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生死，你会觉得名利权情都很虚无，尤其是排列第一位的名，
说穿了，无非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无论你名声四海皆知响彻云天，也无非是一时猎奇，
各种各样的人揣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唾沫四溅过后，你仍然是你。
其实，你一直是你，只是别人在谈论你的时候，你忘记了你自己是谁而已。
从2009年10月的一个晚上说起
每逢岁末年初，我总会给自己半天时间，沉浸在书房里，点灯如豆，任思潮如水，翻卷回荡。一年总是需要一次面对自我的反省，想想得失。
2010年是我一事无成的一年，却是最有成就的一年。我打算不像前些年去写什么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的年度总结，而是把这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完完整整写出来。虽然回忆这一年会让我很痛苦，但我还是决意去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绝少人会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得了癌症，更少人会在查出癌症时癌细胞已然转移到全身躯干骨，剩下没有几个可以在这危重绝症下苟延残喘，而能苟延残喘的为数不多的人中难能有这个情致来“我手写我心”。
所以我自认为我写的这些文字可能是孤本。
我不知道以哪条主线去叙事，所以可能看起来让大家感觉文字凌乱、思路迷绕，那么就原谅我这个让化疗十四次打傻了的脑袋吧。可能我写出来的东西让大家看起来不舒服，因为毕竟我不是在描述香花环绕的美好。
我尽量不去写苦难，因为现在的我，内心深处依然有那么一点试图回避回忆苦痛的懦弱，虽然我可以大声说我已足够坚强，但是，那种黑暗的疼痛实在太可怕了，我不敢不能也不想去把它化为文字。
其实我写这些，只想告诉所有人：再大的苦痛，都会过去。失恋也好，事业失败也好，婚姻破裂也好，哪怕得绝症也好，神马（什么）都是浮云。我不太喜欢尼采，但是我喜欢他那句——
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
事情从2009年10月的一个晚上说起。
那个学期我带了门二专，晚上课程结束，想起鲜牛奶没了，就骑自行车去大润发买点东西，顺便带一个忘记叫作邓斐还是邓雯的学生回家，她住在大润发附近。行至一半，从旁边黑乎乎的小巷子蹿出个人，车把一闪我便躲了过去，一瞬间一股突如其来的挫骨伤筋的痛从腰间传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扭了腰？说实话我是不太相信骑个自行车就能轻易扭到腰的，我十二岁就能双手脱把穿行闹市，不要说自行车，再凶险崎岖的路骑独轮车我都扭不了腰，怎么可能在阴沟里翻船？
虽说感觉扭了腰，我还是硬撑着去了大润发，买了牛奶回了家。第二天悲剧来了，我基本上不能起床，腰如同断了一样，动一动就是豆大的汗珠往下掉。
那阵儿我正忙得四蹄撒欢儿，写书稿，写文章，申请课题，每天都在办公室泡到晚上十点以后。突然一下子腰痛得不能起床，着实非常耽误事。于是丝毫不敢倦怠，接二连三跑医院，接二连三被误诊，接二连三被医生判成腰肌劳损，接二连三吊盐水、推拿、针灸、膏药轮番上阵。谁也不承想，我这种十四年病历卡写不了两行字、风华正茂的人得的是癌症骨转移。医生们不去治还好，腰肌劳损对症下的药，活血通筋，道道都是催命符，两个星期治下来，癌细胞全身骨转移，ct里，乌骨鸡啥样我就啥样，我成了乌骨人。
没人知道乌骨人是什么滋味，稍微动一动，感觉就像锈锥钝刀在磨筋锉骨头一样地往死里痛；也没有人知道，两个星期内突然从活蹦乱跳抱着孩子跳皮筋，变成了不能起床、不能翻身、不能吃饭、不能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是什么滋味，那感觉可能叫作绝望。
去做理疗，谁想到医生一时技痒，非说我脊椎有节骨头脱臼，给我痛压了一下。我一时间觉得脊椎断了一样地痛，冒雨赶到六院，结果被两个科室的医生踢皮球，坐在轮椅上跟走路蹒跚踉跄的老爸来来回回折腾了整整一下午，都说回家贴点万通筋骨贴就好了。我给医生拍了桌子，逼他给我开核磁共振检查单。检查单开出来，竟然要排队排到三个星期以后。
倘若我真的排队等三个星期，那么现在我的新坟已生绿草了。
我有个留学时结下的死党乔乔在挪威使馆上班，按照我厨子老爹的厨房术语形容，我俩关系好得像掰不开的烂姜。（厨子最讨厌烂姜，因为姜块烂了就死活黏在一起，很难分开。）那日我非常郁闷地被抬回家，刚好我的烂姜给我打电话，我自然一番激动。听完我的满腔愤怒后，乔乔不动声色挂了电话，五分钟后回电告诉我，后天去做检查，到了找肖医生！
我的核磁共振花了前一位病人三倍的时间。光头被叫到医生操作室，可能因为朋友关照，那位医生非常负责地把我们留下，特意请相关值班医生下来看图像，一阵窃窃私语后，两位医生非常严肃地告诉光头：她整个脊椎骨呈现弥漫性信号，考虑血液病，或者实体瘤转移，请进一步随访查实。
当日时间太晚，没来得及在六院血检。第二天，因为当时我已经不能随意移动，考虑到路程问题，光头带我去了长海医院血检。门诊血检要两个星期以后才能有结果，而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只需十六个小时，我就可以知道能够确诊的指标。
我们疏忽大意了，因为我们家都觉得这无非是个腰肌劳损，大不了扭了骨头什么的，谁都不认为我会有什么血液病或者什么实体瘤转移。而且其间去过两次医院，医生居然说，脊椎弥漫性信号有时候是机器问题，不要太紧张之类。所以，血检随便它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要找人将血检结果快点拿到手。
我等了两个星期，差点把命耗进去，等到光头拿了结果、打算带我去医院的时候，救护车到来，他都已经不知道怎么下手把我弄到担架上去，因为我已经不能动也不能碰，动一动，就能疼得人事不省。
最后，四个男人扯住床单，绷得像一张纸，把我平移到担架上，周身裹满防震充气垫抬上了救护车。
“她90%以上不是骨髓瘤”
我这里像本山大叔的小品一样，动不动就要在关键处略去几百个字，因为被抬出国泰路宿舍后的三天是我不能回忆、不敢回忆的惨痛地狱体验，用“生不如死”形容绝不过分。
我先是被抬到六院。因为我家人依然贼心不死地以为我是骨伤。光头的一个朋友，我从未见过面的叫作小宋的兄弟，鼎力相助，帮我们通关系找医生，他的丈母娘和老婆陪同推着急救床的我们跑了整整一天。然而，我们能找到的医生看了我的血检报告都非常为难，因为单单从血检报告上看，我不是他们所在科室的病症，而我已经痛得不省人事，不能移动，更不消说去做钼靶、ct、x光等一系列项目，所以不能盲目地不计科室收进去住院。
然而不住院，看趋势我基本上就要痛死。陪我看病的杨阿姨皱着眉头，看着已经痛得人事不省的我，想来想去说，要不就去约个pet-ct吧。虽然要折腾那么一下，但不管什么问题都能一竿子捅出来了，不必一个接一个地检查折腾。
眼见天黑了，因为我当时躺在急救床上只能缓行不能疾走，稍有个颠簸就痛晕，经不起救护车上下的折腾，我只好打电话给梁老师，请他帮忙打通关节，让我随便去哪里，能在医院住一夜就行。梁老师是研究社会保障的政要红人，和医院应该比较相熟，尽管六院属于交大附属系统，梁老师依然不负众望，把我塞进一间重症病房。在那里，我度过了今生最为痛苦的一夜。后来我才知道，以我那时的情况，不用任何止痛药，没有几个人能撑得下来。
pet-ct要提前很久预约，据说没个几星期是排不到队的。同事小苏开始出手相救，电话打给他，他沉思片刻只有一句干脆的：“行！我想办法！”第二天早上，像运送木乃伊一样，我被运到了华山医院，做了贵族体检pet-ct。光头在窗子里看到看片医生开始一边衔着盒饭一边帮我看片写报告，后来可能我的病情太过危重，他衔在嘴里的炸大排掉了又掉，最后索性放弃吃饭赶写报告，嘴上的油都没有来得及擦就奔出办公室，面色凝重地把报告塞到光头手里，很郑重地说：“赶紧抢时间找医生！”
光头看完那个厚得像一本书一样的报告，脸色有点发青。我用仅能活动的右臂接过来看，那个眼晕，我的一副骷髅骨架图都是黑的，旁边乱七八糟的各类骨头名称肩胛骨、脊椎、肋骨、耻骨都标明高发病灶，看了半天才看懂最后一行结论：怀疑骨髓瘤，但是不排除不明实体瘤转移。
我非常清楚骨瘤就是骨癌，令人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就不像电视剧电影里演的那样，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天旋地转两眼发黑。
搞笑的是，这时，手里的电话响了。我最好的死党之一俞靖从挪威回国途经香港，问我需要不需要买东西给我。我暗自苦笑却也口气轻松地告诉她，我可能得了骨髓瘤。电话那边不明就里的傻孩子嘻嘻哈哈说：“啊，那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你得病慰问的人啦！”
她不知道我挂掉电话后，痛得晕死过去。这句话不是形容词，是真实状态，是拍着脸颊叫不醒的那种。
光头的手机联系人中无甚电话可以打，理工科的朋友圈子交际范围，就是雷打不变那么几号做一样实验的人。我的手机联系人里，学医的竟然除了在英国进修读博士的海东，就是一个怀孕待产还没有博士毕业的亚云。“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我从来不当回事，有google（谷歌）呢。但如果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人到用时找不到，那真是磕头都没有地方拜神，才真应了下半句“事非经过不知难”。
光头一言不发，我没有力气讲话，我可怜的爹妈不知这pet-ct的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搞不懂为啥看不到哪里生了肿瘤，怎么瘤看不到在哪里还会那么痛。光头沉默了半天，和我商量到底应该选什么医院就诊，他认为应该去瑞金医院，因为骨髓瘤应该属于血液科，而瑞金在这方面挺有名。
想无可想，没熟人在医院里，光头开始打电话给彭老师。
如果说应对我得病的过程中我们有所失误，那么最早的失误之一就是光头给彭老师的这通电话，光头说：“彭老师，于娟可能得的是骨髓瘤，我们决定去瑞金医院，您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啊？”
瑞金医院是交大附属医院，打电话给一个复旦搞人文的院长，现在想来，好比个穷小子给奥巴马打电话：“我想去俄罗斯发财，您有没有可用的资源？”
事不宜迟，无论能不能联系到医生，我们都要抢时间冲过去救命了。光头叫救护车抬着我去瑞金医院。我抱着溺水抓稻草的心情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老邱是挪威留学时高我两届的师兄，我们在奥斯陆并无时间交集，但因着朋友圈子的重合，回国后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我隐约记得他是做医药行业的。我记得在电话那边的老邱听到我得病的消息后，表示了莫大的惊讶，同时很谨慎地说他不认识直接的关系，试一试想想办法。
就是这个“想想办法”，救了我一条人命。
我被抬到了瑞金急诊。那时我已经出现因周身神经被癌细胞侵蚀痛无可忍而产生的周期性痉挛，任何外界刺激，比如急救车的震动、抽血的针尖碰到皮肤都会产生强而有力的抽搐，没有外界刺激也会不明就里地抽搐。这反应不受主观控制，以至于护士没有办法帮我抽血，也不知道应怎么对症处理，只给我在杂乱拥挤的厅堂里腾挪了一个逼仄的位置，任我自生自灭。
记得社会学有个“六度分离理论”，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斯坦利·米尔格伦提出来的。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陌生人所间隔的人都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我就能认识世界上我想认识的任何人。我开始用这个理论讲课一样安慰皱眉沉默的父母。
就在爸妈还没听懂的时候，光头和我打出去的电话开始陆续有了回应。瑞金血液科第一把交椅是一个姓沈的教授，我在急诊室讲“六度分离理论”安慰父母的时候，他在乘飞机。据他说一下飞机他的手机差点被打爆，然而沈教授大汗淋漓直接从机场赶回医院，看完我的病历后长叹一声：“她90%以上不是骨髓瘤。”
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我留在急诊室过夜。
“如果不疼，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瑞金医院的急诊住院部待过。我虽然在那个地方躺了三天，但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观其全貌。躺着看，那是一个厅，估计三十平方米的样子，一面墙是自动玻璃移门，最大限度地塞满了急救床、氧气瓶、滴液架。床与床之间间隔很小，偶有家属走动，冬衣衣角就会连带掀翻没有来得及倒掉的方便面碗、便盆什么的。一旦有人进出，自动门会开得很大，冬天特有的阴霾与潮湿之风就会扑面而来，身上盖着老爸特意赶回去取的羽绒被，身下因为当时方便移动，垫铺了毛毯，仍然感觉特别冷特别冷，尤其在凌晨两三点有急救病人进来的时候。
救护人员从救护车担架往急救床上搬我时，放的位置可能有点偏差，我的脚后跟刚好架在急救床床脚的钢边上。没有人想过我不能动的概念是一动不能动，也就是说，我压根儿没有能力把脚跟从那个冰凉的钢边上移开。我告诉我妈我的脚跟很硌很冷，但是她干着急不敢下手抬我，急得左右转悠，实在没有办法，把羽绒衣脱下来，抱着垫着我的脚，直到老爸帮我买了一双巨大的棉拖鞋。很久之后，当我能站立了，我才看清了那双鞋子的左右脚分别绣着“不离不弃”的字样。
置身于一堆生命体征衰弱的病残人群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病苦缠身已然是事实，也就认了，剧痛难耐，不能耐也得耐也就罢了，偶有寒风刺骨也就忍了，但怕就怕在整个空间有种莫名的气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低沉阴暗，加之身边病友的哀呼惨叫不绝于耳，似乎亦加重了原有的病情苦痛。
夜里三四点的时候，身边新进来一个病友，躺着被抬进来，但是精气神很好，嘟嘟囔囔嗔怪朋友们太小题大做。这个三四十岁在早点铺打工的河南汉子，起来开工莫名其妙尿了点血，洗手开工和面不知怎的晕倒了，工友就七手八脚把他绑到了救护车上。他醒来怕花钱，试图出院，开始和护士讨价还价。我和妈疲惫不堪被吵醒。哪知道不到六点，他那在浦东做工的老婆赶到床边，人已经叫不应了，不是睡着，是再也醒不来了。
说实话，当初的我在心理承受力方面还是个嫩娃子。夜里，身边的病人接二连三死去，加上突然响起来的恸哭让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的病比他们重，还是比他们轻，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距离死亡有多远。
我不是怕死，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老师朋友都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形成一张以光头马首是瞻的无形的网，试图尽全力救助正从悬崖往死亡谷底坠落的我。有时候，电话那边只有一句掷地有声的“你说！你要找谁？我帮你联系”，可是，光头和我却全无方向。我们，不知道找谁才能救命。
躺在那样的病床上，等着，干等着病痛蚕食肉体与意志，是非常可怕的。走投无路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老邱的出现，在光头看来，简直是万众瞩目之中，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云而来的。老邱是我住进急诊室的第一个晚上到的，问了问情况，约好第二天清早陪光头找他的医生朋友。
此后的事情我不得而知。很多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的医生，我至今都没有见过。我只是知道有个叫作糜建芳的医生，看到我的病历，沉思片刻，开始帮脑子已经混沌得不知道白天黑夜的光头梳理头绪，应该如何一步步确定我的病症，应该去找什么医生做什么事情：犹如《西游记》里唐僧师徒过通天河，有神仙那么一指，无尽的滔天汪洋自左右分开，现出一条光明大道。虽说，这条道依然需要我们一步步自己走，但是好歹是有路了。
我更知道有个叫作金晓龙的病理科主任。光头几乎是贸然拜访，踢了人家的办公室门，火烧屁股般地闯进去问哪个是金晓龙医生。金医生一头雾水地被按着头看了病历后，沉吟片刻问：“病人现在用什么止痛？”
光头说：“没有止痛。”
金医生倒吸一口凉气，定定看着光头慢慢地说出一句话：“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光头对我的崇拜之情刹那间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因为，我基本上，除了移动震动的外界因素，从来不叫痛。
金医生可能悲悯我这个年轻妈妈，几句话讲解了他的想法，基于我非常特殊的病情，救火一样摸了电话，开始联系他认识的最好的医生给我做骨髓穿刺、ct引导病灶穿刺。
骨髓穿刺需要病人至少有五分钟不能乱动，而我会时不时抽搐。这点很致命，也因为这个，我在六院付费交钱后被推进手术室又被推了出来，医生不敢做，医生怕操作期间我的无名抽搐会导致取骨髓的时候出医疗事故，一旦如此就意味着我要瘫痪一生。
是否要骨髓穿刺，对我来说这个决定非常艰难。我用了很漫长的一分钟的时间，最终选择了骨髓穿刺。不知道为什么，冥冥中，我相信我肯定可以控制自己，哪怕这些反应就像膝跳反射一样不会被人主观控制。
因为不能移动，我只是被从那个简易病房的病床堆里推出来，推进咫尺之遥的icu，靠着那个磨砂玻璃门开始骨髓穿刺。除了医生的手术包和一次性手套之外，四下环境没有什么灭菌消毒之类的说法，到处奔走的家属和病人可能撞到医生。我当时最担心的，不是卫生情况，而是在医生的道具斧锤进入我骨髓深处的时候，那个磨砂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非常可靠且温柔的男医生耐心等了我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我只是做了一个正常人不消一秒钟就能做到的动作：侧身，调整体位，找一个我能做到的姿势，方便医生做手术。我能做到的体位可能距离医生的希望很远，那位医生是跪在地上帮我取骨髓的。
具体如何操作，我虽经历了但依然不明就里，我只记得抱着救护床栏杆保持侧身，然后听医生“嘣嘣嘣”，似乎在拿一把锤子把锥子一样的东西敲进我的骨头，其间开玩笑说：“你的骨头好硬啊。”
光头扶着我的腿防止我抽搐，所以目睹全过程。我自始至终没任何动作、声响、表情，甚至手术完成后还开玩笑地谢谢那位下跪的医生，因而获得了光头由衷的佩服和崇拜。
骨髓穿刺，不如我此前想象的可怕。可怕的是ct引导病灶穿刺。依然是骨穿，但是因为上了ct，我痛入生命的深邃，几近丧命。原谅我，我至今不能面对这段回忆。
似乎是做好ct下引导穿刺的那个夜里，我有些撑不起了，无助而无边的疼痛里，我似乎看到属于我的那盏生命的油灯，一点点暗淡，一点点泯灭。凌晨两三点的样子，身边有个不知名的病友停止了他的生命。惊天动地的家属悲恸声中，我叫来闭目养神但一直睡不着的妈妈。我说，如果我去了，在上海火化，然后把我的骨灰带回山东，在那片我曾经试图搞能源林的曲阜山坡地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至少那里有虫鸣鸟叫、清溪绿树，不要让我留在上海这种水泥森林里做孤魂野鬼。
妈妈无言点头。我嘱咐她，土豆每年生日的时候，带他去看看我，顺便也去过过村野田园的生活。我让他们一定照顾好自己，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在关键时刻替我照顾土豆。说这个的时候我有些控制不住，我在拷问自己，究竟放不下的是土豆还是自己的父母。我知道土豆会有很多人爱，光头会照顾好他，而妈妈和爸爸是我最不放心的，但是不懂为什么，我却最不舍得那个刚刚学会叫妈妈的胖滚滚的娃娃。那一刻突然想到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想到那两句“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我甚至想，哪怕就让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动，每日像个瘫痪病人，污衣垢面趴在国泰路、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骂万人践踏，只要能看着我爸妈牵着土豆的手蹦蹦跳跳去幼儿园上学，我也是愿意的。
光头顶着明晃晃的脑袋在天亮的时候带来一个好消息，他七弯八拐终于找到了j医生，不等我的检查结果出来，当机立断直接抢在元旦休息前把我推去了二十楼。因为那天是12月31日。没有人知道，如果我在急诊室不用任何药物，等到元旦假期结束会是什么结果。
二十楼是院中院，名叫瑞安，是瑞金和香港的合资医院，医疗环境与急诊室天壤之别。在我病情如此危重而且没有任何检查结果的时候，任何一个科室的医生纵然再可怜我，也是不敢贸然收我入院，刚愎下药。瑞安是最好的过渡选择。去瑞安似乎不需要特殊关系。只是，我们从来都不关心这种信息。
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条命。
进了瑞安的第一件事是猛嗑止痛药，先几粒，掐着表观察反应，不管用，然后一把把地吃，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后来决定用强痛定止痛针，结果悲剧的是，我当时太痛了，以至于神经性抽搐，打针会有自我保护一样的反应，臀部肌肉太过劲猛，针很难扎进去。好不容易扎进去了，护士吃奶的力气都用光了，就是推不动针管。再后来，用了止痛贴，四张。我瞟见护士手里那个包装上写着：四十岁以上非癌症患者禁用。后来，等我可以下地活动，可以整理东西，有机会能读说明书了，才知道这个东西贴多了或者贴的位置不对，会影响心肺功能，有生命危险。
无论怎么说，我可以止痛了。我躺在那张美国进口的电脑升降病床上，听着电脑里的《春江花月夜》，那是光头找来的抗癌音乐。父母侧立在左右，我闭着眼睛非常享受没有疼痛的时光，信口说：“如果不疼，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
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妈先是扑哧一笑，然后流泪了。后来，这句话成了我生病期间的著名语录。
做个有胆气、让医生佩服的病人
j主任是我的主治医生，我非常想用戴着金丝眼镜的干枣来形容他那慈祥而多皱的面庞。他具有癌症科室医生所必需的耐心、乐观和慈爱，艺高胆大，该出手时绝对出狠手下猛药，病情一旦控制住却又非常谨慎，能不用放化疗就不用，毕竟，放化疗没有一样不是剧毒，没有一样是伤你有商量的。
话说抬我入了二十楼，j主任神情严肃地把光头揪出去，门是虚掩的，我依稀可以听到j主任狠狠剋起惊魂未定的光头：“你是她爱人？”“你是做什么的？”“你还是个老师？应该有文化的吧？”“病人病成这个样子，你才送进来，你之前干什么去了？”“我接了好多电话，都是你的朋友让我照顾你们。可我看，你早干什么去了？再晚两天，你直接送太平间吧！”
我听到那番话，好一个幸灾乐祸啊……虽然，祸在我身上。但是有人站在我这边训我老公，指责他关心我不够，莫不畅快。
不过，过了几日，我就畅快不起来了，我发现j主任和光头两人语言对接有问题。j主任作为医生，用的是大众交流语，癌症这种病和其他病症不同，多的是人财两空的事情发生，很多用药是要同家属商量讨论定方案的。而光头，第一次和医生打交道，当头来就是性命攸关的探讨，很容易出偏差。加之j主任可能对这个“置老婆重病于不顾”的麻木书呆子心里很有看法，因此交流障碍罄竹难书。
比方j主任问他：“你们经济实力怎么样？”
光头就会直愣愣地说：“您只管治病，别管经济能力！”
j主任习惯性地托托金丝镜，看着这个穷得连头发都长不出来、只能用家乐福特价九块九的帽子遮住头皮的人，说：“如果我们用赫赛汀的话，一支两万五，每二十一天用一次，常规是动过手术的人用一年，像你爱人这样可能一直要用下去，不能不考虑现实。”
“大不了我一辈子不买房子了，她的命好歹比一套房子值钱吧，我总要给我儿子一个交代。”光头眨眨小眼睛。
我虽然对为救我命穷其所有的光头深表敬意，但是这种说话方式明显过于冲动硬气，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哪怕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对白口气也要柔软理性，否则医生只能感觉你勇气可嘉，或者觉得你不但没有头发，还没有脑子。
果不其然，光头在医生那里没有博得好感，光头和j主任谈过两三次就自甘败阵：“怎么办啊？他不喜欢我……”
光头第一次开始因为不能讨好别人而感觉沮丧：让医生喜欢自己，注重点自己，多花点心思，哪怕是多看一眼，是每个病人和家属多么灼热的奢望。
学会和医生交流，是病人和家属的第一课，也是第一关。更多时候，这种交流技巧对病人很重要很重要，塞红包简单粗暴，需要彪悍的为人性情，于病人家属、于医生都有着莫大的风险。塞红包，病人家属的经济压力大，然而不塞红包，病人家属的心理压力大，若是被拒了红包，那个不安难受忐忑难以言表。相比较而言，言语交流就轻松很多。虽然这点是我弱项，更不懂如何让别人在短时间内喜欢不卑不亢的自己。但是，我是病人，病人直接交流远比家属来得坦荡柔弱。大凡医道中人，多有慈悲心，看到垂死弱病之人难免心生悲悯，即便被病人磕碰冒犯也不太在意。所以我的经验是，如果可以做到让病人直接和医生交流，那么最好直接对话。
不过，据我了解，很多癌症病人自己并不知情，像我这种厚脸皮可以直面生死、和医生讨论自己活两年还是活一年半的病人很少。
真诚鼓励和我一样身有疾痛的同志们，既然我们已经被迫在人生钢丝上悬走，那么不如自己睁大眼睛自己攥紧那根平衡杆，做个有胆气、让医生佩服的病人，让他对你另眼相看。
j主任医术高明，为人和善，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著名。著名的医生有不计其数的病人，不计其数的病人会让医生分外繁忙，分外繁忙会让医生忘了你是谁。在头两个月的治疗里，我一直被j主任叫作孙娟李娟王娟刘娟林娟，叫我于娟的概率比百家姓任意组合的概率高不到哪里去。起初我还试图去纠正他，后来想通了，无论他叫我什么，我都微笑。我不怕他把我的病情病症搞错，因为我学会了每次见面都能以最短最精确的语言，描述一遍我得了什么病，用了什么药，现在什么反应。
在我抽完血的数个小时后，j主任仿佛踩着风火轮，行走如风地来了：“王娟啊，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决定给你用药了，先把高钙血症对付过去，我们怀疑你至少得了骨溶解症。”丢了这句话，j主任就不见了，我知道他要抢时间去拯救其他病人。我一头雾水，光头把脸贴到电脑上，一手拿鼠标，一手拿检验单，查什么是高钙血症，什么是骨溶解症。
他查到了结果，但是当时没有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高钙血症是指血清离子钙浓度的异常升高，可发生高钙血症危象，如严重脱水、高热、心律紊乱、意识不清等，患者会死于心搏骤停、坏死性胰腺炎和肾衰竭等。我当时已经接近高位指标了，所以有无力、头痛、失眠、食欲减退、恶心、烦渴等症状。
骨溶解症则更为可怕，骨溶解症又称为戈勒姆综合征、大块骨质溶解症，是一种罕见的综合征，迄今文献报道病例也就近200例。因为j主任发现我整个躯干骨发生了多发性骨溶解，尤其是在锁骨、肩胛骨、肱骨、脊椎骨等地方。骨溶解症严重的病人可能会脊柱横断导致截瘫，累及大血管引起大出血。
光头没有瞒住我，因为这一天一拨拨的大中小医生都小步跑来告诉我，不能乱动，一点也不能动，和蔼的女医生告诉我不要起床，不要猛转身，不要弯腰。我唯唯诺诺点头答应，心底暗笑：“我倒是得能起床转身啊，你知道我多痛吗？”
奇怪的是，那一支价值三千多块、豆奶大小的注射液打进我的身体后，我的血钙居然就正常了。不正常的是，那夜，我发烧打摆子41.4摄氏度。之前换病号衣我不能起身穿衣服伸袖子，衣服是前后反穿，后背敞着没有系扣子。高烧那夜我脑袋烧糊涂了，不认识光头了，夜里三点看到这个胡子拉碴的猥琐光头男，又发现自己衣不蔽体，于是双手抱胸一阵狂叫：“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走开！我要叫人啦！信不信你靠近我，我咬死你！”
此事成为我在光头手里一辈子的笑柄。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子，我的家庭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爸妈没有多少文化，勤劳质朴做个本分人是他们的终极幸福。老公出身蒲柳，和我一个版本，也是苦学改变命运的教书匠。对于这种近乎平庸的平凡我已习以为常，三餐一宿，衣食无忧，想房想钱想课题，我和光头一如小说里所有的夫妻那样平淡爱世俗，老爸老妈一如电视剧里所有的老人一样操心爱唠叨。如此骨肉血脉贴肤相亲的人们，我再熟悉不过的人们，却让我大跌了眼镜：我从来没有想到，碌碌庸庸的家人们深藏在无尽岁月里的，居然是如此强大的内心。
我在诸多止痛药片和止痛贴的帮助下，止住了来自周身时刻骨折般的疼痛，躺在床上望眼欲穿地等着ct引导穿刺的结果。光头顶着颗明晃晃的光头在医院各个楼层上蹿下跳。终于，傍晚时分，他拎着个红色的pet-ct袋子低着头闷声不响进了病房门。
我问：“结果出来了？”
光头闷闷地：“嗯。”
“什么结果？”
“乳腺癌。”
“啊哈哈哈……”整个病房响起了爸爸、妈妈和我一家三口如释重负的朗声大笑。那种久违的如释重负就像某年某月熟悉的考试发榜，虽然分数很差，但是要庆幸是六十分，不是不及格呀。愚蠢而医盲的我和爸妈都高兴极了。太好了，乳腺癌，不是肺癌，不是骨癌，而是乳腺癌，我不能没肺，不能没骨头，但是我可以没有乳房。乳腺癌，如果我注定是癌症患者，那么，让我勇敢地接受我是乳腺癌患者这一现实吧！
光头推推眼镜没有说话，脸色阴沉得可以滴出水：也许只有他知道，乳腺癌也是可以死人的，而我那时那刻，距离死亡，也许就是那么一线之隔。
“不要轻敌，乳腺癌也是癌症。”光头不忍多说，却不能不说，“情况比我们大家想的要好些，但是乳腺癌转移了，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过，肯定没事，你能扛过去的！”
“哈哈哈哈哈！”反正就是高兴啊，我们一家三口仨白痴哪里管光头杞人忧天，开始兴高采烈去讨论骨癌危险啊，肺癌危险啊，好在我结婚生子了，乳房没用啦。护士进来送体温计，以为我家中了彩票，怎么会那么手舞足蹈、欣喜雀跃。问清原委，原来是刚刚知道我得了乳腺癌。护士没说话，保持着职业微笑。
现在回想，无知是多么可怕，无知又是多么可笑。
不久之后，我发现一张带有光头特有的如同女人般秀气的笔迹的便笺条，非常明显是光头一边打电话一边无意写下的，上面散散落落写着：五年，生存期20%，不容乐观，最凶险，her-2+的字样。此外还有一个人的名字，被铅笔描得很粗：沈坤伟。
我无言地愣了很久，那个时候，我不懂her-2+的意思，不懂所谓凶险的意思，我甚至简单地认为，100个人里我只有考top20，才能活过五年。现在想来，能有20%的概率活过五年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而当年，我无比沮丧。
我把那张字条无声地递给妈妈，妈妈飞速地看了一眼，微笑着说：“咱不怕，咱都不信邪。你肯定没事的。”老爹也探过头来看了一眼，一贯妇唱夫随的他也提提嗓子自己给自己壮胆说：“对，不信！我也不信！”
我没有告诉光头字条的事情，他当时正在废寝忘食地以准备高考、准备考研的精神投身到一堆有关癌症的书里。尽信书不如无书，他一腔热血、一片苦心、一番刻苦的钻研实践，差点让我命丧黄泉，这是后话。
家人的不信邪，大概因为无知。父母认识两个乳腺癌朋友：一个和我妈妈年纪相仿，存活二十多年，硬朗得打得过我爸爸；另一个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还取了一样的名字，早我两年得病，如今已经去上班了。所以，理所当然，在他们眼里，乳腺癌如同崴了脚脖子，躺几天就好。他们不知道，乳腺癌也是会死人的。
然而此后一年多，当我的病友一个个轰然倒下，父母、公婆和光头的种种反应让我油然生敬：他们真的无所畏惧，从来不担心我是下一个，从来不担心我会有一天撒手走掉。他们只是每天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满心欢喜地憧憬和期待着我重新站起来的情形。老爹每日四点半起床，熬中药、熬灵芝、熬五红汤、熬枫斗水、熬绿豆水，然后瓶瓶罐罐装好挤第一班公交车、挤第一班地铁送到医院或我租的房子。光头严格遵守土豆教给他的《弟子规》，“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除非特别脱不开身，一般都是他守着，喝水喂饭端屎端尿，我睡多少夜医院，他睡多少夜躺椅。病友都笑我高档，拿个博士副教授当丫鬟使唤，听他一边扶着便盆一边给自己带的博士硕士布置实验，一帮老太太连番感叹，啧啧连声。我妈不知道算不算最辛苦，却是最最心苦。她不能守着我，哪怕再担心再揪心再痛心，依然要在山东，做她那摊事和我在山东未竟的能源林公益。她是我亲妈，所以她知道我那一刻最需要的是家庭“生活在继续”的有条不紊，以及社会心愿的未竟之事有人继承，不是多一个人伺候屎尿。我理解所有的所有，虽然我们母女没有比心有灵犀更多一点语言去交流。妈妈说：“我明天回山东。”我说：“好，你走吧。”
我知道她在为我做什么，犹如她知道我懂她为我做的一切。
家人的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其实堪比良药仙丹，那种难以言表的强大内心也许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这个无声的舞台上只有我在孤军奋战，但是我有无穷的力量和信心。
有关“是否做手术切掉乳房”的讨论
确诊之后，处处为病人着想的j主任风风火火冲过来，把我从二十楼的瑞安搬到了二十二楼。这不是两层楼的区别，这是全部按照香港标准自费和纳入社保三甲医院的区别。粗算算，我在二十楼一个星期烧了四万多不到五万的样子，最重要的是，对我的处理只是止痛、打择泰降低血钙。说实话，瑞安医院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我非常感激瑞安温暖、安静的病房，温柔轻语的漂亮护士，哪怕只给我安慰从来没有太多建议的医生们。这段等待确诊的时间是我生命中最为脆弱和无助的时间，是瑞安给了我足够适应过渡的空间和时间。国内其实非常缺少有如此理念和硬件的肿瘤中心，哪怕不做别的，只是给肿瘤病人内心的抚慰和单一的止痛。
这家医院半年后因为贩卖药监局未批准的肿瘤药物而被迫关闭，卷入无尽的官司纠纷，对此我深感惋惜。
我的病床被推上二十二楼。两张床兴师动众地并排在走廊，我吃足了止痛药，贴满了止痛贴，所有人看着我用了半个小时一点点一点点挪动着换床。想当年年纪之轻、病情之重轰动了整个楼层，也算得一时间的新闻人物。在阿姨们的啧啧惋惜声里，我微笑着说：“阿姨，你们别看耍猴了。”不知道当年围观看猴的病友还有多少活在人间，又有多少已经驾鹤西去。
往事不堪重记省。
二十二楼，是个乳腺诊治中心。全部是乳房问题女，一个个年龄各异、被割了乳房的少奶奶拎着引流管散步是二十二楼的一大景观。妈妈喜滋滋跑进来说：“这里好多好多乳腺癌啊，都活得好好的，就是割掉二两肉嘛，咱不怕……”
同病房有个四十七岁的大姐，听了妈妈的话，又看看病床上的我，连连摇头：“啧啧，那么年轻，动这种手术，她老公同意吗？”
“为什么不同意？”我没心没肺地问。
“我老公就不同意我切除，所以我做了保乳。喏，三年半复发了，唉。”阿姨恨恨怨怨。
其实良久之后，我才知道，保乳与不保乳，与复发和不复发根本没有相关性。但是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压根儿没有能力去安慰和平复阿姨的心。
ok，我是不是要做所谓的切除手术呢？光头当时在奔忙我的转院手术，我的内心开始翻腾，开始思考如何去和他商量这个原本我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
我是一个性别意识特别模糊的人。我的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好玩的人和不好玩的人、强人和凡人等诸如此类依照人的品质性情的分类方式，男人或者女人的分类法，只有在公共场合去wc才想到。当然也有例外，在欧洲和师妹们旅游的时候，女用洗手间排起长龙而男用卫生间空无一人的时候，我会理直气壮一脚踹了门去男卫生间，倒不是特别内急，而是认为自己的时间不该用在等别人撒尿上。
虽然就客体肉身来说，我是个虽不标致但是非常标准的女子，然而意识形态上我却一直非常茫然于男人和女人在社会、心理方面的定义。研究生期间选过性别与社会之流的专业课，仍丝毫不能帮到愚钝且死活开不了窍的我。不谙风韵，不解风情，哪怕偶尔意外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做女人是需要天赋的。我很佩服那些把自己作为女人的资源用到极致，哪怕没有实体资本却可以营造女人魅力的女人。我怕是这一生踩了风火轮，也难以望其项背。所以，窃以为，女人没有乳房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没有乳房更没有什么大不了。人生的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胸前四两肉，那么岂不是太不好玩了？
但是我不能不问问光头的想法，因为我曾记得婚后不久他坦言对我的一见钟情，印象深刻的尤其是他提到，曾透过男式t恤和背带裤目测到我至少75b，并且试图用数学公式去推断上凸弧形。
事实上他错了，我穿75b的罩杯有点小。我在选择罩杯的时候总是要纠结一番，75c有点大，75b有点小，想来不喜欢罩杯有点空，于是会去买b。反正也没有不舒服，只是会扑出来点而已。也许所有女生下意识里都喜欢盆满钵满，连我这个没有性别意识的伪女子在内：女人的bra犹如男人的钱包，男人谁也不会嫌钱包厚。但是男人的钱包扑出来顶多丢点钞票，而女人若是选小点的bra让乳房扑出来，却很有可能因为气血不畅而瘀滞成了乳腺癌、纤维瘤。
我小心翼翼问光头：“如果我需要动手术，割掉乳房，你同意吗？”
光头当时在把便盆放回床架，他抬起明晃晃的光头，非常惊异地问：“为啥不同意？割掉割掉割掉！！”那口气，就像发现菜篮子里有个烂了一半的发霉西红柿，赶紧扔，唯恐扔得不快。
“嘿！嘿！嘿！你能不能装出一点丈夫对妻子身体的留恋？毕竟我还是个75b+好不好？弧线你算过啊，难得的。”
“有啥用？儿子都喂好了呀。”
光头有时候经常会让我陷入无语状态。他和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脑里除了化学方程式就是化学方程式，有时候我很难找到自己的试剂去和他发生反应。但他和我在现实里却是一对和谐夫妻，这点让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旦我陷入无语状态，光头就会格外重视，以他的化学头脑，很难猜想沉默的我的想法。于是我的沉默经常会引发一场长谈，或经典精彩，或陈庸无趣。不过自得病起，我们共同经历了是否割掉乳房、是否舍弃卵巢、是否需要卖掉房子的讨论，每次都会让我对这颗充满化学分子式的光脑袋油然生敬，并由此去思考“男人到底是什么”之类的哲理问题：我实在太不懂，太看不懂男人了。
光头和我有关“是否做手术切掉乳房”的讨论，详细描述了一个二十二岁男孩成长为三十七岁男人，对于异性漫长的心理成长过程，因而让我有机会了解一个二十二岁男孩对待75b+的猥琐想法，以及三十七岁男人对女人的本质要求。他说他已经不再是二十二岁了，不再是看到女孩的“s”曲线就会血脉偾张的年纪，如果一个男人到了三十七岁还去计较女人胸部到底几两肉，无疑只是下半身思考的男人。他说他只在乎我活着，让孩子有妈，让他有老婆，哪怕只有聊天讲心事的功能。至少，他知道心放在哪里，每天就会很安心地睡去，夜里抠鼻子，也会在黑暗里被背对背的我发觉并笑骂的感觉很好。
也许，夫妻就那么简单。
也许男人有很多分类，嗜肉的食草的天性使然，只有种类不同，没有好坏之分。前者喜性爱，后者爱思想。光头是后者。或许我十七岁那年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不能彻底信任我的75b+是否可以跟随我一生，但是我能保证我的性情思想永远属于我。
“我尽量起床看看吧”
正当我们调整心态、踌躇满志准备好了一切，问j主任我什么时候做手术的时候，j主任有点莫名其妙，哈哈大笑：“你？你做什么手术啊？那么年轻，割掉多可惜，留着吧，我们直接给你化疗吧。”j主任很忙，丢下这句话便步履生风地走开了，他的时间是病人的生命。我使了个眼神，光头连忙追出去问个究竟，然后无功而返。或者他问到了什么，只是当时没有告诉我。
总之，我是个错过手术机会、癌细胞弥漫整个躯干骨的晚期病人。乳房上那点子癌细胞去不去掉根本可以忽略不计。舍掉乳房都成了奢望，我当时真恨不得可以把自己很是喜欢和骄傲但现在却给我带来无尽病痛和绝望的乳房一把抓下来喂狗。算了，不喂狗，免得小狗得乳腺癌。
然而决定了化疗之后，我又遇到了重大挑战：我的乳腺癌，是通过ct引导下的骨髓穿刺骨的转移灶确诊的，95%应该就是乳腺癌。然而我乳房上的肿瘤太小太小，不如一粒花生米大，摸上去似有似无。金晓龙主任提醒我们最好是有原发灶的穿刺才能100%确定，否则万一上了化疗，原发灶消失，而以后又复发，会造成不能确诊到底是不是乳腺癌的情况。虽然概率很低，但是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一个字——死。
然而，我那个原发病灶太小太小，即便穿刺，也有可能逮不住它。二十二楼负责放化疗的l医生是一个非常慈祥温柔的阿姨。可能是可怜我的年轻和病重，她对我很是优待，她揪来了光头字条上的沈坤伟。著名的沈坤伟一进病房，痛得龇牙咧嘴的我就乐了。他是个准光头，中间溜冰场四周铁丝网的那种，非要用地方支援中央的策略，用有限的头发遮盖无限光亮的光头。
人若是病了，若是失去健康了，会主动丢弃很多东西。那个晒了bra没收好的羞涩的我，袒胸露乳，任所有的乳腺癌医生摸来摸去按来按去。沈坤伟摸了半天说：“难度挺大，不过很可能穿刺穿得出来。”
我很勇敢地说：“我去穿刺。”这件事，我很勇敢，因为，当时我全身剧痛无比，根本不能移动分毫，去穿刺意味着我要再一次经历ct引导下穿刺的苦痛。事实是，上天总会奖励勇敢的人。第一次化疗之后，我的原发灶真的如期消失。八次化疗之后，准确地说，我是在打第六次化疗的时候，我又真的复发了。若没有这一次的拼死穿刺，我真的死定了。
定了做穿刺手术之后，冲进来两个男医生，帮我安排穿刺。其中一个五大三粗满脸横肉，声音也瓮声瓮气。我从心里很怕很怕他。医生交代几句，便出门去。只听邻床的病人家属说：“啊哈，是屠夫王建帮你做手术啊！你走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