屈辱的历史终于结束了，”夏衍写道，“整个《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都疯了。其实，整个重庆、整个中国都疯了。”
当蒋介石得知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斗争已经结束时，他正在重庆与一些高级官员和墨西哥大使共进晚餐。他和他的同伴听到来自附近美国军事总部的欢呼声和爆竹声，经调查后得知日本投降了。几天后，蒋介石向正在为伟大的胜利而欢呼的中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并且为显示其宽宏大量，指示他的人民不要对在中国土地上的成千上万的日军官兵和日本平民进行报复。他派参谋长何应钦到南京从冈村宁次手中接过正式的投降文件，次日中国军队进入南京，这是七年来除傀儡政府外中国当局第一次踏入曾经的国家首都。“我非常乐观”，蒋介石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这是在战争结束时有关中国那种狂热的封面故事的一部分，文中宣称这个国家以前从未“如此接近一个和平与进步的时代”。在这一切之上，该杂志宣称：“是蒋总司令在运筹帷幄，他思想敏锐、严于律己、不屈不挠，他是胜利的首席建筑师，现在是和平的第一个希望。”
然而，中国实质上遭受了巨大破坏和深度割裂，贫穷落后，民不聊生，胜利的狂热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要对摆在面前的问题做一清醒和迫切的评估。在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那十年（1927～1937年）取得的巨大进步已经被破坏殆尽，除中国东北地区外，但东北的大部分工业也很快就被俄国人系统地夺走了。大部分铁路都已不再运营，航运也被削弱了。道路的状况十分糟糕，桥梁和隧道均遭毁坏，农户缺乏所需要的一切，从耕作所需的牲畜到肥料。在整个中国，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形成了难民潮，从他们的战时避难地返回他们的家园，到处都没有资源，没有工作机会，他们面对的是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使得手头拥有的不论什么货币都变得一文不值。在1945年年底，独轮车已经成为运输货币的常见方式，因为需求量极大。11月，上海举办了一次拉黄包车比赛以供公众娱乐。由中国苦力拉着的黄包车上，坐着中国、白俄罗斯和美国女人，车子用皱纹纸和横幅作为装饰。获胜的苦力可得到700万元的奖金，这相当于22美元，当他把这笔钱放到黄包车上拉走时，这笔钱所占的空间刚好同他才放下的乘客大小一样。
蒋介石本人对现实的把握其实要比在纽约撰写有关他的文章的亨利·卢斯和《时代》的其他编辑更加实在。“每个人都把这天当作荣耀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却独自感到非常羞愧和悲哀。”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他的国家所遭受的破坏肯定沉重地压在蒋介石的心头，十八年前他在南京建立政府时给中国制订的宏伟计划已毁于一旦。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几乎肯定会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总统，共产主义运动会被平息，国家主权会完全恢复，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大国。此时，相反的是，他不仅不能享受八年顽强抗战带来的回报，而且还不得不担心将面临的针对其统治的更大挑战。正如他在日记里所记下的，斯大林和毛泽东能够“使中国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持这种忧虑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人。战争结束时的兴奋很快就被对新的内战即将接踵而来的担心所取代。除此之外，像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领袖对国家的悲惨状况还有着更广泛的痛苦。“我只是激动了一小会儿，”左翼诗人和散文家胡风后来写道，回忆起昆明的狂欢气氛，鞭炮炸响，人群聚集在街道上，美国吉普车拥入市区，“但我很快冷静下来。”胡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赴日本求学，回国后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个重要成员，他是鲁迅的朋友，一个对共产党政工干部试图将正统思想强加给不同文化的批评者，一个审查制度的反对者。“日本，十年来中国的死敌，已经被打败了，但中国在未来怎样才能做到自立？……这场胜利能使人们的心蒙上阴影，但可悲的是，我的心是不容易被蒙蔽的。”
“在这几周之内，”《客观》杂志的评论员储安平写道，他指的是战争结束后9月和10月的那几周，“这片曾经被占领了七八年的土地又被第二次占领了。”这次是被“难以描述的不道德和不称职的国民政府官员”。展示在每个平民面前的是国家处于可怕的状况，他写道：“我们在光复区的财政是一个烂摊子，在大后方也是一片混乱。工厂破产了。商店到处都关了门。……运输也是一团乱麻，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甚至连长江上的航运也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一开始是有太多的规章制度，而现在是有很多黑市。”
最糟糕的是，储安平接着写道，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承诺他们想避免的内战已经在发生，而渴望和平的老百姓“只能叹息”。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缺乏“有活力的年轻人”，而共产党，如他所说，被证实了对“另一个国家的价值观的极度支持”，另一个国家指的是苏联。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的几个月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四处奔走，试图从他们在战争中逃难所到的地方返回家乡。陇海铁路是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战争期间曾不断遭到轰炸和扫射，在沿线一个以往的小站上，聚集了巨大的难民群，他们已经无处可去。大雨接连下了好几天，于是人们把茶馆、酒馆、餐馆和其他沿着一条小街市的店铺都变成了住宿的地方。车站有两台机车发生了爆炸，造成数百人伤亡。很幸运地登上火车的人发现车厢顶上布满了洞。“候车区已经成为一条小河流，”来此采访的记者董珞瑜（dongluoyu）报道说，“人们在车站周围随地大小便，使得到处臭气冲天。”中国所需要的，他写道，是“革命性的变革，一种新的精神，但是在我们见到的景象中丝毫没有这种希望”。
董珞瑜沿着铁路线向东走去，发现村庄的墙壁都被破坏了，到处长满了杂草，“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废弃的草棚，几乎没有人类的痕迹”。这是1943年洪水和饥荒的后果，当时国民政府炸开了黄河堤坝试图以洪水来阻止日军进犯。“村庄附近道路边的树木都被剥光了树皮，因为都被人吃了，”董珞瑜写道，“已经胜利了，但一个月后，还是没有任何人回来，也没有任何重建迹象”。只有当他一路走到沿海和前德国殖民地青岛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分队曾在那里登陆——他才总算找到了些充满希望的东西。“市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美国朋友总是那么年轻，那么精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