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效执行社交排斥，我们的另一种古老心理机制——对腐烂尸体和排泄物的嫌恶感——也被借用了过来；食物禁忌最初可能直接源自对污秽物的恐惧，但后来被纳入禁忌的所谓“不洁物”，则显然是一种文化建构，然而建构并非虚构，从小在某种禁忌习俗中长大的人，真的会对禁忌物产生生理上的反应，这种反应甚至在他已经（文化上或宗教上）改宗之后仍然存在。
对乱伦和其他不伦性行为的嫌恶也常伴有生理反应，尽管性行为和排泄器官确乎存在一些联系，但这种关联依然是牵强和高度隐喻性的；通过隐喻，对各种规范破坏行为的感知都被引向对污秽物的联想：偷来的财产是“脏”物，受贿得来的是“脏”钱，背叛和陷害是“肮脏”的勾当，贪官“污”吏过的是“腐败糜烂”的生活，背信者赢得了“污”名，必须“洗刷”才能恢复“清白”，毁人清誉者泼的是“脏”水，骂人用的是“脏”字。
对背离本群体规范之行为的嫌恶，加深了文化隔阂：他们竟然吃狗肉！他们竟然会把老婆的侄女一起娶过来！他们对逃跑和投降毫无羞耻感！他们竟然打老婆！他们面对撒谎指控时竟然不提出决斗！他们竟然用左手拿吃的！他们竟然会把我们如此珍视的誓言当作笑话！他们竟然膜拜一条蛇！他们还算是人吗？！
以上三个方面的文化隔阂——背景知识的不同导致经验报废，品味价值各异其趣导致声望报废，社会规范差异导致相互嫌恶——阻碍着社会交往和人口流动，使得众多小社会难以联结成大社会；然而同时，大社会的诸多优势和机会——战争中的人力优势，各种需要规模经济支撑的产品和服务，加深分工与合作的机会，更丰富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也在激励着人们努力克服这些障碍，不断推动社会的大型化。
这两股力量拮抗的结果是，一些群体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设法维持了相当程度的文化同质性，从而建立起容纳众多小社会的大型共同体，而与此同时，它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文化边界变得更为清晰分明，难以跨越；为强化共同体认同，人们甚至刻意夸大和制造外部文化差异，同时人为抹平内部差异，将原本连续渐变的文化光谱改造成一块块纯色板块。
有几种机制可以创造文化同质性。首先是部落组织，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通过组建父系家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家长联盟和族长会议等高层组织，然后经由姻亲网络和战争联盟将若干宗族联结起来，便产生了数千人规模的部落。
频繁通婚，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经常性的礼物交换，定期集会以处理公共资源分配，战争中的协调行动，共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延缓了群体间的文化分异。因为没有共享背景知识，资源分享和战争合作便难以进行；没有相互兼容的婚姻和亲属制度，通婚便难以维持；若食物禁忌相互冲突，聚宴和集会也难以举办；没有共同趣味，礼物的价值便得不到赞赏；没有共同规范，纠纷便难以解决。
为强化部落认同和忠诚感，独特的文身、发式、服饰、整容术（皮肤切割、耳鼻穿孔、颅骨塑形、门牙拔除，等等）被用作部落身份符号，共同的音乐、舞蹈、仪式、图腾被用来展示部落的团结合一，严酷的成人礼被用来灌输价值观和强化集体精神；虚构共同祖先，编造共同家谱、历史和起源传说，将部落装扮为一个虚拟大家庭。
之所以需要这一整套符号和装饰，是因为在数千人的社会中，你不再能像在小社会中那样，仅凭熟识关系即可分辨亲疏敌友，团结与忠诚也不再能靠血缘亲情和个人友谊来唤起，必须借助一套精心设计的象征性符号和仪式性集体活动（比如舞蹈），才能激活原本由真实场景所激活的情感，比如用红色油彩来激活原本由鲜血所激活的战斗激情。
同质性的第二个来源是族群大扩张，一些族群在某个历史阶段或因技术、组织或制度上的创新而获得压倒性优势，或因突破地理屏障而进入空旷地带，突然急速增殖扩张，短时间内将其文化散布到广阔区域；历史上，印欧人、突厥人、西非班图人、波利尼西亚人、因纽特人、澳洲的帕马—恩永甘（pama–nyungan）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爆炸性扩张，在语言学地图上留下了一个个惹眼的泛布区（spreadzones）。
第三个来源是同化，即一些群体接受其他群体的文化；尽管在少数案例中，征服者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被征服者，但多数情况下，同化是主动学习和效仿的结果，因为人类有着效仿优势文化的本能倾向，因而主动模仿很容易奏效，而强行改造则常常是徒劳的。
人类被进化设计成了极佳的学习模仿者，而且他们很会判断应该跟谁学，技能表现、以往成就、社会地位、积累的财富、追随者数量、众人钦羡的目光、口碑，都是据以判断的线索，所有这些线索综合成为声望（prestige）；个体对高声望者的效仿，在宏观上将导致群体被优势文化所同化。
这一过程会以几种不同方式发生。有时，当一个部落在生存繁衍上表现出明显优势，特别是战争优势时，相邻部落可能会放弃自己的传统，系统性的采纳优势部落的文化，比如生活在格陵兰岛西北部的北极因纽特人在19世纪60年代接触了来自巴芬岛的其他因纽特部落后，迅速采纳了后者的各种文化元素。
有时，一个部落联盟中各部落地位不对称，处于支配地位的部落，其文化便为其他部落所效仿；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更复杂的社会：平民效仿贵族，低级贵族效仿高级贵族，同时，随着部分贵族的地位跌落（因为贵族后代数量多于平民，而贵族阶层容量有限，所以这种跌落是不可避免的，比如长子继承制下的幼子们），上层文化逐级向下渗透，这样，只要贵族阶层保持文化同质，整个社会的文化也就会有相当高的同质性，由于贵族阶层规模较小，且高度内婚，这一点不难实现。
这样的同化和渗透还可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当若干国家的王室和高层贵族通过联姻、质押、游学、出使、贸易等途径频繁往来，构成一个贵族交往圈。此时，其中最繁荣发达的那个文化便成为效仿对象，效仿者继而又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在本国向下渗透，法国在18世纪的欧洲便取得了这一地位，俄国是其中著名的效仿者之一。
文字的出现推进了大型文化共同体的创建，因为书面语的惰性使它比口语更能抗拒文化固有的分异倾向，宗教经文和历史典籍可跨越数千年积累保存共同知识，无论罗马教会的教士们还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对大共同体的认同都远强于不识字的平民；书面传统在提升文化声望上的作用远远超出军事实力，历史上，向来都是有文字社会同化无文字社会，从未有过相反的情况。
然后是国家，国家维持的内部和平为群体间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其司法系统在大范围内推行的共同规范，官方宗教、官修历史、官办教育，以及官僚系统所提供的晋身之途，首先在精英阶层创造共同文化，继而向下渗透到全社会；国家权力的排他性也使得文化边界变得更为截然分明；这一进程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中达到高峰，此后又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几大旧帝国的瓦解而将浪潮推向全球。
文化共同体为个人创造了一个可以自如穿梭往来于其中的舒适空间，尽管其中仍有危险、隔膜和不确定性，但它们至少是可理解、可预期，因而值得去探索、尝试和克服的，而不再像我们进入“蛮荒之境”遭遇“非我族类”时那样产生本能的、反射式的恐惧，然后（假如对方足够弱小）像见到蟑螂时那样连连跺脚急欲踩死而后快，或者（假如对方足够强大）像见到虎豹时那样抱头鼠窜。
正是这样的安全感，让社会流动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