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暴力的垄断不仅表现为抵御外部攻击和压制内部冲突，也体现在对对外攻击行动的约束上，因为攻击会招致报复，而报复行动常无差别地落在整个群体头上，这既抬高了保护成本，也会破坏国家与邻近社会的和睦关系，从而危及其领地控制，或者丧失盟友；所以只有符合国家战略的对外攻击才会被允许，假如没有这样的约束力，外交策略便无法展开。以往那个人人都是战士，谁都可以自由组队、自主选择对象发起攻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至此为止，政治学家用于识别一个国家的那些元素，已逐一就绪了：一个职业化的统治团队、一块边界明确的领地、对暴力的垄断、常规化的财政来源、向社会成员施加一套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系统；从霍布斯自然状态中，巨人利维坦正森然浮现。
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自由人自愿向利维坦让渡权利这样的事情，只有威胁和恐惧之下基于利益考虑所达成的均衡，一些社会契约论所宣称的让渡契约，只是基于后来才出现的政治伦理，为将国家起源过程合理化而作出的理论虚构，这些伦理原则显然不存在于前国家社会，因而不可能被用来规范最初的让渡和缔约过程；相反，它们是国家所建立的和平秩序长期持续的结果，有些甚至只是近代化过程的新近产物。
国家的诞生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将大型社会的组织从社会协调问题转变成了组织、控制和经营问题，统治团队无须与被统治的各群体保持熟人关系，只需通过定期征收赋税、裁决纠纷和惩罚叛逆来反复宣示统治权；在科层化官僚系统建立起来之后，核心权力集团甚至无须与下层官僚保持熟人关系，只需确保他们既可履行职责又不掌握足以危及国家的武力即可。
只要能组建起一个紧密合作且拥有压倒性武力的统治团队，便可通过征服既有的，已经略具规模的定居社会而迅速创建大型国家；在15世纪以前，秘鲁高原从未有过比酋邦更大的政治实体，每个酋邦约几万人，然而印加帝国的创建者只用了数十年时间，便逐个征服了这些酋邦，建立了一个拥有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千万臣民的帝国，这还是在没有车马和文字的条件下做到的。
在有了更强大的武器（特别是进攻性武器）、更好的交通和通信工具、基于文字的更高效管理与控制手段之后，征服将更迅速、统治也更有效；所以，伴随着每一次重大技术和组织创新，就会有一轮大型国家创建运动。秦灭六国从长平之战算起也只用了40年，最后决战只花了10年，成吉思汗家族在三代之内就征服了大半个文明世界，如此快速而大跨度的征服，说明征服者根本不需要和被征服者具有文化同质性，而后者是以往维系社会的必要纽带。
大型国家在其广阔领地中所建立的和平秩序，将众多小社会联结成了大社会，尽管占人口多数（常有90％左右）的农民仍生活在村镇庄园等小型熟人社会；但和平条件下变得更繁荣的分工和贸易，也孕育了许多更具流动性的专业阶层，武士、文官、行商、工匠、艺人，其活动范围和社会关系都突破了旧有的社区边界与家族结构，他们不仅在各社群之间建立了交流网络和联系纽带，也创造了一种全国范围的共同文化和通用语。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兴起演示了这一效果，士最初源自那些在宗法制下难有出头机会的诸侯幼子们，因为长子继承制，幼支小宗的地位随世代更替而不断跌落；特别是当土地充分开发、领地扩张也达到极限之后，次级分封无法继续，小宗子弟为维持其社会地位，必须发展某种专业技能，以求服务于某位领主。
早期的士大多是武士，因为武人是最早分化出的专业阶层，但逐渐的，他们发现还有众多专业技能可以发展，于是有了文士、谋士、策士、术士、方士……最终形成所谓诸子百家；得益于贵族之间广泛的姻亲关系，他们都能在各国找到接待和庇护者，有能力周游列国寻找效力机会，因而这一阶层变得极具流动性，到战国时，他们已在各国取代世袭公卿的地位，也正是在此期间，该阶层创造并代表了华夏共同文化和民族认同。
这样，至少对于精英阶层，他们所面对并且感知到的，俨然已是一个六合四海、布履星罗、轮运辐集、熙熙攘攘的大社会了。
注解：
这些与现代专业的对应是极为粗略和示意性的，比如“x（y）”可理解为“从y那里可隐约看到一些现代x的影子”，而且并不暗示其他门派里没有x成分。
这里的“私人”包括任何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组织实体，包括教会、行会、公司、慈善组织、学术团体等，我知道这一用法不太妥当，只是没有简洁的替代，姑且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