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社会似乎伴随着定居生活而出现，并且随着定居文明的成长而不断扩大；大约一万年前，文明的黎明时分，在文明摇篮新月沃地诞生了第一批有着永久性建筑的城市，据认为是史上最古老城市的杰里科（jericho），拥有一两千居民；从大约六千年前开始，另一个文明摇篮乌克兰出现了一批拥有一万多居民的更大城市，其中包括印欧人祖先所建立的塔连基（talianki）。
稍晚一些，青铜时代的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人口更达到了四五万；到铁器时代，出现了新巴比伦这样人口过十万的大城市，随后数百年，欧亚多个文明中心进入了被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的繁荣期，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涌现了一批和巴比伦规模相当的城市。
城市的下一轮扩张伴随着大型帝国的崛起，从迦太基、亚历山大到罗马，这些都市的规模与繁华背后，是整个帝国的辽阔疆域和无上权力，而作为首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罗马的规模为此后所有古代城市设定了上限（罗马的后继者，比如长安、巴格达和杭州，规模可能略大于罗马，但差距不明显），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上限才被伦敦所超越。
不仅是城邦和帝国都城，文明秩序所及之处，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每个罗马军团驻地都发展为城市，原先出于安全需要而修建的设防据点逐渐吸引工商业者而发展为市镇；那么，是何种力量在推动社会规模——无论是政治实体还是聚居社区——不断扩大？考虑到这一扩张趋势普遍存在于各大洲大致相互隔绝的文明中心，它显然不是偶然的；定居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新情况，使得社会大型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答案或许是战争。
大约三四万年前，就在末次冰盛期（lastglacialmaximum）之前，人类经历了一次文化大跃进，在器具制作、材料运用、身体装饰、艺术、葬仪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弓箭与刀具等武器技术的改良，以及上述符号化行为所揭示的认知能力和社会结构上的发展，让现代智人从此成为毫无疑问的顶级捕食者。此后，每当他们进入一块新大陆，便有整属整科的大型动物被捕食殆尽。
捕食优势导致了人口的迅猛增长，这一点从智人征服美洲的过程便可见一斑，人类大约在一万五千年前进入美洲，两三千年后就已遍及整个大陆；如此迅猛的增长很快会提升人口压力，加剧同类间的资源竞争。换句话说，在成为顶级捕食者之后，人类在生存竞争中的主要对手只剩下其他人类了。
当猎物日渐稀少，竞争者却越来越多时，狩猎活动发生了一些改变：通过漫游找到猎物的希望变得更渺茫，守卫领地变得更重要，持续跟随守护一群猎物，阻止其他捕食者（主要是其他人类）染指，在取食的同时尽量维持其种群规模，日益成为更有利的策略，特别是对那些成群活动，且习性上容易被赶拢和围守的食草动物。
采集活动也经历了类似变化：随着人口增长，每群采集者在其漫游范围内能够采集到的食物减少了，而且过度采集会破坏生态系统的持续生产能力；于是，专注于守护一片采集领地，阻止其他取食者（比如人类或鸟类）进入，清除与采集对象竞争空间和营养的其他植物，这样的策略变得更有利了。
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向定居农业和畜牧业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一个私有化过程，当竞争过于激烈导致资源退化时，只有将土地和动植物种群变成各群体的专属领地，才能避免公地悲剧，让群体持续依靠这些资源生存下去。
就我们的主题而言，重要的是，领地化和定居化改变了群体间战争的动机和形态，前定居社会虽然也充斥着个体间的暴力冲突和有组织的群体间攻击行动（即战争），而且按冲突频率和死亡率算，其暴力程度远远超出后来的文明社会，大约1/5到1/3的男性死于暴力，但那时战争的主要动机是抢夺女性和削弱或消除资源竞争者，这些战争打赢了固然好处不小，但至少在短期，不打或逃跑也并非没有活路；所以那时战争也多以夜间偷袭、路边伏击、随机遭遇等较为即兴和机会主义的形态发生，很少有阵地对抗战，局面不利时，人们对逃跑也毫无羞耻感。
但定居者就不同了，在一个人们赖以为生的土地一块块都被据为专属领地的世界，那些还没有领地的群体——因人口增长而从一个定居群体中分裂出来的群体，或因环境变动资源退化而寻求出路的狩猎采集群体，或战争失败被赶出原有领地的群体——必须从其他群体手中夺取领地，而已经占有领地的群体则必须拼死捍卫，战争对于他们已是存亡攸关的事情，一个被迫押上了全部赌注的赌局。
定居农牧业也为战争创造了一种新的动机：掠夺财产；狩猎采集者除了随身携带的少量器物之外，没有什么值得掠夺的东西，他们的生存资料是随时获取随时消费的，但畜牧者必须维持庞大畜群才能持续获取肉奶，农耕者则必须在两季收获之间存储粮食与种子，这些存量物资对掠夺者构成了很大诱惑，而且定居化让掠夺者很容易找到他们；特别是处于定居社会周边的非定居群体，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十分诱人的新生态位：以劫掠定居者为生；定居与非定居者在攻防优势上的不对称，使得这一生计模式变得有利可图。
这些改变让相邻的定居群体陷入这样一种局面，其中每个群体都会想：因为我有畜群和存粮，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攻击我，而我不知道攻击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动，这样一旦发生我就处于猝不及防的不利地位，为避免这种情况，我必须先下手为强，在我选择的时间地点以对我有利的方式主动攻击；况且，就算对方没有恶意，他也会这么揣摩我的想法，结论自然也是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无论如何，首先攻击总是正确的选择。
这一逻辑就是博弈理论中的所谓霍布斯陷阱（hobbesiantrap），它揭示了，即便从一个双方都毫无恶意、并不想攻击对方的逻辑起点开始，也会经过理性推导而得出主动发起攻击的结论，于是战争不可避免；这说明，只要存在引发不安全感的客观条件，战争无须由预先存在的恶意推动，就会自动爆发；所以很明显，任何提升不安全感的因素——收获季的临近、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预期、一方或双方的人口增长、新武器的引入、一方增加军备或与第三方结盟，等等——都会强化上述逻辑，并加速战争爆发。
而与此同时，定居者在防御上却变得尤为被动和脆弱，定居特性让攻击者可以充分寻找其防御薄弱点，从容选择攻击时机，而生产的固定周期节奏也很容易暴露其弱点：农忙时节无暇他顾，收获后库存充裕；攻击者若战况不利可以随时撤离，防御者却不能逃跑，对方逃跑时也不敢远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