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两点，又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政治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体人类，无论源自哪个种族或民族，有着何种文化背景，身处何种社会，都拥有同样的善良天性，保有同样的天赋权利，认可并乐意遵守同样的基本规则，赞赏同样的普世价值；所以，只要给他们机会（这通常意味着只需解除殖民者或专制暴君的压制），都能建立起效果相似的法律与政治制度，来维护这些权利与规则。
这进而意味着，保护自然权利与普世规则的宪政与法律制度，是文化中性的，它们在一些国家首先建立，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在心理和文化上有何特殊之处，只不过各民族在走向人类终极命运的道路上有些快慢先后而已，所以，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大可听任其人口之种族与文化构成被任意替换，而不必担心现有制度会因此而被侵蚀垮塌。
这一切听上去很美好，却是完全错误的；孤立地看，人人都爱权利与自由，列出一份权利清单去问他们喜不喜欢，或许会听到异口同声一片亚克西，但一个人热爱自己的权利，并不等于他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在人类相互杀戮了几十万年之后，说他们突然变得如此善良，以至出于本性（而非制度约束）就愿意尊重他人权利了，这断难让人相信。
权利并非由天而降，而是从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均衡中浮现，并由一整套制度确立和保障（这一过程并未完结，新型权利仍在不断创生），其中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司法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但国家同时也是侵犯个人权利的最危险组织；如何建立一个足够强大，有能力抵御外敌，维持和平，执行法律，同时又将其随时可能伸进私人生活的手牢牢捆住，并确保其巨大权力不落入独夫或帮派之手？
国家起源之后的数千年中，这问题始终未被解决，直到宪政在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得以建立；近代以来，钦羡或震惊于英美的成就，各国群起效仿，但在英语国家之外，复制成功者只是少数，有些仿制品在现实中达到了近似的效果，但并未证明能够自我维持，因为它们始终寄生于先由英国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一旦这一秩序瓦解，其宪政能否延续，至少是可疑的。
建立和维持宪政之所以困难，一是因为达成权力制衡结构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二是因为制衡结构必须长期存在才能成为各方的可靠预期，才能制度化为宪政，才能培养出温和保守、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以及珍视并积极捍卫这些传统的舆论氛围和公民美德——特别是在社会精英中间。
重要的是，这些作为宪政与法治之土壤的美德，与各大文明中普遍受推崇的那些美德十分不同，有些甚至在直觉上相互冲突；劫富济贫的佐罗，支持穷人赖账的法官，绕过司法程序惩治贪官的明君，在几乎所有文明中都广受赞誉，为平息民怨而插手地方事务破坏其自治权，动用强权废除鄙俗陋习，不顾议事程序雷厉风行地推进受民众欢迎的改革，也同样备受称颂。
同情弱者、温和谦让、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痛恨贪腐，这些能直接带来可欲结果的一阶美德，是容易被理解和赞赏的，因而不难成为普世价值；然而推动和维护宪政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二阶美德。它们首先为良好的制度创造条件，然后由这些制度产生可欲结果，这一间接迂回的关系不容易凭常识得到理解或为直觉所接受，只有长期沉浸于孕育它们的特定文化传统之中，才能加以赞赏和珍视，并内化为信仰和价值观。
就算能帮穷人摆脱困苦，也不能支持他赖账；就算法官做出了被众人视为不公的裁决，也要支持司法独立；就算地方政府昏庸无能，也要支持地方自治；就算某本著作充斥着错误荒唐庸俗乏味的无稽之谈，也要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就算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未经州长请求也不能把军队开进灾区；就算你相信强迫制药厂低价卖药可以拯救大批病人，也要反对政府剥夺私人财产权；就算你认为阿米绪孩子受教育太少，也要支持宗教自由，也要反对政府将监护权从父母手中夺走……
正因为需要这些远非普世的特殊美德，宪政体制并不是文化中性的，世人对宪政这棵果树结出的果实大流口水，却常常对果树之根和它深植于其中的文化土壤懵然无知甚或嗤之以鼻，这样你就很难相信，他们仅仅依靠自己也同样能把果树种活养好。
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浪潮曾让许多人产生了世界大同即将到来的感觉。可不是嘛，跨越数万公里的远洋运输成本甚至已低于数十公里的陆地运送，高速互联网完全消除了通信的距离差异，来自千百个民族的数十亿人，有史以来首次真切体会到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全球社会中的感觉，呼吸着同一片自由空气，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谁会不喜欢？谁又肯放弃这样的美好？
也许不会放弃，但可能会丢失，与澳洲大陆隔绝之后的塔斯马尼亚人，逐渐丢失了几乎所有工具制作技能，那显然不是他们想要放弃的，他们只是不具备保有这些文化元素的条件，甚至有意识、有组织、真心诚意地努力维护也未必成功；高举《人权宣言》的法国革命政府很快变成了一部恐怖专政机器，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与权利的热情、真诚，其个人品格的廉正无私，都是毋庸置疑的。罗伯斯庇尔在年轻时还为坚守反对死刑原则而辞去了刑事法庭法官的职务，可是在掌握权力之后，实现美好理想的努力一步步发展成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杀，短短一年内将四万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只有宪政国家才会将力量用于支持市场秩序，而非仅用于掠夺和征服。然而也正因此，世人常常无视或遗忘这一基础的存在，因为掠夺征服是看得见的，对市场秩序的基础性支持则不容易看见，而且越是可靠就越不容易被看见，或许只有当这一支持被撤回时，人们才会在一片惊恐中恍然大悟，就好比静静躺在大洋深处的海底光缆，只有当它断掉时才会引起世人注意。
注解：
除非特别说明，本书的“流动性”一词皆指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性，即人口流动性，而不是指社会流动性，即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在个体生命周期内的变动可能性，或社会地位的代际非相关性。
准确地说，是描绘了若干等优曲线组成的等优地图在当前边际上的剖切线。
鲍德温效应（baldwineffect）是指，生物为适应所在环境而后天习得的一种特性，若其所适应的环境条件足够稳定，因而该特性的优势足够持久，那么自然选择便倾向于使得该物种先天的（完全或部分）拥有该特性；不过，我在本书中以稍稍宽泛的方式使用这个概念，把“先天的”扩展为“先天的或个体发育成长早期便习得的”。
更准确地说，是将这一规则挂接在既已发育的一般道德感上。
也可以说，此时他们已为遵循规范本身赋予了价值，因而改变了成本收益公式。
和所有文化进化一样，设计者和实践者不必意识到这些原理。
城堡原则（castledoctrine）是适用于家宅的无须退让原则，后来也延伸适用于车辆，而最充分的无须退让原则适用于任何自卫者合法身处的地方，包括公共场所。
马丁·琼斯在《宴飨的故事》第二章里详细介绍了这次肉食分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