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初来城市的工人也希望有人能为他们在陌生文化环境中提供一个立足之地，一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庇护者；在工业化早期，像城中村和贫民窟这样的同乡移民飞地，也在传统文化和工业文化之间扮演着中介、缓冲和过渡地带的角色，帮助城市新移民逐渐融入工业文化和城市生活，20世纪初纽约市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社区中的服装业，起初便是由贫民窟中的众多家庭小作坊以分包形式组织的。
将众多工人集中在一起，按固定流程和作息节奏进行规模化连续生产的工厂模式，发端于大型动力设施的引入，最初是水力磨坊，这一原本用来磨面的设施，在添加适当的动力转换与分配机械后，被用于纺织、造纸、木材切割和金属加工等多种制造业；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8世纪，劳动力日益昂贵的英格兰便已涌现了数万个水力磨坊，在欣欣向荣的制造业中代替人力，在人力更为稀缺的北美，水力磨坊发展得更复杂、规模更大。
大型水力磨坊的采用，催生了集中式连续生产，因为：首先，水力资源并非均匀分布，要利用它就必须将工厂放在水力丰沛的地方，即在选址上，让工人迁就磨坊，而非像家庭作坊那样，让原料迁就工人；其次，水动力设施的建造需要高额投资，只有规模化连续生产才具有成本优势。
蒸汽机的出现延续并放大了这一趋势，因为和水力磨坊一样，基于蒸汽机的动力系统也是中心式的：一间厂房内的所有机械运动都由一部中央引擎推动，动力经由齿轮、皮带和连杆等传动装置传输至每个工位，这种中心式系统直到后来小型电动机普及之后，才被分散式系统所取代。
不同的是：首先，蒸汽机对选址要求不高，只要能保障煤的供应即可，因而极大拓展了适用范围；其次，蒸汽动力也不像风力和水力那样易受自然条件干扰，因而更能保障连续生产；最后，蒸汽机在提升规模效率方面潜力更大，能量效率和功率随技术创新而不断提升，推动着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并将越来越多的产业卷入工厂模式之中。
这一改变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将大批工人真正拉出了传统社区，使之脱离家庭农庄、封建庄园、手工作坊，以及各种依附关系和熟人社会，也离开了由这些关系所提供的社会安全网和生计保障，变成高度流动性的、以工资为生的自由受薪群体，即所谓城市无产阶级。
不过，正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所指出，这一模式普及至大部分制造产业，进而将劳动人口的大部分转变为全日制受薪雇工，还须等待更多技术和组织上的创新；第一个障碍是运费，一种商品运费越高，有效市场半径就越小，其需求所能支撑的生产规模也越小，近代以前的运费（尤其是内陆运费）极其高昂，因而能够支撑规模化生产的商品很少。
在古代早期，只有像丝绸香料等奢侈品，贵族用来彰显身份的炫耀性商品，以及盐、金属、武器等重要战略物资，才能在承担高昂运费后仍然有利可图，粮食、木材、纤维等大宗物资只有在水路特别便利的情况下才被长途贩运，而制成品则绝大部分在靠近消费市场的地方生产。
到古代后期，随着内河航道的疏通，盗匪的肃清，运河大量修建，还有地理大发现时代航运技术的改进，许多商品逐渐被添加进长途贸易的清单中。工业革命前夕，英格兰和北美掀起了开挖运河的热潮，大幅拓展了这份清单；然而，真正将种类繁多的大批制成品拉进数千万人口大市场的，是铁路。
结果，以往市场半径只有几十上百公里，只配在手工作坊里生产的商品，突然变得适合机器化大生产了；随着铁路网扩张，新式工厂成群涌现，规模越来越大，传统手工业一个个被消灭，大量积淀在农业中的非充分就业劳动力被吸入新兴工业城市，最终受薪雇工成为人口多数。
铁路还促发了一场供应链革命，在此之前，一种商品从原料到成品的各道环节是由市场交易串起来的，参与其中的每位商人视野中只有一两个环节，对于规模化制造，这是很危险的，市场中的各种随机波动随时可能让企业中的材料或能源供应中断，或生产链条在某个位置卡住，或分销渠道因库存积压而发生堵塞。
由于早期工厂无法保证供应链平稳连续，生产经常发生停顿，所以雇佣的劳动力多数是童工和未婚女工，因为他们不是家庭的主劳力，也较少家务负担，当生产停顿，几周数月没活干时，也不至于影响全家生计，但这样一来，雇工来源便在地理上大为受限；同时，频繁停产也降低了库存周转速度和设备利用率，从而拉低资本收益率。
为解决这一问题，保障连续生产，同时将库存维持在合理水平，规模化制造商不得不着手控制整条供应链，通过并购上下游资源实现垂直一体化，引入专业管理者，用企业内部计划部分取代市场机制，经过这番组织改造之后，这些企业才得以说服大量成年劳力——特别是已婚男性——放心大胆离开传统产业，彻底转变为全日制受薪工人。
二战期间的劳力极度紧缺（加上爱国热情）又吸引了大量已婚女性也进入雇佣市场。战后，洗衣机、吸尘器和快餐业的发展，帮助妻子们摆脱了大部分家务负担，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美国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大约从33％上升到了60％，将整体劳动参与率从58％拉高到了67％；与此同时，童工则完全退出市场。
一个开放的、非人格化的、容量巨大的雇佣劳动市场极大促进了人口流动，每个健康人都拥有一份天赋的人力资产，对于缺少其他资产的迁居者，这是最好的盘缠，“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再也不是只有少数精英分子才敢说出口的狂放之辞了——由此也可见，“无产阶级”的概念是多么不得要领，它是对人类天赋的无知蔑视。
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这种天地广阔任我行的精神达到顶峰，许多人在当地产业不景气时，就卷起细软，把家当装上拖车，甚至拖上整栋木屋，去遥远的陌生城市寻找新机会。那个年代，每年有1/5的美国人更换住所，2/3以上成年人至少更换过一个居住城市，经常搬家，追逐机会，择良木而栖，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