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早期社会向大型化发展的一个障碍，是语言；语言不通的人之间很难取得信任，更难建立合作关系，语言既是群体内认同的主要基础，也是群体间敌意的重要来源，究其因，语言是知识、习俗、观念、信仰、规范等种种文化元素的载体，由这些元素所组成的文化系统，将在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竖起屏障，使得外人很难进入。
语言屏障的存在，倒不是因为各人类群体一开始就说着不同语言，而是因为人类语言的演变和分化速度太快；源自同一语言群体的两个支系分开五六百年后，相互之间就听不懂了；现存48种日耳曼语在2500年前还是同一种语言，445种印欧语的共同祖先（原始印欧语）也只是从5500年前才开始分化。
语言分化的速度也体现在这一事实上：通过寻找同源词汇，比较语言学家能够辨认各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追溯分化历史，重建种系发生树，但此类重建最多只能往前追溯五六千年，分离时间超过这一限度，两种语言的词汇就变得面目全非、难以比对了，进一步的追溯只能通过综合多种特征的统计分析进行，而推测结果的可信度也大为降低，即便如此，比一万年更古老的亲缘关系也难以辨认；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通过比较遗传编码将亲缘关系追溯到数亿年前。
考虑到分化速度，一个语言群体必须以足够快的速度扩张，才能在分化之前成为大群体；尽管在最理想条件——资源充沛、环境稳定、没有竞争者——下，理论上群体可以每代翻番的速度在500年20代中扩大100万倍，但实际条件远不会如此理想，天灾、流行病和饥荒，无时不在抑制着群体扩张；更重要的抑制来自同类竞争者，一旦人群已遍布某一生态位，任何群体的扩张只能以消灭或排挤相邻群体的方式发生。
假设某一特别幸运的群体以每代20％的速度持续扩张20代，其规模也不过增长38倍，从一个上千人的部落变成数万人的语言群；事实上，这差不多就是国家起源之前语言群的规模极限了；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澳洲30万—50万土著说着近400种语言，分属27个语系，其中绝大部分语种的母语人口只有大几百到一两千，少数几万人的大语种，每个都代表着新近发达的暴发户。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前国家地区；大约15000年前进入美洲大陆的那个群体规模可能不足百人，而在哥伦布到来时，那里已经有了约2000种语言，分属近90个语系，还有众多无法归类的孤立语种；当今语言地图中多样性最密集的地区是新几内亚，这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与世隔绝的地方，有着1000多种语言，分属60多个语系，占现存语言总数的1/6。
这些数字，可以让我们对大型定居社会出现之前的语言格局有个直观认识，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语言学家称之为马赛克分布），除了个别最新暴发户之外，语言群规模只有一千上下，差不多相当于部落的规模，每个部落由十几二十几个熟人小社会经由血缘、通婚和联盟关系组成。
那么，从这样一个语言丛林中，大型社会又是如何出现的？假如语言不通，组成共同体的人们如何交流、协同、合作，乃至组成像军队和行政机构这样的大型紧密组织？毕竟，在近代城市化之前，社会流动性极低，绝大多数人生活在熟人小社会中，一辈子没去过距离家乡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语言的碎片化又如何能避免？
答案是双语模式。实际上，在高度同质化的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大型社会是以多层次方式组织的，在文化上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最底层仍是一个个熟人小社会，正如施坚雅所描绘的那样，这些小社会依地理条件围绕就近的中心节点，逐级向上而构成一个蜂窝状的多层流通网络。
多数人的活动仍局限于小社会中，但也有少部分人，诸如商人、工匠、士兵、水手、担夫、艺人、文人、医巫、僧侣、官吏、管家等，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社会关系都远远越出家乡，因而成为联结各小社会的纽带；这些人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会自发地在各自母语之外创造出一种共同的工作语言，即所谓通用语（linguafranca）。
一旦通用语形成，那些希望与外界打交道，希望从由该语言所支持的社会活动中受益——想和商贩做买卖，想听懂说书艺人在说些什么，想到附近某位大人物那里谋份差事，不想在卷入外部纠纷或出入衙门时完全弄不清状况，或者只是不想被人当成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的人，就会去学习这门语言，从而成为双语者。
产生通用语的途径有许多种，在前国家时代，商人常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古代商业群体的家族色彩和同乡色彩十分浓厚，一种商品的贸易、一门生意的经营、一条商路的开辟和控制，往往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族扩展而成的同乡群体所独揽；因为在一个缺乏安全与信任的世界里，亲属和同乡往往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合作者，同时，这门生意中所积累的知识和规范，需要共同语言才能习得和传承。
商人群体首先用他们的家乡方言作为跨地区贸易的工作语言，然后吸引那些和他们打交道的当地人——生意伙伴、代理人、买办、伙计、帮工、运输业者等——学习他们的语言，在此过程中，这种语言也会发生改变（通常是向易学的方向改变），变得更适合这一功能——此种改变起初常会以洋泾浜化（pidginize）的方式发生，然后再由将其当作母语学习的儿童作克里奥尔化（creolize）改造；当它作为通用语的地位逐渐上升时，其流传地区的人们发现学会它很有好处。
斯瓦西里语（swahili）的历史很好展示了这一发展模式；斯瓦西里语是班图语的一种，最初是由坦桑尼亚海岸桑给巴尔（zanzibar）地方的一些渔民基于其母语而形成的职业圈内的共同语；这些渔民和其他古代海上渔民一样，也从事贸易和海盗活动，这些活动拓宽了这一共同语的使用范围。
后来，当阿拉伯商人成为印度洋西岸贸易的主要经营者时，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便选择它作为其在东非沿岸经商时的工作语言，同时也大幅改造了它，向其注入了大量阿拉伯词汇；随着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将越来越多的当地社会和人群卷入其中，他们也把斯瓦西里语散布到了整个东非海岸，并逐渐渗透进内陆，成为东非最流行的通用语。
和斯瓦西里语类似，腓尼基商人（兼殖民者）曾将腓尼基语（phoenician）变成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粟特语（sogdian）也因粟特商人长期主导沿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而成为中古时期中亚腹地的通用语，马来语则是以马六甲为中心的南洋贸易圈中形成的通用语，从16世纪起的几百年中，葡萄牙语则因香料贸易而在印度洋世界和南洋地区成为国际交流的通用语。
不过，由商人所创造的通用语渗透性较弱，在其通行的社会中扎根较浅，因而当一个强大竞争者出现时，很容易被排挤和取代，就像腓尼基语在地中海被希腊语取代那样；因为假如一种语言除了交流便利之外不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多东西，人们便会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不常参与商业活动的人也缺乏动机学习它。
当你学会一门语言，不仅获得了一种交流工具，也得到了打开一座文化宝库的钥匙，得以访问由该语言所编码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最初被存储在口述传统之中，由巫师、祭司、吟游诗人或说书艺人背诵和传授，其内容包罗万象，从创世神话、世界秩序、祖先谱系、英雄故事、巫术咒语、卜书卦辞、仪式指南、天文历法、编年记事、外交关系、地理博物、食物禁忌、道德戒律、格言警句……总之，任何被认为值得记忆和传承的知识。
当这些内容被用文字记录下来时，便产生了最初的一批经文；无论口述还是经文，都有一个专业群体持续地诵读、阐释、抄写和传授，并在仪式性活动中加以实践和运用，这些活动构成了早期宗教的主要内容，那时的宗教涵盖了群体的全部精神生活，教士们承担着为共同体维护整个知识系统的职能，直到后来社会变得更复杂，分工更细之后，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知识领域才逐渐从中分化独立出来。
随着时间流逝，口语在迅速演变，但诵读经文的语言却要稳定得多，为与经文保持相容，知识群体的工作语言被迫变得极度保守，于是逐渐脱离日常口语而成为独立语种；当社会扩大、群体分化、经文流传，习诵这一经典语言的群体也随之而扩张，尽管在此过程中口语不断流变，经文用语却保持稳定，最终在所有采纳这套经文的社会中成为通用语。
极端守旧主义的胡特尔人（hutterites）移居北美后成功保存了其文化独特性，四百五十多年后仍然说着从瑞士山区带来的高地德语蒂罗尔方言，四百年间这种语言当然改变了很多，有意思的是，它分化成了两支，一种用于日常交流，小孩自动学会，成为母语，另一种只有在阅读圣经和援引经文时才用，由于经文语言的保守性，后一种明显保留了更多古老成分，孩子们在六岁后须经过几年学习才勉强掌握。
成文经典往往对文化较为原始的周边社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加上早期的知识群体常因服务于贵族阶层和权力机构而获得一种尊崇地位，因而诱使周边社会的精英阶层学习其经典语言；梵语（sanskrit）是典型的例子，随着印度商人将佛教和印度教及其经典带入东南亚，梵语成了当地上层社会的通用语，巴利语（pali）在北印度佛教地区也曾取得类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