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赫尔利在清洗重庆大使馆中最好的中国通时，毛泽东则在享受前两年整风运动结出的果实。从那以后，他就远远不止是人中之杰，远远不止是一个有魅力的和受尊敬的党的领导人。一首在1943年谱写的朗朗上口、音调优美的颂歌里这样唱道：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达到顶点却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七大于1945年4月开幕，500名代表选举毛泽东为所有中国共产党执政机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就把权力全部集中到单独一个领袖手中，这种方式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但与毛泽东的正式职位同样重要的是不停的颂扬。
这是一种将一些中国自有的封建习俗与来自斯大林同志的做法混在一起的个人崇拜。
中共七大在延安的一所礼堂里召开，会场里响起了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岁”是仿效千百年来对中国皇帝的欢呼口号）。舞台台口上方悬挂着大字书写的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泽东思想第一次被写进了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官方支柱，享有与马列主义平等的地位。被选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在代表大会上做了一次重要讲话，其中几乎每一段都充满了样板式的词语，称赞毛泽东领导能力的杰出、他的政策的正确性，并强调了研究他的思想的必要性。
就在大会开幕前，毛泽东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文件追溯了过去每一事件中毛泽东政策的正确性。作为中共七大和确立毛泽东的官方历史为党的思想的准备工作，甚至王明这位毛泽东过去最强大、最著名也最顽固的对手，也承认他过去反对毛泽东是思想错误。
如果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能以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他肯定会把王明开除出党，甚至可能把他投入监狱，但正是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他没有这么做。此处存在着一个模糊的能一决胜负的要素，其可以追溯到前些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恶性斗争。1943年年底，毛泽东写信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解散，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经常通过季米特洛夫继续以非正式的方式给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下达指示），指责王明“从事各种反党活动”。
不过，王明曾在莫斯科住过几年，他在那里有他自己的人际关系，包括季米特洛夫，而且在1943年有几个月他和毛泽东都在向全球革命的总部发送电文就原本是中共内部的事务寻求对自己立场的支持。王明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指责毛泽东是“反列宁主义”和“托派”，这在国际共产主义世界中都是严重的且真正置人于死地的指责。毫无疑问，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季米特洛夫在这件事上做出了有大智慧的判断，将他的支持给予毛泽东，但要求毛不要断绝王明和党的关系。为了“团结”，毛泽东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
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了中苏两党关系的紧密程度。在后来的岁月里，在斯大林去世并且中苏分裂后，毛泽东随之经历了这种缓和影响的缺失。他那些曾经的亲密同事，包括前文提到的刘少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年轻人那些暴徒行为的残酷迫害。刘少奇被当众殴打，被指责为“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代理人，最终在得不到医治的情况下死于糖尿病。
1945年王明同意了莫斯科居中促成的妥协，承认他原先声称归功于他自己的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像我早先认为的那样是我的”。这一切都是本着以当前为重的精神。《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得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每一个重大胜利的英雄。
诚然，毛泽东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他那非凡的领导才干和在他指挥下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得以幸存，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显著发展这个事实。但这种优势也应归结于毛泽东的一种非凡能力，他运用策略击败了他的潜在对手，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由忠心耿耿的支持者组成的中坚力量，他们确保了他的命令得到执行。
在他对中共七大代表所做的演讲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并保证中国共产党会主张民主制度，绝不会赞成苏联式的一党制国家。“民主”和“民主的”这几个词反复出现在毛泽东的每一个声明中。“毫无疑义，”毛泽东在他的重要讲话——内容几乎是一本书的篇幅，肯定要花几个小时才能读完——中宣称，“急需……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之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一个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反过来，这个政府将“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毛泽东对未来中国政府的具体想法实际上是模糊的、笼统的，足以允许以几乎所有方式来进行解读。毛泽东预料到会有反对意见。“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毛泽东向他的听众保证道。这是真的，他说，“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未来”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毛泽东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本国的资本主义”是好的，不能被允许的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
在继续纠正一些假定的误解，包括那些批评中共的外国评论家所持的错误看法之后，毛泽东否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共产党得势之后，会学俄国那样……”
然而，在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讲话中，尽管明确否认了在中国仿效苏联的制度，但他还是说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话。毛泽东承诺他将“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
西方有一个为毛主义辩护的学派，他们把毛泽东后来的激进主义——最好的说明是1957的“反右运动”，激烈的农业集体化就是那一年开始的；以及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一种狂热的极点——归咎于在中国内战迫近时美国决定全力扶植蒋介石。或者，如果毛泽东的国内激进主义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直接产物，而且要是美国当年听从了中国通而不是赫尔利的意见，在军事上与共产党合作而不是给予蒋介石一边倒的支持，那么至少，他对美国的敌视，所有“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口号，他在朝鲜战争中的介入，他对越南北方的支持，他与苏联的结盟，他对周边国家游击队运动的援助——所有这些都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至少一个友好的美国能使毛泽东与斯大林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戴维斯和谢伟思所争辩的那样。
在1945年春季发生的事件的先后顺序也能给这个论点提供某种根据。毛泽东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毫无疑问，假如当时美国给他提供了帮助的话，他是会很乐意地接受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帮助包含了子弹和枪支的话，就像他会接受同国民党达成的给共产党在新政府里留一个位置，同时保留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的协议一样。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几周，赫尔利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所有的美国援助都将提供给国民政府，共产党什么也得不到，除非蒋介石批准。共产党人对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失望。当赫尔利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传到延安仅仅几天后，《解放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据信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措辞激烈的匿名分析文章。赫尔利开始时的确是作为一名公正的调停人，毛泽东这样写道，回顾了在延安时他和赫尔利在一份为成立中国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幕，但此时赫尔利已经“背弃了他所说的话”。赫尔利陈述的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就其新闻发布会的声明补充道，而且这也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而且危险的意见”。
毛泽东的这些语句中含有一种令人觉得是真实的激情，一种真正被人背叛的感觉。几个月前包瑞德在延安同毛泽东长谈时他也见证过同样的愤怒，当时毛泽东提出警告，反对去扶植“蒋介石这个烂壳子”。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比喻。“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他在赫尔利的新闻发布会后警告说，“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
这还不是一个有着持续敌意的声明，那样的精彩文章后来是会出现的。就此时而言，毛泽东仍然没放弃他的希望，美国可能不会继续采纳看来是赫尔利为之设定的政策。尽管如此，他对赫尔利那坦率公开的谴责标志着语气上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将来的预兆。
从短期来看，如果赫尔利没有在这一时刻公开和私下偏袒国民党的话，情况肯定会有所不同，但不太可能会长时间保持不同。赫尔利的新闻发布会确实令中共心烦意乱；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背叛了前一年11月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一起签署五点建议时达成的有关美国武器和援助的默契。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极大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用于战争剩余阶段的战略的事件，是要比一个美国大使所能做的或所能说的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的。
有两桩这样的事件就发生在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的同时。一桩是斯大林废除了苏联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对毛泽东来说，无论他是否知道《雅尔塔协定》，这是一个明确的苏联试图攻击中国东北地区日军的信号。另一桩是欧洲战争的结束，就这一点，毛泽东知道，或至少可以放心地假设，能让苏联军队腾出手来投入对日本的军事行动。
苏联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名列第二，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线长达1000英里。自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以来，苏联实际上一直在指导和支持它。如果或者一旦苏联加入亚洲的战争，最有可能的是将日本踢出伪满洲国，这样就能够把领土和武器转交给共产党的军队，而这将使华北的实力均衡偏向中共并极大地削弱国民政府。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对他来说，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也将有助于中共获得武器，提高中共在中国的威望并扩大其控制的地域范围，特别是如果美国在中国沿海登陆而八路军出手相助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去培育美国的善意呢？美国是一种后备力量，第二个帮助的来源，特别是在对苏联援助所怀的不大的希望也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向美国示好是一个防守动作，一种先发制人的外交手段，旨在使美国在中国国内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时也鼓励它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顺从既是战术性的也是战略性的。毛泽东始终需要预防美国人站在他曾经的和未来的敌人蒋介石一边进行任何干预。但是，无论美国是否帮助中共，毛泽东的首要目标是获得中国的全部权力并促进世界革命，而这些目标决定了他与苏联结盟的态度。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发表了九次讲话，并在所有的讲话中都重申了这一基本态度。在内部讲话中他的言论甚至更为尖锐。在这些讲话中他强调了一个观点，即与苏联结盟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代表中的一些怀疑论者认为，在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除了一些钱，苏联几乎没有提供物资上的援助。对于他们的这种说法，毛泽东的论点是，是的，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问题上是犯了一些错误，但它的贡献远远大于错误，没有它的帮助，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外国的支持，我们能取得成功吗？”他反问道，“中国革命不能单独成功。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此处他指的是莫斯科的支持。
正是在这样一次内部讲话中毛泽东就斯大林的特殊历史地位发表了稍有些夸张的讲话，并要求大家服从。
毛泽东说道，的确，共产党必须要对所有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包括在中国自力更生、独自作战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情况，他在七大上说道。但他向与会代表保证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苏联的援助正在到来。“你们信不信？”他问道，“反正我信。”
在机场的一次偶然相遇给了帕特里克·j.赫尔利进一步的证明，在他看来，中国通不只是犯错更是背叛。1945年4月初他在离开华盛顿返回重庆的途中，遇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有着“狂野比尔”之称的多诺万。多诺万给了赫尔利一些关于范宣德的惊人信息。赫尔利碰到过这位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中国科的头儿，就是几周之前在远东事务局露面时，那是一次令他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当时他面对着“国务院中一大批亲共分子作为我的法官向我发问”。多诺万告诉他，范宣德对“赤色分子过于友好”，此外还有一项关于政府文件被泄露给一家名为《美亚》的亲共杂志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毫无疑问，赫尔利正需要这样的消息来证实中国通们正在活跃地破坏他和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官方政策，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让共产党人获胜。
不久之后，1945年6月6日，谢伟思——范宣德的一位亲密伙伴，并且如我们所知，他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通中最聪明的一个——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并被控间谍罪。在延安时，谢伟思比任何其他外交官都更经常与毛泽东见面，关系也更密切；同时，他与约翰·戴维斯都是试图在“政治上吃掉”（politicallycapture）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个小组的领头人物。
《纽约时报》刊出惊人标题“b联邦调查局抓获六名间谍，两名在国务院/b”。
秘密被窃
海军军官和两名杂志
编辑在此被捕
广泛的系列盗窃案
来自陆军、海军和
其他文件的情报被声称用在
《美亚》杂志上
“经过近三个月的跟踪和监视，”《时代》周刊则如此告知其数以百万计的读者，“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秘密超级侦探上周逮捕了五名男子和一名妇女，指控他们违反反间谍法。美国即将出现战时最大的国家机密泄露案。”
值得注意的一个巧合是，同一天另一个获得头版待遇的重大新闻事件，披露了苏联想要占据即将被打败的德国的三分之一领土的意图，这是即将到来的冷战的第一步。5月8日，欧洲的战争刚刚结束，各国就已经在酝酿着同苏联的一个新的冲突，很快苏联就将变成一个前盟友。与此同时，亚洲的胜利似乎仍然还很遥远且代价高昂。欧战胜利日三周后的6月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国会，需要派遣击败德国所需军队的两倍，共计700万兵力，到亚洲去彻底打败日本。伤亡人数将增加，牺牲仍然在所难免。
换句话说，此时还不是指控一个外交官泄露文件给涉嫌同情共产党人的左翼杂志的时机。就在前几周，赫尔利解除了谢伟思在中国的职务。在中国通们2月给国务院拍发了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电报后，赫尔利披露了电文的作者是谢伟思，“我豁出命来也要逮住这个狗娘养的”。现在，命运女神已经介入了。当美国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时，因被指控对国家不忠，谢伟思只得在监狱里度日如年。赫尔利肯定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而谢伟思，正如他后来对朋友所说的，被“耻辱和羞愧压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另一间囚室的一个家伙，犯了盗车或强奸罪什么的，问我，‘你是怎么进来的？’”谢伟思回忆道，“我说，‘阴谋违反反间谍法案，’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罪，但听起来像是很重的罪！’”
此案的结果是，谢伟思1945年8月出庭受审，面对的是一个大陪审团，政府指控他的这个案子随即被撤销了。大陪审团以二十对零的投票反对起诉谢伟思。其他人中有三个被起诉。最后，没有人被判入狱。在谢伟思被无罪释放后，国务院欢迎他回去工作，他被派往日本，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担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部属。
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为“美亚事件”，这是美国在战时因与中国关系纠缠不清而产生痛苦后果的第一个公共事件。随后多年里接踵而至的是在美国人中间查找破坏者的一系列非理性的、卑鄙的行为，这些行为深刻影响了谢伟思、戴维斯和中国通中的其他几个人的未来。在上述直接的例子中，对六名被指控为间谍的人物轰动一时的逮捕反映了当战后世界的斗争正在逼近之时，发生于美国政府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有意操纵。就像所有之前和之后的这类操纵一样，其中都涉及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者通过有选择性地发布一些信息来努力在争辩中影响公众舆论。
谢伟思在这件事上一直不太慎重。他来到了华盛顿，在等待下一个任务的时候无所事事。他在远东事务局有一个办公室，但他在那里没什么事可做。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加利福尼亚，他很孤独，特别是在晚上。为帮助打发时间，他接受了社交邀请，就是在其中一次社交活动中，他见到了几个记者和编辑，他们对这位在重庆和延安待过好几个月并且见多识广的知情人口中有关中国的事情十分感兴趣。
1945年2月当他仍在中国时，谢伟思遇到了约瑟夫·艾尔索普，他是罗斯福的一个远房表弟，也是陈纳德手下的一名高级官员。像陈纳德本人一样，艾尔索普热衷于支持蒋介石。艾尔索普曾经告诉他，看不清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卒的话就是“白痴”，不明白蒋介石集中注意力对付共产主义威胁而不是日本的必要性就是傻瓜。几年后，已经成为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的艾尔索普，在《星期六晚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对此加以总结。要求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敦促他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并坚持要求国民政府把军队用以打击日本，而不是延安，美国的这些做法已经致命地削弱了蒋介石，并帮助了共产党去夺取权力，而后者的反美敌意却被中国通们掩盖了。艾尔索普的观点是：让美国自己来对付日本，让蒋介石去对付共产党，这样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