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weber）为国家（state）给出了一个被政治学家广为采纳的定义：一种垄断暴力的实体，即，它宣称在其领地内，只有它自己或经它允许，才能对他人使用暴力；这一定义，除了需要一些次要的修正（比如自卫权）之外，确实抓住了国家的核心特征，对暴力的垄断，是它区别于私人武装组织的要点，假如一个社会始终没有任何组织能做到这一点，它便处于无政府状态，就算不上国家了。
国家是从私人武装组织转变而来的，而武装组织之所以谋求垄断暴力，是为了避免其生计所依赖的资源——可供劫掠与勒索的定居者的生产能力——发生退化；当武装组织大量出现，劫掠与勒索行为日益频繁时，定居者的产出便会降低，因为假如产出被拿走的比例过高，或者这个比例变得高度不确定，生产和投资的激励就被削弱了。
这一点和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laffer）所指出的有关政府税收政策的一种效应类似：当税率从低水平提升时，起初税入总量增加，但税率提升同时也在降低生产激励，从而削弱税基，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继续提高税率反而会减少税入；同样，在长期劫掠/勒索关系中，也存在一个相当于拉弗极限的最优剥削策略。
然而，要实施最优剥削策略，就必须垄断暴力，否则，就算你不竭泽而渔，别人也会，你精心呵护税基，结果却只是让竞争者占了便宜，如果大家都形成这样的预期，那么一旦有机会就洗劫一空便是最优策略，于是陷入公地悲剧；为避免这样的悲剧，武装组织就需要在其势力范围内排除竞争者，从而将公地私有化，变成专属领地；这其实和从狩猎向畜牧的转变原理完全一样，当狩猎竞争加剧，动物种群面临退化风险时，只有将其占为私有，才能避免公地悲剧，让种群维持持久的产出能力。
东南亚的历史很好地展示了上述原理，古代中南半岛上存在一种特殊的政治结构，被政治学家称为曼陀罗政体（mandala），众多武装组织各自据守一个中心城镇，并从那里出发在其武力所及范围内进行劫掠和勒索贡赋，他们之间也会形成一些联盟或霸主/臣属关系，但各武装组织的势力范围是相互重叠的，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联盟与纳贡关系被视为首领之间的个人关系，所以，一个村庄可能同时向多个武装组织纳贡，而一位低级首领也可能同时向多位霸主纳贡。
缺乏明确的领地边界和排他性征税权，使得武装组织对生产者的压榨变得异常酷烈，结果是农民的经常性和大批量逃亡，和与此相应的奴隶制盛行；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考察了东南亚农民如何想尽办法躲避大小君主的盘剥压榨，一条主要的出路是从低地平原逃往武装力量难以穿透的高山密林之中。
恰好，中南半岛的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大片高山地区——这片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山区被历史学家威廉·冯·申德尔（willemvanschendel）称为赞米亚（zomia），它就像一个巨大避难所，收容了来自南北各个方向的一波波逃亡者，导致那里的民族成分极为芜杂；斯科特甚至认为，广泛流行于赞米亚的游耕农业，并非像人们向来认为的那样，是早于定居农业的原始形态，而是原本定居的农民为躲避勒索压榨而放弃定居的结果。
实际上，取得优势地位的武装组织，只要有机会，总是会谋求在自己地盘内垄断暴力并建立此类纳贡保护关系，没有出现垄断只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做不到，或者找不到恰当的制度安排来将其垄断地位持久化；尽管我们很难追溯国家起源过程中垄断如何被建立，或者因何而失败，但从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可以看出一些线索，比如西西里。
西西里的历史是被一连串形形色色的外来政权轮番转手的过程，就像一个成长过程中换了十几次爹妈的苦命孩子，民众对政权历来深怀疏离感和不信任；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人推行的土地改革逐渐瓦解了原有的封建体系，特别是长子继承制的废除，导致贵族的大地产不断分割，经过两代人之后，西西里的土地主数量从两千增加到了两万，和土地贵族相比，这些小地产主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保留他们的私人武装以维持地方秩序。
1860年的加里波第革命给了西西里本已脆弱不堪的社会秩序以致命一击，一时盗贼蜂起，但混乱并未持续太久，一种新型组织很快扮演起了地方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它通常由一位权势人物（主要是早先替贵族打理地产的管家）网罗数十位追随者，组成恩主—门客关系，向当地土地主和商户勒索保护费，同时替他们防范盗贼、摆平争端，以及对抗政府管制和逃避关税。
如同其他黑社会组织一样，明确领地边界并在边界内实施垄断，是每个黑手党的头号诉求，领地之争也是各黑手党组织（名为“家族”，其实并非血缘组织）之间时而发生火并的主要原因；最常见的领地纷争，发生在一个家族为执行其保护任务而需要进入另一家族领地打击盗贼时，或者当某家族首领身亡，其旧“客户”安全信心动摇，转而向其他家族寻求保护时；为减少领地纠纷，各黑手党家族还组成了被称为“委员会”的协调机构。
垄断暴力有着重要的制度含义，首先，掠夺和勒索将转变为定期税赋，其数量或比例也将稳定下来，这不仅让双方变得更方便，也更有效率，避免了由猫捉老鼠游戏所造成的租值耗散，在预期稳定下来之后，生产者的激励也将得到改善，狼成为牧羊人之后，自然会变得更关心羊群的安全与健康，以及长肉产奶能力。
其次，牧羊人必须设法平息羊群内部的冲突，因为冲突不仅直接损害生产力从而削弱税基（这跟畜牧者对牲畜进行阉割以减少冲突、提高产能道理一样），而且冲突蔓延会促使人们争相发展武力以自保，而这些武力同样可以用来对抗牧羊人；对抗中的失败或吃亏者可能会寻求其他庇护者，而脱颖而出的强者可能另立山头并带走一群羊。
这些问题又引出了另一个后果：国家必须建立一套司法系统来解决民众之间的纠纷，以避免纠纷演变为冲突；尽管有些部落社会也存在司法机制，但他们的裁决结果通常没有强制性，其约束力仅仅来自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如果得到不利裁决的一方不予配合，也只能由另一方自我执行，但国家出于垄断暴力的需要，必须以自身武力确保裁决结果得到执行，同时最大限度地压缩当事人自力救济的权利，尤其要禁止部落社会普遍流行的同态复仇，后者很容易变成无休止的血仇循环，并将越来越多的人卷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