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农业出现之前，所有成年男性都是战士，但没人将打仗作为谋生之道，因为战争或暴力攻击虽可能带来各种利益——战利品、个人声誉、女人、消灭资源竞争对手，等等，却无法为个人提供经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所以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职业武人阶层，社会分工充其量只是在性别与年龄段之间发生。
但定居农业改变了这一状况，畜群和粮食成了可供持续劫掠的资源，有望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来源，从而使得战争成为一种有可能赖以为生的职业；可以说，农耕和畜牧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态位，吸引一些人逐渐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对于有着长久狩猎历史的人类，这一生态位并不太陌生，农牧群体的生活资料只是另一种猎物而已。
不过，该生态位起初并不十分诱人，因为人类毕竟是最可怕的动物，几万年前便已占据了食物链顶端，从他们口中夺食太危险了，而且人类有着强烈的复仇倾向，被攻击，特别是亲友被杀之后，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社会规范，都要求人们实施报复；但劫掠机会的持续存在，激励着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断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同时，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所带来的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
首先是武器的发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简陋，而且制作材料都是分布广泛、容易获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贝壳，尽管有些材料（比如黑曜石）需要从远处交换而来，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制作和装备与别人质量效力相当的武器；但随着金属武器、盔甲、复合弓、马匹、车辆、大型船只的出现，普通个人越来越难以负担一套足以和资源条件优越者抗衡的像样装备了。
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日耳曼遗存中，最常见的武器是一种石制匕首，数量极多，几乎每个墓葬和房屋遗址中都有几把，当地农民在犁地时还经常翻到；然而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主要武器变成了青铜剑，它们仅见于小部分墓葬，而且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随葬内容，皆与其他墓葬有着显著区别。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剑多数安装的是朴素剑柄，且剑刃上可观察到较多砍削所留下的痕迹，但有少数安装了采用失蜡工艺铸造的豪华剑柄，且较少使用痕迹；很明显，拥有青铜剑的武士已有别于普通人，而豪华剑的主人则是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这一变化的原因不难理解：制造石匕首的燧石材料唾手可得，而青铜剑所需材料则是从数百公里外的南方经由长途贸易而来，其制造工艺也并非人人都能掌握。
波利尼西亚人的传统交通工具是一种带有平衡浮木的独木舟，每个家庭都有能力制造，夏威夷各酋邦的大酋长们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对其进行了改造，将平衡浮木换成了第二独木船体，并添加了三角帆，成为大型双体战船；在1779年kaleiopuu大酋长出迎库克船长的船队旗舰上，装载了20位桨手和40位战士，另一位大酋长peleioholani拥有的一艘战舰，据说可装载160位战士，这样的大型战争装备，显然不是普通家庭所能负担。
在陆地上，马的引入是战争向重型化发展的一大转折点，马匹本身很昂贵，古代欧洲一匹战马的价格约为一头公牛的5—10倍，马对饲料的要求比其他牲畜都要高，因而保有成本也高；马具和马车同样昂贵，而且工艺十分复杂，必须由专业工匠制造；中世纪西欧，计算封建采邑的基本单位是供养一位装备齐全的骑士所需土地，平均一千多英亩，大约需要十几或二十几户农民耕种。
重装化继而推动了士兵的职业化和战争活动的企业化，早期希腊城邦的步兵虽然在当时也算相当重装了，但一个殷实的自耕农家庭仍可负担一套由盔甲、圆盾、短剑、长枪构成的步兵装备，然而在骑兵、战车、战船、弩机、投石器等流行起来并展示出其战术优势之后，支撑希腊重装步兵的体制就崩溃了。
我们不妨从投资者或企业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武器成本的提高，使得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这就让富裕者拥有了额外优势，他们的财力不仅让自己获得更强大的武器，还可以保障材料来源和武器制造能力，为那些贫穷但又渴望获取战利品的人提供装备，换取他们听从自己指挥，展开协调行动，从而组织起一支效忠于自己的队伍。
由于首领拥有分配战利品的权力，让他有了足够的激励采用更多重资产的战争手段，投资建造更为昂贵的战争器具，组织更大规模的劫掠行动；早期维京人在欧洲海岸河口发动的袭击都规模不大，通常只有几十条小船、一两百人，参与者地位也较平等，行动很少受头领节制，但随着易受攻击的沿岸村镇纷纷开始设防，成功袭击所需队伍日益庞大，船只也变得更大更昂贵，到10世纪时，袭击队伍常达到上百条船、数千人的规模。
不过，重资产化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单调的，存在多次起伏：青铜取代石器抬高了资产分量，铁器取代青铜则逆转了该趋势，因为铁分布广泛且无需添加较为稀少的锡，二轮战车带来了另一轮投资浪潮，随后骑兵与复合弓再次逆转趋势；接着是骑兵的重装化和装备了强弓硬弩的步兵之间的轮替，近代早期步枪再次提高了步兵地位，但大型战舰、飞机、坦克、导弹的出现掀起了又一波重资产化……资产与人力在战争中的相对地位时有交替，社会结构也随之在贵族化和平民化之间摆动，然而当我们拉远镜头，自定居以来战争产业重资产化的长期趋势仍然清晰可辨。
对战争从事者来说，财力优势也体现在风险抵御能力上，和农业生产相比，劫掠的机会来得更随机，成败也更难预料，万一身亡家人还可能失去依靠，由富裕者出面组织，便提供了一种保险机制，平时由首领保障食宿，作战时提供武器装备，战死后还可抚恤家人，这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穷人非常有吸引力，这一风险差异，和当代自由职业者与受薪雇员之间的差异一样。
人口压力之下，不乏被这些机会吸引的人，长子继承制下无望得到土地的幼子们、遭遇饥荒的流民、还不起债的债务人、孤儿、被仇人追杀的逃亡者、有特殊技能却无处施展者，都可能选择投奔一位武装首领，成为职业武士，或以一技之长服务于他。
战争可能是人类第一个发展出精细分工的行业，在高强度的竞争中，对立武装争相发展武器、交通、通信、战术、组织结构和情报网络，这些方面对禀赋与技能的要求十分不同，于是首领们努力将各种人才聚集在其身边——战士、工匠、厨师、伙夫、水手、马夫、学者、谋士；为保障重要物资的供应，他们和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保持良好关系，成为其主要顾客，为广泛获取情报，增长见识（当然也是为了娱乐和提高声望），他们热情接待和赞助游走于各地的说书艺人和吟游诗人。
战争的职业化和企业化导致了大量技术创新，实际上，从文明前夕到文明早期，大部分技术创新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直到它们变得足够普及和廉价之后，才被用于容器和农具等和平用途；这些创新离不开有组织私人武装的崛起，试想，假如战争仍像前农业社会那样，以分散自发无组织的方式进行，战利品谁拿到归谁，那就没人会愿意在重资产型的新技术上进行高风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