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上述安全困境，为定居社会的大型化提供了强大推力，因为首先定居者需要扩大群体规模以取得人数上的优势，其次，只有足够大的群体规模才负担得起昂贵的防御设施，也才能供养专职警卫或通过轮换机制实现连续警戒；主要的防御手段是密集居住并建造围墙、壕沟、瞭望塔、警报锣鼓等工事；由于防御工事通常沿边界呈线状分布，长度增加一倍，包围的面积增加三倍，所以定居点规模越大，分摊到单位面积上的工事成本越低。
从考古记录可以看出，早期农业定居点都是设防的；杰里科遗址围有一道六百米长的石墙，墙外挖了壕沟；乌克兰发现的几个五六千年前的万人大城，包括涅伯利夫卡（nebelivka）、多布罗沃迪（dobrovody）和之前提到的塔连基，都是设防城市；新几内亚高地巴布亚人的村庄规模很小，负担不起围墙壕沟，但他们会在村边高树上搭建瞭望塔，由族人轮流值守。
多见于黎凡特的一种村落结构，比如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由一群砖石房屋相互紧贴组成一个蜂窝状结构，没有侧面的门窗，也没有街道，只能靠梯子由天窗出入；门窗狭小也是上古农村住宅的普遍特征，吕宋山区伊富高人的房门狭小到必须侧身才能出入；新月沃地还有许多村落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
科罗拉多著名的印第安农业村寨梅萨维德（mesaverde），修建在一整块巨大石崖下面，这块向外伸出的巨石像一个罩子，保护了村庄的三个方向；在西北欧，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都坐落于湖泊或沼泽中间，通过可开关的桥廊与外界相通；在没有山崖、河湾、江心洲等有利地势可依凭的地方，城墙与壕沟便是标准配置。
实际上，设防城镇并非像过去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文明较成熟、政治结构较发达之后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定居农业，非如此他们就无法生存下来，这一点，我们从相当晚近的历史中仍可看出端倪；在农业帝国的广阔疆域中，越是靠近农耕拓殖前线，因而面临越多来自原住民的威胁，也越难指望国家力量保护的群体，就越倾向于紧密聚居并严密设防。
比如汉族农民的拓殖前锋客家人，建造了极重防御的大型围楼，还有带围墙壕沟的棋盘式致密村寨（所谓九井十八巷），有些还在四角设有碉堡；相反，在帝国核心腹地江南，农村民居是高度分散的，通常十几户人家沿河道散列成一长串，房屋的封闭性也很弱，毫无防御能力；所以讽刺的是，山水派文人所描绘的那种三两农家零星散布，鸡犬相闻、炊烟相望而互不相扰的安宁和谐场面，只有在帝国权力的卵翼之下才见得到。
虽然定居化在安全上造成了许多困难，但也有个好处：它为相邻群体之间的合作与结盟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因为固定不变的相邻关系会为双方带来“交往将无限期持续下去”的预期，而这一预期正是达成合作的重要条件；相比之下，相邻关系变动不居的游动性群体（无论是游猎、游耕还是游牧）之间则很难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有个例子很好演示了这一原理，在一战的西线战场，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前沿阵地上长期对峙的双方士兵之间，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每天只在固定时间例行公事式地向对方射击，其余时间可以大胆走出战壕；在协约国军方高层察觉这一情况后，为打破这种默契，迫使前线军队积极行动，采取的措施是定期调防，以避免形成长久交往预期。
当然，只要人口压力仍然存在，战争动机和不安全感就不会消除，但同时，特别是因为防御负担的过于沉重，每个群体也会尽力避免与所有相邻群体处于敌对状态，因而会尝试与某些群体结盟，去共同对付其余群体，而固定相邻关系使这种结盟成为可能；一些群体的结盟活动会引发连锁反应，迫使其他群体也寻找盟友，于是，定居化使得所有群体对所有群体的霍布斯式混战，变成了对立联盟之间泾渭分明的对抗。
定居群体间的联盟为社会大型化开启了一条路径，人们迫切地寻找让联盟变得更牢固的组织方式和文化工具，努力平息内部冲突，寻找和建立共同利益，强化对联盟的情感与忠诚，渲染对共同敌人的恐惧与仇恨；而连绵不绝的战争则为组织效能提供了选择压力，那些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的联盟得以生存壮大，他们的做法被效仿。
这一局面也造就了全新的战争形态，以往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袭扰战逐渐丧失了价值，因为一次攻击若不能给对方以致命打击，虽然可能占到一点便宜，却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因为攻击会将对方的联盟迅速动员起来，而自己的盟友则可能责怪他不和他们商量贸然开战，把他们拖进毫无准备的战争，并以此为由拒绝提供援助。
于是战争变成了一件更加严肃而专门的事情，需要精心协调和正式决定，平时要保持谨慎克制，避免轻率的挑衅和袭扰，或因琐碎原因而挑起冲突；而一旦决定开战，则必须得出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即便战况不利也不能逃跑，因为定居者无处可逃，反击或报复者总是能找到你，如果抛弃盟友自己逃跑，后果就更严重。
这些要求进而塑造了有关战争的全新伦理标准，对庄重克制和战斗纪律的赞美，对战友与盟友的忠诚，决战至死的勇气，对逃跑的羞耻感——这些在高度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游团中往往被视为不可思议的愚蠢之举而备受嘲笑。
战争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核心地位，从人们对战争的反应中也可窥见一斑；战争爆发会急剧改变一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其中许多改变是非常积极的，抑郁症减少、自杀率降低、犯罪率降低、慈善捐款和志愿活动增加、对待本国或本民族的陌生人更友好、表现出更多合作性和关心帮助他人的意愿，等等。
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研究了20世纪美国人公共事务参与率的变动趋势，发现出生于大萧条至二战期间的那代人社会参与热情最高，在公益慈善活动、社区公共事务、积极维护与邻居的关系、去教堂、参加投票、给报社电台写信、组织社团等几乎所有方面，参与率都大幅超出60年代以后出生的那代人，而且他们的参与热情一直保持到晚年；战争似乎打开了人类头脑中的蜂巢开关（hiveswitch），让共同体情感大爆发。
自从人类成为顶级捕食者，便所向披靡，而且多才多艺，无境不入，无所不吃，于是同类竞争者成为人类在生存竞技场上需要对付的头号对手，由此战争便超出其他因素而成为推动文化与社会结构进化的首要选择压力；但仅有选择压力不够，还需要让选择压力作用于其上的文化与组织创新，社会进化才会发生，在接下去几篇中，我将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创新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