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都生活于小型熟人社会的年代，那些因职业需要而时常旅行于各地或寄居于他乡的少数人，便成了联结众多小社会的纽带；这一纽带作用得以发挥，有赖于这些流动群体的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家乡之间存在足够频繁的信息流动。
然而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古代长途旅行动辄耗时数月，出门一次往往要在异乡待上几年，假如他们与家乡（或他们由此出发的那个据点）之间的信息流动也遵循这样的节奏，那么这些群体既难以保持其文化特质，也无法在更高层次上创造一种共同文化；这样的话，他们要么像历史上那些散居于避难地的战争或饥荒难民那样，很快被溶解在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要么像东欧吉普赛人那样，成为游离于当地社会的边缘群体。
事实上，经常性的流动群体一旦存在，便对通信有了强烈需求；仅仅出于履行基本职能（无论行政的、军事的、商业的，还是宗教的）的需要，他们也必须借助某些通信手段，而不能将所有信息传递都推迟到下一次见面，若不然，协调、合作、干预、控制等组织功能便无从实现，超越小社会的上层社会结构也就不会出现。
为实现快节奏通信，人们发明了很多传输方法，烽烟、锣鼓、信鸽、旗语，乃至拿破仑时代风靡一时的臂板信号塔（semaphoretower），但这些方法要么传输的信息量极少，要么只能沿个别线路传输，而且都极其昂贵，所以在电报和铁路出现之前，绝大多数信息仍然靠人携带，因而其绝对移动速度并不比旅行速度更快。
既然如此，快节奏通信又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是异步通信，或者用业界黑话，叫非阻塞式通信；如今享受着廉价高速通信的人们已习惯于把同步（即阻塞式）通信视为理所当然：甲向乙发一条消息，等待乙响应，收到回复后再发下一条，如此往复；我们在打电报、讲电话、发电邮时，莫不如此。
在龟速通信的古代要是也这么做，一年也通不了几次信，那样仗没法打，生意没法做，行政管理也无从进行；那些其工作有赖于频繁通信的古人，一般的做法是：只要条件允许，就按固定间隔给通信伙伴发信，而不管对方是否回复或何时能回复，在条件较差的情况下，这往往意味着抓住每一次发信机会。
这样一来，通信双方的对话线索就被打散了，这就要求对话者记住以往的交流内容，并在头脑中重建其时间序列和通话上下文，在阅读信件时，须随时意识到对方是在已经收到哪些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回应的；为方便这样的线索重建，避免差错，那些通信任务较繁重的官员和商人，会将寄出的每封信及其收发状况誊抄下来以备查对。
波斯、罗马、秦汉等古代帝国，都曾出于行政和军事的需要而建立了大型邮驿系统；统治辽阔疆域所带来的好处，以及帝国的庞大资源，让他们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将通信效率提升至当时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极限；这些系统覆盖了帝国境内的所有行政中心和军事据点，从而首次将原先自发形成的零星线路连接成一张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
这样的系统一旦建立，总是（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不可避免地被用于私人目的，于是客观上至少为社会的上层精英提供了一种普遍可用的通信手段；同时，它也在精英阶层和文化中心之外培育了一批能读会写的书吏，这样，即便那些不会读写的人，在必要时也往往能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找到某位能帮他写信和寄信的人。
书信在基督教的早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徒时代的教会领袖们广泛使用书信与其追随信徒建立联系，阐明自己的观点、解答他们的疑问、反驳对立的观点；保罗在地中海各地创建了众多教会，并严重依赖书信与这些教会保持关系，据某些学者认为，他在被囚禁于罗马期间发出的多封书信可能还利用了帝国的邮驿系统。
这些使徒书信中有些保存了下来，并被奉为正典，编入经籍，它们构成了《新约》35％的篇幅；罗马教会的领袖们延续了这一使徒传统，格里高利一世在其14年教皇任期中给各地教会和传教使团写了大量书信，保存下来的就有854封。
若没有良好的通信条件，基督教从众说纷纭向少数信条的教义收敛过程或许就不会发生，像罗马教会这样中心化的层级组织更难以建立，那样的话，基督教会将和众多佛教流派一样处于松散和各自流变的状态，因而无法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通信也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中起了关键作用，先秦士子游走于列国之间，促成了华夏认同的产生，但这一认同仅限于文化层面，在有关政体该如何组织，政府、司法和道德在社会秩序中各自扮演何种角色，君主、贵族和平民应以何种关系相处等意识形态问题上，各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帝制时代那个高度同质化的士大夫群体，崛起于东汉，也正是纸张开始普及，私人通信变得流行起来的时候，这并非巧合；邮驿系统在东汉已臻成熟，而此时法令也早已不如帝国早期那么严苛，对权势日盛的士族门阀私用公器不再构成约束，凭借其官职、门阀地位和关系网络，士人之间在全国范围内经常互通书信俨然成为常规，书法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了一门高雅艺术。
频繁的私人通信逐渐在士大夫之间孕育了一种高度内聚的共同文化，有关道德与政治的儒家主流意识形态从此牢固确立，两千年内未受挑战（这当然也离不开集权帝国的长期推行和对异端的压制）；这个同质化精英集团是凝聚帝国的最强大力量，即便在分裂时期，统一集权帝国永远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理想，地方主义和封建传统再无存身之所。
三国时期，群雄蜂起，士子奔走四方，投靠自己心目中的潜力股，在选择主公和盟友时，地域归属从未列入重要考虑，甚至家族纽带也退居其后，往往同门兄弟各效其主，诸葛家族的亮、瑾、诞各自为蜀、吴、魏效力，然而混战和割据并未撕裂这个士大夫共同体，他们不仅跨越边境频繁往来，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关系。
单一化的集权帝国意识形态，使得争雄战中一旦某方取得明显优势，整个士大夫群体便毫无道德负担的争相归附，忠诚与独立在天命所归的名义下被轻易抛弃，在这样的政治传统中，多方共存的均衡难以长久维系。
知识精英之间通过频繁往来的书信交换思想也是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一股主要力量，由此联结而成的欧洲知识界被历史学家称为“书信共和国（republicofletters）”，他们平时以书信联络，有机会则聚在私人沙龙里高谈阔论，在印刷出版业兴起之后，他们又迅速利用这个新平台发行期刊，这些期刊实际上是一种广播式通信，主要订户就是原来通信圈里的人，也正是这些圈子和他们的期刊孕育了后来的科学社区。
所以东西方精英同样基于通信建立了高度同质化的知识阶层，只是两者的特性因为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激励方向的不同而大异其趣。
通信也是长途贸易得以开展的前提，早在国家建立邮驿系统之前很久，商人们便已开始用书信协调贸易活动了，甚至最早的文字很可能就是商人为处理商业文书而发明的，最早的字母文字则几乎肯定是腓尼基商人为商业用途而发明；通常，合作经营一条商路的贸易伙伴（往往来自同一家族）会定期从商路两端向对方发送当地的需求、价格信息及业务指示，以方便对方决定如何备货和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