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本土语言（vernacular）和商业语言相比，经典语言渗透性更强，在社会中扎根更深，不仅因为有一个专业群体持续维护它，更因为它编码的知识系统更复杂庞大，因而对学习者更有吸引力，这就像那些积累了大量代码资源的计算机语言在吸引程序员上的优势一样，这也是为何像希伯来语这样的古老语言能够在丧失母语人口之后仍香火不绝，而人类第一种经典语言苏美尔语（sumerian），在其口语地位被阿卡德语（akkadian）取代之后，仍然作为经典语言存在了1800年，直教人想起cobol。
编码经典的过程也将经典语言改造得更为精致优雅，更具表现力，因而更能赢得社会精英的青睐，后者对演讲、政论、辞赋等非日常表达有着较高需求（有趣的是，胡特尔人在表达比较抽象和高级的概念时也常会改用他们的经文语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类有着效仿身边地位或声望较高者举止嗜好的普遍倾向，在传统等级社会中，这一倾向使得上层贵族文化持续地瀑布式向下渗透，从而强化经典语言的通用语地位。
当文明繁荣生长，经典语言也逐渐超越宗教和经文而进入更大众化和实用化的领域，通过文学创作、历史编纂、律法行政等书面应用，渗透进更多社会事务中；和苏美尔语一样，希腊语最初也是从城邦间贸易中产生的商业语言，经历黄金时代的文化繁荣而成为经典语言，进而因其丰富而优秀的文化库藏和尊崇地位而长期为罗马贵族所习诵，类似于汉语文言在朝鲜、越南士大夫阶层和法语在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情形。
希腊语的通用语地位此后又被基督教所强化，散居希腊化世界的犹太人也都采用希腊语，托勒密王朝时，亚历山大城的一批犹太学者用希腊语翻译了《72士本圣经》（septuagint）希伯来圣经（即《圣经·旧约》），而《圣经·新约》各篇更直接以希腊语撰写；在西欧，这一地位此后又被拉丁语所接替，并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之前，在学术界的寿命还要长出两三百年。
创造通用语的另一条途径是行政需要，最早的例子是阿卡德语，它是两河地区闪族统治者的母语，借用了苏美尔语的书写系统（即楔形文），在阿卡德帝国时期（公元前24—前22世纪）凭借闪族的政治和人口优势在日常应用中逐渐排挤苏美尔语（它不是闪米特语），令后者日益局限于仪式和高雅场合；正因为有了书写系统，以及大批掌握它的书吏，旧亚述和巴比伦王朝才得以将其用作帝国行政，并在此后1200多年中成为近东地区的通用语。
亚述帝国带给阿卡德语的成就，以及此后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秦汉帝国分别带给希腊语、拉丁语和汉语的成就，使得一些人认为，帝国权力是决定一种语言能否成为通用语的主要因素；然而，正如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ostler）在其语言史巨著《语言帝国》中所指出的，事实远非如此。
马其顿人带给希腊化世界的标准希腊语并非他们自己的母语，罗马帝国最积极推行的是希腊语而非拉丁语，蒙古人空前绝后的大征服丝毫没有提升蒙古语的地位，伴随蒙古铁蹄而传播的是突厥语和波斯语，屡屡征服中国的突厥、蒙古、通古斯民族没有一个能让自己的语言取代汉语，荷兰帝国对传播荷兰语也毫无帮助，反倒成就了马来语（荷兰殖民者将它作为通用语在东印度群岛大力推行）。
经历最奇特的要数阿拉米语（aramaic）了，原先居住于两河地区西北边缘的阿拉米人并没有发达文明，更没有自己的经典，也不是帝国创建者，但他们的语言却幸运地被新亚述帝国（公元前10—前7世纪）挑选为行政语言，并逐渐取代阿卡德语，后来又被波斯帝国发扬光大，成为整个东方世界——近东、两河、埃及、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的通用语。
阿拉米语的成就大概源自两个因素，首先是阿拉米人大量外迁并且广泛分布于上述地区，这些移民普遍拥有双语能力（阿拉米语和所在地语言）；其次，他们很早便采用了腓尼基字母，并将其改造成阿拉米字母，后来的历史证明，字母是远比楔形文更灵活高效也更容易学会的书写系统。广泛散居、双语能力和字母系统这三个条件，使得阿拉米人特别适合在帝国行政机构中担任书吏。
有意思的是，正当阿拉米语作为行政语言的地位开始削弱之际，基督教的兴起为它带来了新生，许多东方教会用它书写经文，让它成了和希腊语并驾齐驱的基督教经典语言。
单纯的武力优势和军事征服之所以对散布征服者的母语没多大效果，有两个原因。首先，入侵或征服队伍中通常男性占绝大多数，他们会在当地娶妻生子，而在传统育儿模式下，儿童的语言学习环境主要由母亲而非父亲决定；其次，假如征服者缺乏书面语传统和识字群体，便无法在自己的母语人口中找到足够多书吏来组织行政系统，从而将自己的语言确立为行政语言。
这就解释了为何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疆域的全面入侵在语言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日耳曼人没有书面语（极少量碑铭文字仅限于仪式性用途），其入侵也并未以拖家带口的拓殖方式进行，唯一的例外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在不列颠的流行；但据历史学家大卫·基斯（davidkeys）认为，6世纪中期查士丁尼大瘟疫（淋巴腺鼠疫）蔓延至不列颠，消灭了当地大部分人口，所以在撒克逊人大规模入侵时，那里正一片荒芜。
相比之下，当罗马开始征服高卢时，凯尔特人也没有书面语，而拉丁书面文化已高度发达，加上罗马人大量设立军事拓殖点，凯尔特语遂被彻底取代；在中南美洲，尽管西班牙语作为行政语言的地位在征服后迅速确立，但由于殖民者大部分是男性，所以直到近代基础教育普及之后，西班牙语才作为日常语言大规模取代本土语言。
相反，北美土著人口稀少，而新教徒大多是拖家带口的拓荒者，英语地位从一开始便牢不可破；殖民加拿大的法国天主教徒则多数是单身汉，几代之后都不会说法语了，于是法国政府招募了一大批少女孤儿由政府出资送往加拿大，这才保住法语在魁北克的地位。
文字、书面语传统、经典以及围绕经典的教育传统、识字人口、被帝国选为行政语言、相对于周边民族的文化尊崇地位、由人口增长和自发拓殖所推动的有机扩张——当所有这些因素凑到一起时，一部巨型语言推土机便在远东诞生了。
这部推土机的中央引擎是科举制度，它把经典传统和行政官僚机构紧密捆绑，使得研习经典成为社会地位爬升的主要手段，其激励效果极大提升了官方汉语的渗透性，并将文人阶层培植成为帝国权力的最忠实拥护者，正是这一政教合一系统创造了空前牢固的官方通用语、中央集权和大一统倾向。
然而，这一体制在成就汉语官话第一大语种地位的同时，也将知识生产系统牢牢束缚在经典传统之中，完全丧失了创造力，所以尽管这个社会早已有了成熟的印刷出版业和庞大的图书市场，在知识创造上却乏善可陈，一旦某天其繁荣程度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现代文明叩门而入，它两千多年来所乐享的尊崇地位便轰然垮塌了。
在中世纪西欧，尽管知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教会之中，但毕竟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服务对象和命运决定者，罗马教廷与各国君主之间矛盾不断，各自支持对立教皇，从1080年到1449年共有过20位对立教皇，2/5的年份有两位甚至三位教皇，所以各种异端总是能找到庇护者。
实际上，宗教改革的先驱们都是因为得到某位或一批君主的庇护才赢得活动空间，首部英文版圣经的翻译者威克里夫（johnwycliffe）便是英王对抗教皇的帮手，胡斯（janhus）和马丁·路德分别得到波希米亚国王和萨克森领主的庇护，加尔文（johncalvin）则先后在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找到安身之所。
得益于权力分立和政教分离的状态，观念竞争和思想多样性在西欧始终星火不灭，最终由印刷术、出版业、通信、期刊、学会组织等技术和组织元素，将点点星火融汇进了一个巨型知识反应炉，引发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哲学启蒙、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一连串知识核爆炸，其结果便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现代文明。
在这场知识革命中，英语从一开始便走在前面，英国拥有最古老的自治大学（那里也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最古老的科学学会、最古老的科学期刊，并最早采用同行评审制；随后的工业革命、不列颠治世（paxbritannica）和美利坚治世（paxamericana）又急剧放大了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差距，最终确立了其全球通用语的地位；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英国人的古老自由传统，以及由此传统所孕育和保养的宪政与法治。
如今，英语编码了（且编码着）绝大多数人类知识，任何希望访问并受益于这一知识体系，进而参与全球知识创造活动的人，都将有兴趣（也不得不）努力学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