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随着国家出现和壮大，维系共同体的种种纽带，无论是技术性的还是制度性的，都逐渐被它控制接管，或者由它所创造；这样一来，共同体的规模、边界和命运便和国家权力的规模、边界和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这一绑定对共同体的文化同质性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和部落相比，由于安全感的提升，在有关身份标识和敌我之辨的事情上，个人之间不再需要表现得那么相似，但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历史认知、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同质化要求仍然很高。
更重要的差别是，部落的同质性是由相同的生态位和生计模式、很近的亲缘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自动保证，而国家（尤其是大型帝国）的同质性则由强权所保障，国家权力就像一部文化推土机，推平了地区间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强力压制了地方文化的自主发展，国家权力越强大，压制越彻底，国家存续越长久，文化变得越单一。
这种情况对文化进化构成了障碍；由于诸多文化元素的兴衰存灭与共同体命运绑在一起，因而后者便成了自然选择的直接作用对象，就像生物有机体，而进化要得以发生，需要足够多的有机体数量，才能让新出现的有益元素被固化下来，从而让系统具有可积累性，也才能在维持足够低变异率的同时持续获得足够多数量的变异以供选择。
古代国家的人口规模比部落大两到四个数量级，因而同等人口下国家数量远少于部落数量，虽然国家创造的和平条件推动了人口增长，但国家规模膨胀得更快，因而自文明诞生以来，共同体数量呈持续减少趋势；数量限制使得国家不可能像部落那样大量裂变增殖，大规模并行探索各种可能性，然后经受自然选择的淘筛。
当然，这一类比有着相当的误导性，共同体并非文化元素的唯一载具，有大量文化元素可在共同体之间横向传播，或由家族、师徒关系、职业群体、宗教团体等载具所传承，因而不会与共同体共兴衰同存亡。当优势共同体征服、吞并或排挤弱势共同体时，也会继承吸纳后者的文化元素。若非这些非绑定元素的广泛存在，我们不会看到国家起源之后的文明巨大进步。
然而，就这里所关注的绑定元素而言，有机体类比仍可帮助我们理解文化进化的一个侧面。当希腊城邦衰微时，战国诸雄被消灭时，玛雅城邦毁灭时，罗马帝国和华夏帝国崩溃时，大批曾经生机勃勃的文化有机体，连同它们承载积累的文化元素，全都随风消逝了；而同时，由数量限制所造成的进化障碍，使得众多传统断裂所留下的空白并未迅速得到填补，文明的幼苗在一轮轮风暴中被反复摧毁。
幸好，有一些共同体走上了另一个方向，在那里，国家同样创造了和平与秩序，但与此同时，国家介入私人生活、压制个人权利和地方自主性的能力始终受到其他力量的遏制，因而未能如其所愿地深入干预乃至全面掌控维系共同体的全部纽带，构成这些纽带的文化和制度元素仍可自主存续并独立进化，而并未与国家彻底绑定。
以弱绑定为特征的宪政共同体起源于英格兰，并在不同程度上被后来的其他英语国家所继承和被更多国家效仿。在我们之前所提及的几乎所有共同体纽带中，都可清楚地看到源自英格兰的弱绑定传统。自19世纪以来，当这一传统在起源地日渐衰微，美国继而成为该传统的最佳实践者。
英美政府从未像托斯卡纳大公和法兰西国王那样试图对本国语言进行规范和纯化，约翰逊和韦伯斯特的词典编纂都是私人活动，牛津词典也没有官方参与。虽然伊丽莎白一世曾赞助并影响莎士比亚的创作，但远远没发展到动手编修官史的程度。近代公立教育的推行让政府之手在教育业伸得更远，但在英美，公立学校主要由地方兴办，教科书的编写和挑选仍是私人或各学区的自主事务。
古代帝国的道路系统通常由政府直接征用劳力和资源修建，罗马道路更由各军团的工程兵亲手施工，英王政府虽然也努力推动道路建设，但极少直接插手。1555年的公路法要求各教区自行维护道路，由教区居民每户每年出四个劳动日完成。到17世纪，国会开始授权一些道路维护者设卡收费，继而出现了专门运营收费公路的信托和股份公司，从而开启了依靠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的历史。
这一市场化模式在此后的运河热潮中大放异彩，也在铁路时代得以延续，良好的道路系统也催生了同样是由私人经营的公共马车服务。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皇家邮政，它由王权直接创建，并拥有垄断权，不过在电报电话出现之后，市场机制又重新主导了通信业。
恺撒治下修编的《儒略历》借罗马的权力与声威推行于整个欧洲。进入中世纪，作为新的知识与学术权威，教会推动了主要的历法改进，包括戴克里先纪年和耶稣纪年（以取代纷乱断续而难以计算的在位君王纪年法），还有沿用至今的《格里高利历》。
英王政府在历法上所做的只是：在1582年之后拒绝接受《格里高利历》（因为此前英格兰已脱离罗马教会），然后在1750年又决定转换至格里高利历（主要原因是与苏格兰合并后带来的日期混乱）；它更积极介入的是更精细的日内计时，1675年查尔斯二世下令建立了格林尼治天文台，1714年国会建立经度委员会，其工作最终确定了本初子午线和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但目的是为帮助海军舰船在航行时计算经度，而不是要统一全国计时系统。
从英制单位的芜杂和不规整一眼便可看出其自发性渊源，虽然政府近千年来一直在尝试加以规范，发布过上百条法令，但主要是在明确各单位与基准量（由标准量具确定）之间的换算关系，而从未试图用一个井然规整的全新系统取代它。英制系统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其惊人的延续性；实际上，保持量具（特别是称量谷物的容积量具）标准的恒定不变被贵族们视为一项古老神圣的权利，被写进了亨利三世的1225年版《大宪章》。
历代国王也以标准量具的古老性来支持其权威性，征服者威廉将10世纪埃德加国王制作的一套标准量具从温彻斯特带到了伦敦，成为此后“温彻斯特标准”的原型。亨利七世依此标准于1497年制作的一套青铜量具保存至今，伊丽莎白一世于1588年将12世纪由亨利一世制作的和14世纪爱德华三世制作的量具盖上自己的玉玺后放在财政部库房里，成为此后“财政部标准”的原型。
同样的延续性也存在于美国，美国建国之初正逢法国革命政府大力推行米制（讽刺的是，最初提出米制构想的是英国人约翰·威尔金斯），虽然宪法授权国会规范计量系统，而且杰斐逊和昆西·亚当斯先后建议国会采用米制或类似的十进制系统，但国会和各州始终无动于衷，此后推动米制的努力并未停歇，包括1866年和1876年的法案，以及1901年国家标准局的成立，但米制迄今仍只是一种推荐标准。
在欧洲，宗教与国家的弱绑定得益于教会权威与王权的长期分立，主教和修道院因领有土地而在世俗事务上对君主承担封建义务，同时在宗教事务上效忠教廷，这一平行效忠体系成为宪政制衡的一大支柱。尽管国王们不断试图控制本国教会，特别是在圣职任免和婚姻事务上，而教廷也始终怀抱建立神权帝国的梦想，但这场漫长拉锯战中，谁也没有彻底战胜对手。
亨利八世的脱离运动看似将成为例外，但他借以对抗教廷的新教势力并非他所能控制，而国内天主教徒也并未被完全压服，玛丽的反潮、斯图亚特朝的入继，以及新教运动释放出的巨大离心力，让局面变得更加纠缠，国教从未取得垄断地位，在经历数十年的内战、弑君、革命、复辟、再革命的拉锯战之后，谁也没压倒谁，最终以1689年的宽容法案告终，此后两个多世纪中的一连串宽容法案逐步解除了国家对宗教信仰的限制。
衡量国家对个人自卫权利压制程度的两个最佳指标是持枪权和无须退让原则（standyourground），私人领地的神圣性渗透于英国贵族的血液，“一个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这句名言即源自爱德华·科克对1604年塞梅恩案的判词，1689年的《权利法案》承认了平民持枪和自我武装的权利，同时期以窗户税取代炉灶税的政策，也是出于对私宅不可侵犯原则的强调。尽管英国人的持枪权自进步时代以来已逐渐衰亡，但无须退让原则（或其较弱版本“城堡原则”）仍然为英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全世界最充分的自卫权利。
英国人的这两项传统在美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这得益于殖民时代国家权力的延伸远远跟不上殖民者的扩张步伐，人们有机会也不得不自我武装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当这两项权利在西方不断受进步主义侵蚀之际，它们在美国却仍牢牢确立着，各州唯一放弃城堡原则的是佛蒙特，而它恰好是一个很不美国的州，它曾经是个独立共和国，近些年几乎在所有进步主义议题上都走在前面。
宪政法治保障下的自由，解耦了共同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不再集所有共同体维系纽带于一身，共同体边界不再与主权国家的边界保持一致，而变得更交错重叠、富有层次。从高度同质的地方社区，到安全条约保障下极为多元的西方世界；从越来越不虚拟的网络社区，到五花八门的亚文化群体，不同程度的认同形成不同结构层次上的共同体，不同方面的认同形成文化维度上的共同体。
今天，语言经由大众传媒而迅速演变和协同，影视明星、电视主持人、作家和网红在充当着中心节点，远非国家所能掌控。私人公司在运营着公路、铁路、航运和航空，电信公司分配着电话区号，各种工程师协会和行业组织制订着计量、技术、接口和编码标准，默默无名的志愿编辑们撰写着维基词条，保安公司、邻里守望组织和地方警察维持着治安，哲学家、布道者、教派领袖、灵性大师和电视推销员在各自吸引着信徒……
然而，不应忘记但实际上往往被忘记的是，尽管维持共同体的许多基础设施和联系纽带已不再需要国家提供，但所有这些条件仍然需要安放在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不是自动成立的，它需要共同体成员对个人自由的共同珍爱、对权利和法律的共同尊重、对国家权力的共同警惕。换句话说，这个容纳其他小共同体的自由大共同体，虽然不再像部落那样要求其成员那么相似，却并非没有要求，相反，它所要求的道德感、正义感、责任感、独立性，虽然罗列起来只有寥寥数条，却并非轻易便可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