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我的坚强与柔软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分外坚强的人。
200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被救护车拉进上海瑞金医院，放置在急救室。
病理科主任看到我那浑身黑乎乎的全息ct后，问了一句话：“病人现在用什么止痛？”
我的老公，那个可爱的光头男答：“没有止痛。”
那个四十多岁的主任，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一顿地说：“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
他们进行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只是屏着气，咬着牙，死死忍着，没有死，也没有哭。
在急救室待了三天两夜。医生不能确诊是骨癌、肺癌、白血病，还是其他癌症。
急救室应该就是地狱的隔壁，一扇随时开启的自动门夹杂着寒冬的冷风，随时送病危病人进来。
我身边的邻居，虽然都躺在病床上，但看看似乎都比我的精神好很多，至少不是痛得身体纹丝不能动。然而，就是这些邻居，凌晨两点大张旗鼓地被送进来，躺在我身边不足两尺的地方，不等我有精神打个招呼，五点多我就会被某些家属的哭声吵醒，看到一袭白单覆住一个人的轮廓。不用提醒，我知道那个人匆匆走了。
如此三天两夜，心惊胆战。我没有哭，表现得异常理智，我只是断断续续地用了身体里仅有的一点力气，录了数封遗书，安慰妈妈看穿世事生死。
后来，一天两次骨髓穿刺。骨髓穿刺其实对我来说，算不上疼痛。光头在旁边陪我，面壁而不忍再看，妈妈也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的痛苦在于，当时破骨细胞已经在躯壳里密布，身体容不得一点触碰，碰了，真的就是晕死过去。那种痛不是因为骨穿，而是源于癌细胞分分秒秒都在啃噬骨头。
我还是没有哭，不是因为坚强，是因为痛得想不起来哭。那个时候，只能用尽全力屏着气。如果稍微分神，我就会痛得晕厥。我不想家人看到我的痛苦。
当2010年元旦我被确诊为乳腺癌四期，也就是最晚期的时候，我长舒了一口气，没有哭，反而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
因为这个结果是我预想的所有结果中最好的一个。
既然已然是癌症，那么乳腺癌总是要强一点。
至于晚期，我早已明了。全身一动不能动，不是扩散转移，又能是什么。
发现太晚，癌细胞几乎扩散到了躯干所有重要的骨骼。
我不能手术，只能化疗，地狱一样的化疗。
初期反应很大，呕吐一直不停。
当时我全身不能动，即便呕吐，也只能侧头，最多四十五度，枕边、被褥、衣裳、身上，全是呕吐物，有时候呕吐物会从鼻腔里喷涌而出，一天，几十次。
其实，吐就吐了，最可怕的是，吐会带动胸腔震动，而我的脊椎和肋骨稍一震动，便有可能痛得晕厥过去。别人形容痛说刺骨的痛，我想我真的明白了这句中文的精髓。一日几十次呕吐，我几十次地痛到晕厥。
别人化疗的时候那种五脏六腑的难受我也有，只是，已经不值得一提。
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哭。因为我想，坚持下去，我就能活下去。
此后六次化疗结束，我回家了。
儿子土豆刚十九个月，他开心地围着我转来转去。
奶奶说：“土豆唱首歌给妈妈听吧。”
土豆趴在我膝盖上，居然张嘴奶声奶气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话音未落，我泪先流。
也许，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我的孩子，就变成了草。
于丹说：一个人的意志可以越来越坚强，但心灵应该越来越柔软。
无意之中，我做到了这点。这才发现，两者是共通的。
义气和义乳
不知道是大彻大悟还是大痴大癫，哪怕是向来喜欢多思多虑的我，生病后却很少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鸵鸟心态。我不想说我看穿生死，但生死有命，有时候想自己能活多久，后事如何，真的不如在活着的时候能帮别人就帮别人一点，能让大家快乐一点就快乐一点。不得不说，我得癌症后的日子是我人性最为升华的一段时间。
光头有个叫阿海的堂弟，读书至初中，靠体力维持生计。十几年前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于是和我有些交情。后来阿海结婚、生子，定居在浙江定海。而我每次过年回婆婆家，总是不能与他巧遇，一晃也就十几年没见了。
我患乳腺癌的消息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婆婆那边的亲友知道我得了重病，已经是滞后两三个月。不过有趣的是，可能是因为受文化、地域和风俗的影响，也可能是乳腺癌有点性别色彩，当大家谈及我的病情，尤其是对年轻男性，不会说得很具体。于是，在一个深夜，光头收到了阿海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
“哥哥，我听说嫂子得了重病。我没有什么钱，不能帮到你们，很难受。但是，如果需要骨髓、肾脏器官什么的，我来捐！”
光头看后哭笑不得，念给我听。我哈哈大笑说：“告诉他，我需要他捐乳房。”
光头欲按我说的回复短信，写了一半转头说，算了，我这么说，他说不定和他老婆商量，把他老婆的乳房捐出来了怎么办？
如果捐的话，算不算义乳？
我是入院很久后才听说义乳这个词的。一般的乳腺癌患者，都是四十五岁以上发病。若是运气好，发现得早，没有远端转移，一般会接受切除手术。中国很多病人被问及“是否要保乳”时，通常都是底气十足地说：“保命！保乳有啥用？”所以，化疗病房通常住的都是只剩下一个乳房的老女人们。我是患者里年纪最轻但是运气最差的一个，癌细胞转移扩散得厉害，没有可以动手术的资格，所以也是唯一不需要义乳的人。
现在想来，乳房可能是女人身上最为没用的器官，所以义乳不需要像义肢那般实现什么功能，只需要做个体积出来，穿上衣服之后具有观赏价值就可以了。义乳卖得很贵，一千多块一个，附带在一个特制的胸罩里。很多上年纪的阿姨虽然爱漂亮，但是更爱钞票，都觉得一千多块买个布袋没有太大意思，于是八仙过海，各自动手做义乳。
南翔李阿姨癌龄比我们长，又爱漂亮，最先开始做义乳。她传授给大家的失败经验是，不能用棉花布头做小袋子塞在文胸里，因为“那芯子轻”。据她介绍的亲身体验，一次戴着自做的棉花义乳去挤公交车，下车后发现大家都在看她，目光怪异。阿姨低头一看，原来伸手在车上拉吊环的时候，那棉花团被挤来挤去，跑到了肩膀下方锁骨的地方。乳房长在肩膀上的女人，比没有乳房的女人更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舟山庄阿姨非常有趣。劳动妇女天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她一开始就没有用棉花，而是选择了下垂感极强的绿豆。她用绿豆缝了个袋子，放在左胸充当义乳，形态很好，而且谁也看不出那是假的。庄阿姨发挥聪明才智为省下了一千多块而扬扬得意，房间里数个老太太纷纷效仿。然而在她第四次化疗之后，庄阿姨的大女儿就发现了问题，她觉得妈妈的两只乳房越来越不相称，绿豆义乳明显膨胀肥大。女儿趁妈妈洗澡的时候把绿豆袋子从胸罩里掏出来拆开，结果让大家捧腹大笑：那绿豆因受体温汗水滋养，发芽了。
庄阿姨一度沮丧，埋头创新，苦苦思索之后决定不再使用豆类做填充物，改用大米。大米倒是不发芽，但是无奈天气转热，大米义乳上岗不过两个星期，就开始发霉了。
有个退了休的甘老师，可能因为受教育程度高一点，对于差不多小学毕业的庄阿姨的举动颇不以为然。她受过教育，认为茶叶对人体好，于是把茶叶晒干了，像填枕头那样做茶叶义乳。实践出真理，茶叶的确不会发芽，也不会发霉，也的确有香气。但是乳房比头颅要娇嫩，甘老师花了数个星期做好的义乳，戴了不到半天就气呼呼扔到一旁：茶叶梗太硬，开过刀的地方被它刺得难以言表。
我虽没有义乳需求，但也热情澎湃地参与义乳创新。或许是因为人格魅力，我在病房倒真的有一大票粉丝，因此我的创新主意很容易被人实践。我说：“外面不是有那种水珠按摩胸罩卖吗？她们是为了让小胸看起来大，我们做大一点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看起来从无到有呢？”
我还有个馊主意是：用气球灌水。那会儿我因为癌细胞骨转移而浑身不能动，不能亲自实践。黄山的吴阿姨是脑部转移，癌细胞不发作不疼痛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她很是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实践了一把。出医院去吃饭的时候，买了气球装点水放在衣服里。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听到走廊一片大笑，吴阿姨捂着肚子弯腰进来：“于博士啊，今天电梯太挤了，把我的气球奶奶（她把乳房叫奶奶）给挤破了，我的衣服湿得哟。”
走钢丝的孩子
其实，在抗癌大军里，我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渺小、非常非常年轻的小兵，不敢妄言什么所谓的经验。更多的时候，我用很多次的病危在证伪，证明什么是错的，但是我仍然不能确信，或者很少的东西让我肯定是对的。对于对疾病康复有帮助的东西，我非常乐意分享，所以会有我的生命日记。有段时间我甚至一直在自嘲，觉得自己是在黑暗里于五百米高空走钢丝的孩子。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不会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不想任何一个人像我那样，手提着脑袋摸黑探索。
有时，人会让自己大吃一惊，比如，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如此面对癌症。
也许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当我知道自己身患癌症的时候，已然是晚期，癌细胞扩散到全身躯干骨。以前读武侠小说，对断肠蚀骨腐心之类的词并不陌生，但未必真的解意。这一遭癌症晚期骨转移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蚀骨是骨转移，断肠与腐心是化疗体验。
回望过往时光，几经濒死病危，数次徘徊鬼门。其实作为人，并不是死过一次就不怕死了，而是越死越怕死。所谓更怕死，无非是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重而已。在此之前我是个有知识没文化的俗人，除了学校的哲学课本，就只有初中读过几本德国哲学简史的简明本。从来没有考虑过生死，更不要说从哲学上去看待生死。
病中的折腾，差点把我折腾成研究有关人生生死的哲学家。我对一个朋友说，别看你在交大教哲学，你现在未必有我思考的哲学问题多。如果说癌症对人有正面作用，此算其一，因为癌晚期里你很容易活明白。
虽然，可能有点晚。
此前我是个极度开朗好交友的人，这可能和性格有关。以前总是觉得能见面、谈得来就是场缘分，就是朋友，于是我朋友无数，三教九流，各种各样。朋友多自然是好事，但朋友太多也会导致形体羸顿，心力乏苦。
许是太年轻，许是愚钝，我总不知道在茫茫人海中，甚至在我所结识的人中如何去筛选真正的朋友。有一天突如其来的癌症席卷了我的全部，扬尘散土，洗沙留金。我只需静静躺着，闭眼养身，便可以分辨哪些是真正的朋友，哪些是所谓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件大幸事。因为，我是为了朋友可以付出很多很多的人。
癌症一事，让我知道，若仍有后世，谁是我应该付出的人。朋友访我或是不访，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他得知我生病消息后的第一反应，眼神、表情、电话语气乃至网络留言里端倪尽出，你会觉得世间很多人情世故是那么让你淡然一笑。癌症的后遗症，会让当事人内心更加敏感，而外在表现愈加愚钝。我想我终于修成了此前羡慕而终不能得的“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此算癌症益处之二。
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别人看来我人生尽毁。也许人生如月，越是圆盈便越是要亏缺。在旁观者看来，我是倒霉的。
若论家庭，结婚八年，刚添爱子，昵唤阿尔法。儿子牙牙学语，本来计划申请哈佛的访问学者，再去生个女儿，名字叫贝塔。结果贝塔不见，阿尔法也险些成了没娘的孩子。回望自己的老父老母，他们的独生女儿终于事业起步，家庭圆满，本以为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不想等来的却是当头敲晕的一棒，有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虞。若论事业，好不容易本科、硕士、博士、出国，一道道过五关斩六将，工作一年，申请项目无论国际、国家、省、市全部揽入，刚有了些风生水起的迹象。犹如鹤之羽翼始丰，刚展翅便被命运掐着脖子按在尘地里。命是否保全是悬念，但是至少，这辈子要生活在鸡的脚下。
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反而查出癌症以来，除却病痛，自己居然如此容易快乐。倒霉与否从来没有想过。我并没有太多人生尽毁的失落。因为，只有活着有性命，才能奢谈人生。而我更多地在专心挣扎，努力活着，目标如此明确和单一，自然不会太过去想生命的外延。
三十岁之前的努力更多是因为自己有着太多的欲望和执着，从没有“只要活着就好”的简单。我不是高僧，若不是这病患，自然放不下尘世。这场癌症却让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来，索性简单了，索性真的很容易快乐。若天有定数，我过好我的每一天就是。若天不绝我，那么癌症却真是个警钟：我何苦像之前的三十年那样辛勤地做蚍蜉。
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走。
小瑞
患病以来，大风大浪，几生几死，却出奇地写不出太多关于人生的感叹，或许这真的是“强说愁”和“天凉好个秋”的境界差别。
一个朋友说我应该分享，分享我经历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感悟，说不定我的只字微言会改变某个人的一生。毕竟，这些东西绝大多数人是永远没有机会知道的，但是有些东西却是人生最内核而日常最容易忽视的。无论大家是否意识到，一个人走到最后，总是要面对自己的灵魂去修持。
小瑞不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病友，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年轻母亲。
在小瑞入院之前，我一直在瑞金病员中高居最受同情榜的榜首。一般来说得乳腺癌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太太，退休或者将近退休，儿女长大成人，人生的最大遗憾是不能享受金色晚年。而我，刚刚读完博士，事业刚刚起步，人生刚刚开始。这也就罢了，最郁闷的是儿子刚刚会叫妈妈，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儿，刚刚开始能用工资给爸妈添件新毛衣……虽然我倒从不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可怜的倒霉蛋，然而医生、护士包括护工，注目我和家人，窃窃私语一番后的目光里都饱含深切同情。
小瑞的到来取代了我的最受同情倒霉蛋地位，虽然她的病情比我轻得多。
她比我小两岁，女儿五个月，乳腺癌中晚期。
她的经历，可能只有电视上才会出现。
小瑞和老公是大学同学，两人极爱孩子。结婚六年却一直未有一男半女。去做生育体检，才知道做工程师的老公有些问题，怀孕非常困难。后来好事多磨，终于大功告成。此后小瑞每日像怀揣只熊猫一样如履薄冰，终于肚子里的“小熊猫”五个多月了，她却越来越觉得左边的乳房不太对劲。有怀孕经验的都知道，孕期有时候是觉得乳房不太对，但是小瑞的这个不对，也太不对了。于是一次孕期体检，小瑞无意向医生提了一句。
没有想到，医生摸了小瑞因怀孕而胖得有点变形的乳房后脸色大变，急急忙忙开了一堆的单子让她去检查。可怜的准妈妈小瑞非常惧怕检查对胎儿带来不良影响，趴在电脑上查了整整两天才挑出其中的一两个检查项目。检查单一出，立马安排穿刺手术。
小瑞的妈说，小瑞爱子心切，生怕对胎儿有影响，竟然穿刺的时候拒绝使用麻药。
穿刺结果，恶性肿瘤，乳腺癌。
医生非常严肃地找小瑞和家属谈话：必须马上引产，休养一个星期做切除手术，是否转移淋巴尚未可知，但手术后要立即化疗是肯定的。
夫妻抱头痛哭。
毛主席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女人读书与不读书的区别，或者素质修养往往在人生极致处体现。老公仍在不顾旁人地大声啼哭，小瑞却异常冷静地问医生：“有没有可能等我生下孩子后再动手术化疗？”
医生沉思了下说：“太冒险了，你有性命危险，癌症不是开玩笑，早一天控制就多一分生机。”
小瑞又问：“我有没有这个可能，等生完孩子再解决癌的事情？”
医生说：“你要想好了，因为很有可能不等孩子出生，癌细胞扩散，到时候你有危险，孩子也是保不住的。”
小瑞追问：“但是我有可能生下他，对吗？”
医生被迫无语，最后说：“其实很多女人一辈子不生孩子，自己的命重要啊。”
小瑞含着泪笑了：“我是觉得，有孩子，我做女人才完整。否则活着和死了也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是患病之前，我会被小瑞的母爱折服得五体投地，我会被她的决定感动得语不成句。然而，现在的我是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了整整一年的癌症母亲。我只能说，她的决定与举措是至纯至爱，是无私忘我，是人世间最美的爱的体现。
但对于生命，对于生命的价值，她有些欠考虑。如果，爱仅仅是一命换一命，那就太简单、太容易了。一旦孩子降世，你就是把自己整条命给他都觉得不够，你心甘情愿为他死，但是你死不瞑目：“我死了，别人给他喝的水会不会太冷？”
当然，此前我不认识小瑞，即便认识，我也不会劝她遵循医嘱，因为小瑞告诉我，这是她做母亲的唯一机会，哪怕她听了医生的话早做手术早化疗，因为她的癌细胞和雌激素、孕激素相关，以后她也无法怀孕生子。
人世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非常幸运的，而能真正即便丢命也在所不惜、尽其所能达到目标，我觉得是幸福的。
小瑞的母爱打动了上天，她赌赢了。她顺利分娩，产下一个健康的女儿。可怜的小姑娘只吃了十天的奶水。小瑞哈哈哈地开玩笑说，现在两个纯天然人肉奶瓶就剩下一个了。
每个人出生，都有一个只有妈妈才知道的出生故事。抽一点上网时间，回家问问妈妈，她未必有小瑞这样的明确取舍，但也是拼着自己的性命，有着一命换一命的勇气生下你的。世上人人不一样，但是女人生孩子，是同样的苦痛。
（化名小瑞的刘恒女士，已去世。）
孔雀爷爷
每次病危，总是被急救床推着去病房，病床推到走廊上，七八个人，医生、护士和病友掺杂，看着我花上半个多小时表演龟爬换床。
在中山医院，从icu转出来的时候，晚上八点多，病房里已经一片安静了。我的到来打破了这片安静，护士医生忙是分内之事，可是，比她们还忙的，是一对父女家属。一个老头，精瘦但是矍铄，用极为难懂的口音憋足了劲儿对着痛苦爬行移动的我喊“加油”，简直像故意添乱。老头的女儿，也是个没有眼力见儿的主儿，一张包子脸，配一个橄榄身材。看在阿弥陀佛教导的分儿上，我不再形容她的身材容貌，这女儿约莫也有四十岁，但还是很没有分寸地对着万分痛心焦急的我爸妈问：“这小姑娘那么年轻，啥病啊？这么重啊？”
我一边爬一边吐血一边无语，后来我实在忍不住看她为难我妈妈，因为我知道每次人家问这问题，就像刀戳我娘的心，于是我勉强抬起半个身子对着包子脸毫不客气地说：“这是癌症病房，我当然是癌症啦。你们不是家里人得癌症？还是来玩的？”
于是，瘦老头和包子脸立马噤声，回到了病房。
安排妥当我才知道，他们是我对床那个精神焕发、面容干净的老太太的家属。老太太不太说话，我礼节性地朝她笑，她也回复我笑。
老头陪夜，包子脸去宾馆休息。我们也安排妥当，大家睡觉，一夜无话。
次日起床，我和我妈发现，老太太居然不能说话不会动，她的“话”只有老头听得懂。但老太太是个非常活泼的老太太，竟然对我非常有兴趣，不停对我问东问西，多大了、有没有结婚什么的，老头就开始翻译，但是口音太重。于是包子脸送早点来的时候，开始二传手翻译，那个累啊。包子脸翻着翻着对老太说：“妈啊，你消停一点好不？我爸还没吃饭呢。”不等老太太反应，老头生气了：“你不爱说话一边去，我替你妈说话。”
“你就护着她吧，累死你咋办？”包子脸喋喋不休，然后朝着我们演说，然后我们对老头肃然起敬。
那个容光焕发的老太太居然是个瘫痪了十五年的病人！老头就一路服侍她十五年不动摇：早上五点多做早饭，八九点带老太太去买菜，中午回来做饭；老太太吃饱喝足午睡，他洗衣服，洗好衣服老太太醒了要逛街找小吃，他就要一路推轮椅锻炼两小时腿筋，老太太心满意足地吃小吃，他开始做晚饭；晚饭吃好，冬天老太太要看电视看到十一点多才擦身，夏天老太太又要出门纳凉，回来洗澡；夜里老太太起夜，但凡一声哼哼，老头就要弹簧一般跳起来，服侍如厕。
后面几日，我们发现，老太太从来不会在床上解决问题，每次都要下床坐在一个特殊的椅子上小便。呜呼哀哉，可怜的老头。这个服侍如厕可是个巨大工程，一百一十多斤的老头，要把一百五十多斤的老太太扛下床，扛着半蹲着给她脱裤子，扶放到椅子上，然后给她擦屁股，再扛回去。
老太太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一直乐呵呵的，东要求西要求，一会儿要吃烤羊肉串，一会儿要吃盐津梅子。老头不知道听医生的还是听老伴的。因为老伴瘫痪多年，智商像个小孩子，不给吃就会一直哼哼唧唧哼哼唧唧，可以为一块糖尿病不能吃的奶糖哼唧半个上午，搞得一个病房的人都不得安宁。我们都忍无可忍了，被虐待的老头居然还是满腹耐心：“老太婆，这个不能吃啊，不能吃。”我真是服了。
手术后老太太被抬回病房，我的天啊！病房里的人都痛过，虽然像我这种一声不吭的很少，但也就哎哟几声。她竟然体力巨好，一夜没有停过哼唧，用她独特的语言一会儿让老头这样，一会儿让老头那样。包子脸作为女儿，竟然从不陪夜。我为她感到愧疚。
第二天，所有的病友都面色萎黄、精神不振。老太太居然还在搞，她左腹部有个引流管，竟然要求老头把自己扳过身左侧。刀口在腰部，她竟然要求老头把自己扶起来坐着。我真是可怜那个老头。上上下下，一天几十遍，毫无怨言。
可是，老头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黄盖，挨得心甘情愿。
因为手术，老太太不能下来大小便了，她第一次开始使用瘫痪病人早就该习惯的床上便盆。然后理所应当尿湿了，老头竟然把自己的换洗衣服垫在尿迹上，直到包子脸向护士要来多余的床单被套。
因为老太太的身体状态和我始终没有搞懂的病情，她暂时不能化疗，于是不几日就折腾着回老家了。
看电视，《中国达人秀》里有个一往情深的孔雀哥。那么，这个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头就应该是孔雀爷爷了。
也许一切情都是不长久的，但是有这样一个十五年，老太太已然是幸福女人了。
其实，家属远远比病人更痛苦，因为病人的苦是肉苦，家属的苦却是心苦。病人生病了可以床上一躺眼睛一闭，而家属却要扛山过海，绞尽脑汁想办法跑路子，自己满肚子苦水，还要强颜欢笑，自己已经郁闷得要撞墙，还要去面对心情更加阴霾的病人，去做病人的心理辅导师。病人家属才是真的苦，才是真的伟大。
作为病人的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病痛让我们失去一切帮助他们的能力，我们突然从并肩作战的伉俪变成了他们的负担。我们心有愧疚，这种愧疚太过正常，但是不要让这种愧疚成为病人与家属的隔膜和更深重的负担，对家属仁慈，对他们温柔，对他们悲悯，不要去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这是我们仅能做的。
虽然生病让生命变得很痛苦，但是有更多真情让我们不能放弃；虽然生病让生命变得很惨淡，但是有更多的美好让我们不忍放手。所以，我们选择一起坚持，一起战斗。
土豆的圣诞节
我家租的房子附近有个元祖蛋糕店，土豆的姥爷反映说土豆每次经过，都会趴在玻璃上看玻璃窗里的圣诞树、圣诞彩球和姜饼屋。土豆眼神里有点想要，却乖乖看着，并不讨。
姥爷回想说：“那个眼神让我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有时候孩子听话，你反而会心酸。”姥爷告诉土豆，如果宝宝听话，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老人会送土豆一些彩球，还有一个大大的姜饼屋。
光头承诺出差尽量早点赶回来，好去元祖买姜饼屋。可是，彩球哪里能买到？我这一年多，除了医院哪里都没有去过，压根儿一点概念都没有。光头已经被自己那摊事和我累得瘦成电线杆了。姥爷除了菜场和复旦，上海啥地方都不认识。我倒是去淘宝上看了看，除了店家都是做批发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压根儿没有支付宝。
于是，跑去复旦的bbs上问了句：谁有装饰圣诞树剩下的彩球？
然后，圣诞节上午刚起床，门铃响了，朋友dodo扛着棵圣诞树，圣诞阿姨来敲门了。一棵圣诞树，一个圣诞老人，好多玩具。土豆开始狂激动，兴奋得语无伦次，跺脚摇头呜呜呜大叫。后来发现吹管（随着吹气纸筒会一伸一缩的小玩具），一发而不可收，口水恰如黄河长江顺着下巴流到前襟，全身的小肌肉都在使劲中哆嗦。
dodo刚走，又有人敲门，一对不认识的夫妻报了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是midi夫妻，也来做土豆的圣诞叔叔和圣诞阿姨，带来一棵大圣诞树，一堆玩具，一个大红包。土豆还没有从dodo的纸吹筒的兴奋里拔出来，让他叫叔叔阿姨，小伙子居然说：“等一会儿，还没有好。”可见热度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好在最终赶在midi夫妇出门前嘟囔：“刚才没有说‘谢谢’是不对的。叔叔阿姨，谢谢，再见。”midi夫妇估计还没有走到楼下，小土豆就开始狂叫：“这么多礼物啊！这下可发财了！”
我笑问他：“叔叔阿姨送你那么多圣诞礼物，你以后要怎么谢谢人家啊？”
土豆拿着个彩球说：“那我就生个蛋给他们吧。”后面补充，“生个五花蛋，宝宝还没有学会生亮蛋。”亮蛋是土豆给圣诞彩球起的名字。
第三次土豆打了鸡血的兴奋源于friendy的彩球快递。小家伙居然要求我把球一个个穿起来，自己挂在脖子上，沙僧一样，得意扬扬，不许别人帮他摘下来。婆婆打电话给公公感慨：“世上好人真多啊！”
看着孩子开心，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而今天的幸福，却远远大于这些。无论是季节的寒冬还是人生的寒冬，有种叫作大爱的暖流，在圣诞彩灯的荧光里慢慢涌动。
（dodo、midi、friendy均为复旦大学bbs用户名。）
黑色幽默话自杀
第三次化疗的时候，我已在瑞金医院二十二楼非常有名，有一大票老阿姨粉丝。一是因为她们都觉得我是个奇迹：第一次入院，清扫工的拖把碰到床脚引起轻微震动，我都会因骨头癌痛而晕死过去。而三次化疗之后，我却能在不打点滴的时候在病房里上蹿下跳找相熟的病友聊天。其二，则是因为光头和我顶着个博士的名头，并且热衷研究乳腺癌，想来老太太们也真容易被迷惑，看我和医生护士操着各种医学术语、药物名词辩论得热火朝天，便觉得我博学多才。因这两点，很多老太太有事没事就找我说话，喜欢和我玩。
一日，我去大病房找小尼姑阿姨。52床的美凤阿姨靠在摇起一半的床上，愁眉紧锁地问我：“于娟啊，你读书读得多，你说说看，什么自杀办法不那么痛苦啊？”她的表情并不是开玩笑，我知道她是晚期，并且有肺转移、骨转移。她的转移非常轻，就左手上臂那么一小段，却也疼得，每晚在走廊就能听到她撕心裂肺的惨叫。
我非常谨慎地回答“不知道”，然后表情木然地站在那里，我承认那一刻我在出神。
然后病房里炸了锅。“咱都活着，想什么死啊！”不知谁说了一句。
“你们说心里话，你们都想到过死吧？”美凤有点急，“疼起来，谁没有想过死比受罪舒服啊？”
病房里一片静寂。然后大家开始说自己自杀的经历。
53床是上海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后来我因她讲的自杀故事管她叫馄饨阿姨。
馄饨阿姨按她的说法是苦命人，她天生有点跛足，并且兔唇。三十多岁孀居，男人出工伤“希特勒”（上海话<音>：死掉了），留了两个儿子，一个十岁，一个六岁。20世纪80年代，她光荣地成为第一批国营棉纺织厂的下岗职工。然而，苦难再多，日子却不能不过。两个孩子都没有成年，于是她开始摆摊做馄饨、萝卜丝饼、炸臭豆腐，在“下只角”做营生。“这些原本上海人是不做的。”她解释给我听。先前没有城管管，但是为了多赚钱，要像游击队员一样多走几个地方。小叔子给她做了个特制小推车，方便移动摊位。后来有城管了，她就开始跛着脚推着车逃亡。
日子就这么一跛一跛过去，但是日子再难，孩子总是在长大。不枉母亲一片苦心，大儿子现在做瓷器出口生意，事业蒸蒸日上。小儿子结束学业，跟着哥哥做帮手。馄饨阿姨终于不用再卖馄饨臭豆腐，不用再拐脚逃城管，然而却得了乳腺癌。
一个没有怎么读过书的老妇听听癌症就要吓死。左一刀右一刀的皮肉苦、化疗反应吐心吐肺吐胆汁的折磨苦、惶惶不可终日的心苦，让馄饨阿姨做了个决定：去跳黄浦江，而且要从杨浦大桥上跳。
“否则哪里死得了？黄浦江污染太厉害，岸边都是淤泥垃圾，没淹死先臭死，被人捞上来，阿拉是丢不起这个人的！”
老太太穿戴整齐，趁着一个艳阳天就上了杨浦大桥。长期躲避城管练就的蹑手蹑脚躲人耳目功夫，让她轻易逃过了大桥上那个小亭子。然而走在杨浦大桥上，看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世间繁华，心中不免暗自长叹，无论多少理由可以轻生，但是在最后那一刻，总归有对这个世间的不舍。
馄饨阿姨不禁转身，想回望那个她生活了五十多年的杨浦区，不承想看到一个制服男冲着她走来，一边走一边吆喝。她大惊，错以为此时是彼时，那着急慌忙逃避城管的馄饨岁月。于是，本能反应，转了身撒腿就跑，一直跑到浦东地面上。跛足逃生未必慢，“后面几年我们那片的城管没跑得过我的”。馄饨阿姨志得意满的神态让我想起了兔子和狮子的故事，狮子跑就是一顿饭，兔子跑是为了自己的一条命。
馄饨阿姨如此混沌的自杀让我们捧腹大笑。“后来想想，那时候那么苦、那么没有头的日子都这样过来了，现在儿子们都好了，受罪就受罪吧，反正病嘛，有的治就活着。你看，我熬啊熬，也三年了。”
本以为馄饨阿姨的笑话已经够给力了，却没有想到56床阿姨听后一脸淡定：“你这个自杀就是多跑了一次桥。我可惨了，死还没有死透。”
56床阿姨是安徽人，据说一直住在村里。因为晕车，病前从来没有走出过以她家为圆心、半径二十里的圆。这个看似弱小的女人有着巨大的能量，她自幼丧母，父亲续娶，后母恶毒，虐待小孩子。她是家中长女，十五岁带着众弟妹揭竿起义，另起炉灶，甚至最后带着最小的一对弟妹出嫁。结果，卧薪尝胆的生活不小心把弟妹培养成了富翁富婆。她却守旧，依旧喜欢过她的一亩三分地的日子。
知道自己得了乳腺癌，她两眼一黑，人事不省。弟弟妹妹分别自上海、深圳、台州和池州飞赶过来。一家子人坐满八仙桌，商议如何救治家里曾经的顶梁柱、保护伞。她暗自神伤，并不以为得了癌症还能活，可是等死的滋味却并不比爽快一刀舒服。老太太于是摸索摸索，突然发现灶房窗台上有一个画着骷髅的瓶子，如获至宝。跑到自己房间，插上门，一把拿下，咕咚咕咚喝下。
如果你以为她喝了冒牌的农药而没有死掉，那就大错特错了，她喝的不是农药，是她儿子用随手拿的瓶子装的摩托车润滑油。
我傻乎乎问她：“润滑油怎么能和农药混了呢？一看就应该知道是油啊！”
老太太反问我：“谁喝过润滑油，谁喝过农药啊？再说那个瓶子我见都没有见过，还以为高级农药就是这样的。”
可怜的老太太死意已决，喝一阵吐一阵，硬是把多半瓶润滑油喝光了，或者说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妹夫破门而入，像扛半袋秋收的玉米棒子一般把她搭在肩膀上，一边狂奔出门一边大叫：“去开拖拉机！”
据说那是整个庄上的一大景观，事过一年后还有人津津乐道：一个老男人慌里慌张开着手扶拖拉机奔腾或者说跳跃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还不时往回看。一个女人头朝下被搭在另一个男人的后背上，一个年轻女人负责扶着老太太的头，另一个男人则负责去抠老太太的舌头喉咙，一路开一路吐，那个招摇。
县医院据说紧急处理喝农药的妇女以及溺水的儿童最为拿手，洗胃灌肠乱七八糟无论需要不需要，都轮番搞了个遍。当然，否则老太太哪里能安然坐在我们面前讲故事。
我们听得笑痛了肚子，而当事老太太憋了半天，想了半天说：“奶奶的嘴啊，吐死了，我三天没有返过魂，那个捅屁眼（灌肠）捅得我一个星期不能下床啊。”
我笑出了眼泪。我相信，无论如何，她绝不会轻易再想着喝农药。
和我同住一个小房间的是指标阿姨。顾名思义，她的指标特别醒目，以ca15-3高达900但不痛不痒没有任何病症出现而闻名于整个楼层。ca15-3是乳腺癌的监测和筛选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人是30以下。由此可以想象指标阿姨听到自己ca15-3是900的概念。指标阿姨平时不太走动，但是听到我们这里很是热闹，于是踱步而来。听到我们在讲的话题，不由得开始感慨，讲起来她的自杀经历。
指标阿姨有个幸福家庭，财丰福厚，夫贤子孝。她的肿瘤是在洗澡时摸出来的，所以发现得并不太晚，最多算个中期。但医生告知伊得了乳腺癌的消息，扑通一声倒下的不是她而是站在她身后的男人，回家后号啕大哭声音最大的也不是她，而是她儿子。
可能一生都太幸福太顺利了，指标阿姨一家都不能面对这个残酷现实。病人扛不住，家属也扛不住，低头耸肩唉声叹气，动不动就哭声震天，搞得人家邻居一天到晚以为她家中来了送葬的亲戚。可能癌症太可怕，可能化疗太痛苦，更可能氛围太阴霾，于是指标阿姨决定一走了之。
这个有着千万身家的体面女人想不出个体面的死法。跳楼她觉得死得难看，割腕觉得太血腥，上吊找不到横梁，喝农药超市没有卖，连个杀虫剂都是喷雾瓶，在上海，连卧轨都成了太难执行的方案。想来想去，安眠药最好。
指标阿姨不像农药阿姨，她有上网的文化技术，网络上查了下，安眠药，要两百粒才可以。
于是指标阿姨像积累她的千万家财一样，开始积攒她的安眠药。开始谎称自己失眠，要医生开药。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和她同食同睡的家人发现，她用了个新丝袜做了贴身袋子，每次安眠药发下来（医院每天八点发固定颗粒的药，绝对不多发），她就做吞咽状，转身藏在被窝里，把药片偷偷放到丝袜里，掖在枕套中。
要攒够两百粒安眠药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这段足够长的时间里，指标阿姨发觉日子好得照旧可以上麻将桌，指标阿姨的男人觉得他老婆照旧生龙活虎，指标阿姨的儿子也觉得自己的妈妈似乎不像是已经土埋脖颈的人。他们一家人在这段足够长的时间里，知道了乳腺癌不等于死亡，知道了指标无非是指标，高指标可以吓死人，但是并不能说明指标高就能死人。
安眠药还没攒够，指标阿姨已经不想死了，她的化疗方案很轻，做了化疗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索性趁着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跑去洗手间，把一百二十多粒安眠药喂了马桶。马桶是不会因为吃多了安眠药而睡觉的，但指标阿姨做这个生死选择的时候，太过激动，把那个丝袜袋一起扔了进去，马桶塞了。
那天晚上，指标阿姨和我卧谈，问起我有没有想过死，我在黑暗里笑而不答。
生与死，生的路对我来说，犹如残风蚕丝，而死却是太过简单的事。不仅简单，而且痛快舒畅，不用承受日夜蚀骨之痛。但是死，却是让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亲人们尝受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和老年丧子之痛。虽然能不能苟活，由不得我，至少我要为自己的亲人抗争与挣扎过。自戕是万万不能的，因为我是个母亲。虽然，我这个母亲做得很无力，我现在唯一能给孩子的，只有微笑，能为孩子做到的，也只有坚强。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育子成才，但可以用今天的行动告诉自己的孩子：你的妈妈不是懦夫，所以你的人生里，遇到珍贵关键的人与事，要积极争取，可以有失败，但是不能有放弃。
我想做个让儿子骄傲的妈妈，只此一点，无论到任何地步，我都不会选择自己走，哪怕，万劫不复的痛。
我可爱的朋友们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做公益做得早，却良少贡献。很小的时候学校提倡“一帮一，一对红”，主要是一个城市小孩子用零用钱资助一个农村孩子读书的学费，两个孩子通信联系，我异常认真地参加了。让我比较伤心的是，这无非只是当年学校或者校长用来书写政绩的临时性社会活动，我们学校第二年便没了下文。但让我比较骄傲的是，我很认真地贯彻自己的行为。学校帮我找到的小姑娘是安徽巢湖的小w，我一直帮到我的伙伴自己不想再读，她坚持了八年，读到高一。我也坚持了八年，那时，我貌似已经本科了。
我支出的所有资助费用，八年来可能不会超过一千块。那个时候貌似读书的学杂费太便宜了，或许那个地方物价水平很低？我不太清楚。我只是记得，第一年只有三十二块，最后一笔是三百五十块的样子。三十二块对那个时候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那个时候尚且不富的家庭，以及那个时候年幼的我，可能还算作一笔不大不小的钱。现在想想，如今不够打的费的三十二块，而当年去这般用了，就能积善，就能改变世间某个角落某个小女孩的一生，实在是很美妙的一种感觉。我虽浪得虚名，是个学经济的博士，但真不善理财，这笔钱是我前半生最为值得的投资。
我和小w始终没有见过面，最后一点音信，也因着我数次出国易居而遗失在奔忙的岁月里。说来谁也不信，我们是单线联系，生活从未有过任何交集。如果不是她那通电话，这个世间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有段这样的过往。
我不知道小w具有怎样的神奇，怎么知道我得了病，又怎么拐弯抹角找到我。话说我正追在土豆后面喂水喝，手机响了，接起来听却是一通声浪巨大的哭天叫地，我“喂喂喂”半天仍没有任何其他声响，于是挂掉。然后手机再响，接听后仍然是巨雷一样的哭声，偶尔夹杂着不能自已的抽泣。我还是挂了，继续追土豆喂水。手机再响，我无奈地说了句“我靠”，土豆嬉笑着重复。我暗自自责当着儿子说脏话的同时，听到手机那边鼻涕抽搭搭地说：“姐啊，我是w。”
我引以为世间神奇，为这失散了十多年的笔友。
w过得很好，老公是修玻璃钢窗的（也卖玻璃钢窗）。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怀的是双胞胎，腿肿得像大象，穿了棉衣两腿相磨，不能迈步。我遗憾自己不能去吃满月酒，看看这个有着十八年多友谊的孩提时候的伙伴，而她的遗憾是知道我病了，却不能来看我。
其实，联系上了笔友，最多算作高兴，不能算作趣事。后续的趣事却是，她竟然先斩后奏，一竿子把她那个颇具喜感的老公捅到了上海，代表她来探病。我不知道是应该感慨现在的女权主义强大，还是要感叹“母以子贵”这句古谚真理。
事隔几日，我接到一个口音极重的陌生男子的来电。他说是w的丈夫，“顺路”来上海看我，我实在不相信这个“顺路”。但是他说他连夜搭便车来的，正站在上海地面上，不见我回去，老婆是不会让他进家门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得有点着急，结结巴巴，又有点不好意思。让我觉得，他一点都没有开玩笑，不见我，可能他真要睡柴房。
我发了一个地址给他，一边继续蜷缩在被窝里看《收获》，一边等m和d的到来。
我不是想说脏话，md现在是一对夫妻，男姓孟，女姓杜，让我那么简写，成了md。他们是我2004年出国前介绍成功的最后一对。当年m在香港工作，d去香港读书，我顺水推舟介绍他们认识，明里是d需要有人照应，暗地是m托我做红娘。
不知过了多久，门铃响了，家人开门，我听到m高亢的嗓门，于是鹞子翻身蹬开被子，急慌慌套着那身秋菊的大红棉袄夸张地走着猫步迎了出去。
这里要解释两个典故。
第一，最后一次和md碰面，是m请客。一方面给我出国饯行，更重要的是和d确定恋爱关系。我们一共八人，吃过饭冲进淮海路的一个酒吧疯狂。我那次喝得有点高，一直趴在桌子上睡觉，等我恍恍惚惚地醒来，看见我们这帮人和一帮不知底细的人在打群架，于是脑门一热，拎着个只有350ml的青岛啤酒小酒瓶打算上阵帮哥们儿，谁想还没冲进阵营，警察来了。我极度冤枉地被一锅端抓进了警察局。
警察开始问话录口供，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复旦学生，他问几年级，我说博一。然后警察怒了，说我故意撒酒疯不配合。我那天的穿戴是一件亮片背心、一条极端短的热裤、一双亮银高跟鞋，除了没有化妆，和小阿飞无异。小警察鄙视的眼神点燃了我体内残存的那点子酒精，我忽地站起来说：“复旦的怎么了？读博士怎么了？上了复旦读了博士就非得穿得人模狗样，不能泡吧啦？我还非得个性下才行！”
因着这段典故，我想都没想，猫步出迎md。
第二个典故，是我的秋菊棉装。我有个姨妈，视我如亲生，听了和她一起打扑克的老太太怂恿，要给我冲喜。我这个德行，嫁和娶是一样难，如何冲喜？人家不听，好棉好布密密缝，给我缝了套冲喜的大红行头。里面是大红布，外面是土得不能再土的粉花绿叶红底棉布，棉裤是左边开衩的老式棉裤，四指宽的红布做腰带。我不想枉了这情，欢天喜地收下穿了。棉袄难看，但是挡寒暖和。所以，很熟的朋友来我家，经常可以看到我貌似《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造型。
md算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一个穿着秋菊棉袄棉裤的人扭着猫步出迎算不得什么。而我的悲剧在于，当我和d见面熊抱时，我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旁，两眼呆滞，张着嘴，下巴明显脱臼状。
我收住夸张仪态，故作镇定，恢复常态打招呼。还是有些窘，我多么希望他是走错了门，或者是个送快递的。没有想到他愣了愣神，问我：“是于老师的家吗？”
我哭笑不得，只好说：“是。”
他追问：“于老师？于博士？”
我沉重地笑着点头。
他报了我的名字，再次核实。我还是说：“是。”
他皱着眉头，咽咽口水，一字一字地艰难地提醒d：“她是个博士啊，身体不是很好。”
我也跟着咽咽口水，说：“我是你找的人。”
他说：“我是w的老板。呃，我们那里管老公叫老板。”
若不是md夫妻在，我真不知道如何收拾那么尴尬的局面。m拍着w老板的肩膀跨过门槛说：“兄弟，没错的，我认识她十几年了，如假包换。”
话说这兄弟战战兢兢走进门，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留意到，他往身后看了一眼。
m嘻嘻哈哈地给这位兄弟回顾我们的往事，我开始走神。开心网有句话，“再多各自牛×的日子，也比不上一起傻×的岁月”，这句话绝对经典。我没有牛×过，但是我庆幸有限的年岁里，都在和一拨拨的弟兄傻×。
因为家里来客人，而土豆太闹，于是可爱的土豆在招呼众人后被带出门买菜。这位仁兄目送土豆离开后，默默然好一会儿，然后说：“于老师，您家小孩子叫啥？”
我随口说：“土豆啊。”
“啊！”w老板苦着脸说，“咋叫这个名字？”
我不解，这位老兄自言自语道：“w说你是咱们认识的最有文化的人，要你给咱孩子起名字，双胞胎。”
我看到言者表情挣扎了一番，接着他说：“唉，于老师，w说你是她的贵人，还是你给孩子起个名儿吧，就是……就是……能不能不要叫土豆这样的名儿？”
我忍俊不禁。旁边的d一本正经地插嘴：“双胞胎好啊，双胞胎一个叫萝卜，一个叫白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呀。”m急忙用眼神制止。这兄弟明显不想当萝卜白菜的爸爸，听到d那么说，皱皱眉头，叹了口气。
这个实诚人把d的话当真了。不得不说，实诚真是一种美德。
家人烧了热水，水开我起身倒茶待客，刚离开座位，手机响了。我循声去找不知被土豆掼到哪个犄角旮旯去的手机，却看到那哥们儿急忙忙地欠起身来，忙不迭抱歉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是怕走错门，弄错了回家不好交代，所以打个电话确……确……确……确认一下好。”
在我们的哄堂大笑里，m走过去，友善地拍拍汉子肩膀以示安慰。汉子笑得有点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