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前的亚述商人所留下的大量楔形文泥板中，包括了很多商业书信；经营跨托罗斯山脉长途贸易的卡内什商人留下了数千块泥板书信，从事地中海贸易的希腊商人则将书信写在铅板上，古代地中海世界和近东地区更为流行的书写材料可能是莎草纸，尽管易腐性使它较少得到保存，但幸存于埃及沙漠中的纸草档案中仍可见到数以万计的商业文书，包括书信，类似气候条件也让中亚粟特商人的一批书信在敦煌遗址中保存了下来。
商路的建立为无缘利用官邮的平民大众提供了另一种与远方通信的机会，这一点乍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每条商路只能覆盖少数几个地点，除非寄信者的投递线路恰好与其中某条重合，否则如何确保寄出的信件辗转多条商路后顺利到达收件人？事实上，尽管效率很低，可靠性也较差，委托商家捎带书信的做法不仅行得通，也很普遍。
虽然每条商路覆盖点有限，但各条线路往往会在一些中心都市相交，并且经营不同商路的商家通过设于都市的同乡会馆和行会组织有着紧密联系，这就为书信转寄创造了条件；一份私人信件的典型寄送过程是：寄信人首先了解到哪个城市有收信人家乡的同乡会馆，然后在自己的关系网中找到一条通往该城市的商路，最后按所选路线在信封上写明如何转寄和递送，并交给不久将前往该城市的商人（这一步常需要通过中间人）。
乾隆年间一位名叫姜炳璋的浙江学官留下的一份通讯录中有这么一条：
李宪荣士台，住福建建宁县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生漆行，有建宁卖漆客，即可寄信。或往苏州到郡武会馆可寄信至建宁。
如果收信人在当地名气足够大，可以通过任何途径寄到所在县城后，让送信人在当地士绅中打听即可：
鲁仕骥絜非，住江西新城县十九都中田里，其父字汉漪，凡有新城人，祈可寄书，须书伊父之字。或寄至江西省城寺步门内致和典陈宅转寄。
沿商路递送信件的末端一般是县城，对于精英来说，此时信件已肯定进入收信人的熟人圈（其规模受限于邓巴数）活动半径之中，因而有着种种机会最终送到他手里——或由熟人捎带，或由本人进城时自取；假如捎信者社会地位低于收信人，按习俗他通常可以拿到酬劳，这一激励确保了总会有人殷勤的帮助书信走完这最后一段旅程。
有些情况下，收信人未能在最近的城市指定一个代收点，或者信件性质要求它由本人亲收（比如要求送信人立等回复的信件），那么寄信人就必须在信封上写清楚如何找到收信者本人，这一点在古代并不容易做到，因为对区划、地名、路名的规范化是近代邮政发展的结果，门牌号和城市地图的出现则更晚。
不妨看两个例子，其一来自前引姜炳璋的通讯录：
秦君宜相芳，住常州无锡县后联元街，进西门则在无锡县治由左向北，走过铸钟桥便是，进南门则直街走过大市桥，往北过胡桥，转西便是，水路自苏至无锡南门外跨塘桥，进南水关，经胡桥泊岸，城外行船，则自西码头泊岸亦可。
其二是一位罗马士兵写给送信人的寻址指示：
从月门朝谷仓方向走，过公共浴室后第一个路口向左转，到××【此处缺字】后向西，下台阶再上台阶……过神庙地界后向右转，那里右手有座七层楼，一座门楼顶上有尊幸运女神雕像，对面是家编篮铺，在那里打听一下，或向看门人询问，或大声呼叫，有人就会告诉你。
对于熟人小社会，一旦信件到达村、里、街坊社区这一级，社会关系网便可确保它最终被送到收信人手里，所以像门牌号这样的精确地址编码并非必需；可是在流动性较高、邻里之间未必那么熟识的城市，特别是在居住密度很高、存在大量出租屋的中下阶层社区，仅靠社会关系找到一个人就没那么方便了。
在门牌出现之前，欧洲城市的地址标识问题一般通过对建筑物命名来解决，上层家庭会在住宅门口悬挂类似于店铺招牌的宅名牌，而有着众多住户的公寓楼则会在外墙上钉一块楼名牌子，但是在大城市，宅名和楼名也无法解决重名问题，因为用作宅名的家族姓氏同名率很高，大楼命名同样缺乏消除重名的机制，18世纪90年代的维也纳有29栋楼被命名为“金鹰”，仅仅市中心就有6栋。
随着商业繁荣，城市人口膨胀，寻址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各国在18世纪纷纷推行了门牌制度；不过，门牌系统最初并不是用来方便陌生访客和送信人的，而是用来方便政府官员——特别是征兵官、税务官和警察的，各国政府推行它的动机和东方帝国建立里甲户籍制度一样，都是为了强化人口统计和控制，所以在时间上，也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普遍兵役制、警察制度和直接税制度的发展相吻合。
门牌号的便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它甫一出现便很快被用于名片、广告和书信，此后现代邮政业所提供的邮政信箱，进一步剥离了通信与熟人社会的关系：你无须知道某人住在哪里即可与他通信。
如同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箱、银行账号等个人地址（它们恰好都是经常出现在名片上的信息）一样，这些精确的个人地址拉松了个人与所在社区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可以直接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因而让社会关系变得更具流动性。
方便的通信让个人能够超越空间限制而扩展社会关系网，发展出基于阶层、职业、旨趣和共同利益的跨地域文化；中国士大夫借助书信吟咏唱和清议时政，欧洲沙龙更有当众朗诵未出席者来信的习俗，启蒙时代的科学家高度依赖书信交换思想，利益集团通过书信来协调游说活动。
突破空间限制也意味着个人更有机会建立多维度的社会关系，在家庭、邻里、职业、娱乐、宗教和政治等方面，可以发展各自独立甚至相互隔离的社交圈，不同方面的关系不再像过去的小社会那样全部纠缠在一起，无从选择也难以逃离，退出其中一个也不必影响其他；而从整体上看，正是无数个这样相互交错的圈子，将亿万个体编织成了一个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