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标准化，将规格变化限制在少数型号之内，可实现组件生产的规模经济，而标准化组件的规模化供给，极大便利了新产品的开发，大量采用标准化组件，可免除众多设计与制造负担，让制造者专注于自己所面对的特有问题，特别是在原型开发和小规模试制阶段，这尤为必要。
从产业生态的角度看，标准组件和接口规范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分工合作链条上各环节之间的耦合度，使得复杂产品和工艺在其结构的每个层次上都容易被局部替换。这样，当任何层次上出现重大创新时，新元素便可突破产品和行业边界，横跨整棵技术进化树而广泛传播。
正如我们在工业史中所看到，短短数十年间，蒸汽机在绝大多数交通应用中被内燃机取代。在工厂应用中被电动机取代；水泥取代砖石，液晶屏取代阴极射线管，led取代氖气灯，锂电池取代镍氢电池，所用时间都更短，渗透范围更加广泛。这样的替换若发生在生物界，就相当于在鹦鹉羽毛中植入叶绿体，给松鼠装上麻雀翅膀，为蜥蜴换上兔子心脏，为马换上鸟肺。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业务链中，通过合约承包关系，经营一门生意所涉及的各业务环节可以由一条松耦合的合作链条组织在一起，餐馆可以把洗碗工作外包出去，甚至把整个后厨包给厨师团队，制造企业可以把物流仓储外包给专业公司，会计、广告、法律事务、呼叫中心、保修业务、员工招聘，都可以外包。
这些专业服务的存在，大大方便了新企业的创办，同时，模块化的松耦合结构也让各模块可以独立替换或升级，比如当物流公司引入新的自动化仓储系统时，他们的全部外包客户的物流业务就都升级了，而且除了可感知的价格与效率变化之外，升级过程对客户完全透明，就像加工链条上某个中间品制造商的工艺改进对成品制造商透明一样。
松耦合的另一个好处是：当一个结构（产品、组织、商业模式）被市场淘汰时，其构成元素（材料、组件、工艺、知识、设计元素）不会全部随之一起消亡；相反，一个生物物种的灭绝则会将数十万年积累的新元素全部抹去。煤油灯被电灯取代后，煤油工业虽规模缩减，但并未消失，胶卷相机消亡后，镜头快门等部件仍得以延续，未来假如报纸不复存在，新闻编辑的技能和职业传统仍可在新媒体派上用场，这一特点让文化系统比生物系统更具可积累性，一个元素在丧失其全部用途之前，不会从文化基因库里消失。
市场不仅是产品与服务的进化环境，也是企业结构的进化环境。起初，企业在业主的财力限度内直接经受盈亏法则的选择，盈利者生存、壮大、被模仿，持续亏损者倒闭；然而在有了信托、法人企业、股权、可流通股票等制度设施，进而形成资本市场之后，企业面临的是一种多阶段选择：创业者就其商业计划和团队能力经受初级投资者的选择，等企业初步成型之后，又以其经营表现和商业前景经受次级投资者的选择，最后，羽翼丰满的成熟企业才开始直接受盈亏法则的选择。
在企业结构的进化上，市场同样表现出其松耦合特征；吞并（但不消化掉）其他细胞来获得新的细胞器这样的事情（即内共生），生物界可能只发生过几次或十几次，经由逆转录而从其他物种那里获得遗传编码片段的事情，也只是偶尔发生，有机体的某个器官分化成独立物种（出芽生殖是另一码事，产生的还是同物种个体）则闻所未闻，近乎不可能，但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分拆，却每天都在发生。
如上所述，市场是由一系列制度元素构成的人工环境，产品和企业在其中经受选择，经由分化与组合而进化。不过，当市场达到一定的广度，跨越众多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时，它反过来也会经受企业的选择，那些能够为企业创造更适宜的局部环境的国家，将吸引或孕育更多、更优秀的企业；反之则会赶跑或抑制企业。假如企业的兴旺与共同体本身的竞争优势密切关联，那么这一选择机制便会导致市场制度的持续改进。
但这些条件并不容易满足。首先，运输与通信成本越高，企业对地理位置就越敏感，因而越难为寻找适宜制度而搬迁，假如跨国贸易和可能搬迁的企业都太少，就难以对制度改良构成激励，这正是古代多数时期的情况；其次，这里存在一对矛盾，如果国家很大，那就很少有贸易能够跨越多国，但如果小国林立且征战不休，远途贸易就很难得到安全保障，沿途的重重壁垒和关卡将带来高昂交易成本，足以将多数贸易扼杀于摇篮。
较为理想的是林立小国之间由条约或霸权维持大致的和平秩序，许多古代文明繁荣期——苏美尔、希腊城邦、先秦华夏、玛雅、墨西哥高原——都符合这一模式；但这种均势通常都十分脆弱，条约联盟很容易被内部纷争撕裂，或因其中一强崛起而合并，或因外强介入而打破均势。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批自由城市的独立存在，而这又是因为欧洲在政治上分裂，君主们之所以容许城市自治，是因为若不然，工商业者就会逃走，带走他们的税源，当这些自由城市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时——比如14—17世纪的汉萨同盟——他们在捍卫自治权和迫使各国降低关税壁垒、接受亲商制度方面就尤为有效。
然而在古代其他地区，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往往伴随着集权帝国的兴起，因为有利于统一市场的条件——交通、通信、通用语、共同宗教、文化同质性——也都有利于创建帝国，而一旦帝国建成，权力之手便开始向私人领域伸去，对私人企业的压榨和对工商业的垄断控制不断强化，支撑市场的制度则逐渐僵化、腐化和退化。
形成制度竞争的另一个条件同样困难，企业兴衰和迁移若要对制度构成选择压力，需要经济繁荣能够转变为国家竞争力。这看似理所当然，实则非常可疑。历史上，经济繁荣并不能保证军事优势和国家安全，繁荣的定居文明被蛮族征服或摧毁的事情屡屡发生。
长期和平会削弱国民的战斗力，为便于统治，国家会刻意压制民间的武力和尚武传统，统治者在想出办法牢牢控制军队之前，也不希望军队变得过于强大，定居国家实施全面防御的难度和开销，都远远超出择机而动的劫掠和突袭；而且经济繁荣不一定能为国家安全提供稳固的财政基础，税源可能被人口压力挤干，也可能被官僚系统消耗，或用于满足个人野心，或耗费在各种铺张工程上。
这种种原因，使得市场制度总是起伏跌宕、时好时坏，直到宪政法治在一些国家得到稳固，代议制和国债市场健全了财政体系，职业军人的荣誉感和国家忠诚变得可靠（因为宪政程序清除了私人效忠和军人干政的土壤），快捷通信强化了政府对军队的控制，重型武器装备提升了财力对军事优势的重要性……直到此时，企业和工商业活动才对制度构成持续的选择压力，令其不断改进并创造出支持市场的新元素。
最初在西欧各国之间展开的制度竞争，随西方势力的扩张而蔓延至全球，所到之处群起效仿，到19世纪，终于在大英帝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全球市场。全球市场所创造的繁荣已有目共睹，但远非安然无恙，维持它的制度结构和全球秩序并没有自动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