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之流动性意味着：个人不再像传统社会那么牢固地被束缚于特定地理位置，而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束缚，是因为在以往，个人赖以谋生的资源通常都是本地化且不可互换的，其产出往往也是不可存储或难以移动的。换句话说，由于资源及其产出缺乏流动性，以之为生的人们便难以流动。
为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考虑一家打算搬迁的制造企业，在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中，这样的搬迁经常发生：辞退雇佣的工人，退掉租来的土地和厂房，卖掉库存，搬走设备……然后在另一个地方进行相反的交易。
这一过程难免会有困难和损失：假如工人不是雇佣的，而是和你建立了终身依附——效忠关系的附庸（有些日本企业近乎于此）；假如土地自有而非租来的，并且不存在一个土地流通市场；假如厂房不是标准化的，而是定制的因而卖不了几个钱；假如设备维修所需技师只有当地才能找到；假如你的销售渠道高度依赖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那么，搬迁的损失就会很大，甚至会损失掉资产价值的绝大部分。
在当今全球产业体系中，企业搬迁之所以能够经常发生，是因为存在一个发达的要素市场，生产过程所需各种资源（在无数市场制度元素支持下）已成为可交易商品，因而企业家可以将组合在一种生产中的要素全部卖掉，变成货币，然后在新地点再买回（或租来）这套要素，从而将企业重建起来。
这一切能够发生，都离不开货币：什么都能换成钱，而钱又能买来一切——金钱万能，这句话确实抓住了现代市场社会的核心特征，正是经济的深度商品化和货币化，带来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
在缺乏货币的社会，各种交易常在对称的互惠关系或非对称的依附关系中发生。要素报酬以直接满足对方消费需求的方式支付，物品交换以赠礼、赊借、人情债、彩礼嫁妆、贡献、赏赐等方式进行，雇佣关系则被主仆、师徒、恩主—门客关系所代替，劳动报酬以包吃包住、宴飨、安全庇护、婚姻或政治上的恩惠等形式支付，土地租金则以军役、实物贡奉、招待服务等支付，而宴席成为清偿各种债务的工具。
这些互惠和依附关系是高度人格化的，无法兑换并移动到其他地方，比如你在亲友婚丧嫁娶时送出的礼物，只能在未来类似事件中收回，你不可能在某一天宣布：我要搬家了，请你们把欠我的人情换成现金付给我；类似的，你在人际交往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你从长辈继承来的，通过婚姻而获得的种种社会资本，都是无法兑换和移动的，所以当你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如此，有形资产也是，实物地租盛行时，地主多为乡居地主，城居地主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结果。西欧封建时代早期，领主们经常携大批随从轮流巡视领地，巡视期间消费的食物和服务构成了地租的很大一部分，这些领主与附庸的封建义务中往往详细列明了在接待领主时附庸应提供多少猪羊鸡鸭和酒类水果，还有些地租是以让妻儿到领主家中做仆佣的方式支付，显然，这样的地租只能现场收取，就地消费。
以谷物收取的地租可兑换性相对较好，但前提是存在一个发达的谷物交易市场，而且最好是定额地租。若采用分成地租，地主至少需要在收获前后亲临现场，以便评估产量，监督收获与称量，否则很容易被代理人所蒙骗；明中期之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市场货币充足，加上漕运需求和江南与湖广的地区分工促成了一个繁荣的谷物市场，定额货币地租遂成为主流，许多江南乡居地主随之转为城居。
当人们越出熟人社会和本地互惠网，生活在更大型也更具流动性的社会，与陌生或远方的人做交易时，对货币的需求便产生了。因为离开互惠网和人情账，没有货币做中介的物物交换是很难进行的，只能作为主业的补充，而无法成为生计之依靠。所以，在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货币一次又一次独立发展出来，就像眼睛一次次独立进化出来一样。
物物交换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需要交易双方按各自的价值排序，恰好都认为对方的待售物品比自己的更有价值，比如甲有一壶酒，并认为一只鹅比一壶酒更有价值，他必须碰到某个恰好拥有一只鹅并认为一壶酒比一只鹅更有价值的人，并且双方了解对方的意愿，交易才可能达成。
若要提高达成交易的机会，甲可以公布比上述更多的信息，比如：本人有一壶酒出售，可接受换取：一只鹅，或三只鸡，或10磅面粉，或120个鸡蛋……（这份清单所描绘的关系即为经济学家所称之等优曲线），得到这一消息的其他人将其与自己的等优曲线比对，若匹配成功则发起交易。很明显，这一过程的信息交换成本和算法复杂度都非常高。
但是，假如存在这样一种物品，几乎每个人都对它有经常性的需求，而且其数量可任意分割，因而它会出现在每条可能的等优曲线中，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卖家只需标明待售物与这种物品的交换比率即可，而无须罗列一份长长的清单，尽管这么做理论上会错失一些交易机会，但重要的是，它让余下的机会在成本上变得可行了。
这种充当交易媒介，被用来为待售物标价的物品，被称为商品货币（commoditymoney）。经验表明，每当出现旺盛的交易需求而又缺乏可用货币的场合，人们总是能创造出此类商品货币：谷物、牛羊、奶酪、盐块、茶砖、胡椒、布匹、羊皮、鱼干、可可豆、箭镞、斧头、北美殖民地的烟草、监狱里的香烟，只是其中少数例子。
不过，商品货币未必是真正的货币，要从普通的交易媒介变成真正的货币，还需经历一次价值跃迁，即，促使人们接受这一媒介的动机，须从一阶价值跳升至二阶价值；所谓一阶价值，是指直接或原初的需要，假如卖方以此为理由接受一种媒介作为对价，那么即便此后他不再有机会用它换来其他物品，他也不会为当初那笔交易后悔。
比如以香烟为媒介进行交易的监狱囚徒们，若其对此媒介的接受仅仅基于一阶价值，那么，只有吸烟者才会参与其中，因为一旦交易停止，留在不吸烟者手里的香烟就失去了价值；但实际上，只要以香烟为媒介的交易流行足够长时间，不吸烟者也很快会接受其为对价物，因为他们相信，用它可以换来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正是“相信用它可以换来我想要的东西”这一集体信念，赋予了这些媒介以特殊地位，而人们以此信念为基础对它所做出的估价，被我称为二阶价值；这种集体信念会自我强化：越多人相信它，就会发生越多以之为媒介的交易，从而让更多人相信它，最终少数几种媒介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社会广为接受的货币。
一阶价值是货币形成的启动条件，就像发动机的点火器，一旦启动成功，就不再是必需的，监狱里的香烟即便发霉变质，仍可扮演货币角色；甚至可以设想，随着囚犯进进出出，吸烟的越来越少，最终所有囚犯都不吸烟，但香烟仍可能作为货币继续流通，此时香烟便脱离了与特定消费需求的关系，成为纯粹的货币；因为其产生过程是自发而非人工设计的，不妨称之为自然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