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提出过一个著名理论，大意是说，每个人与之维持持久关系的熟人，数量最多不超过200，通常只有150左右；所谓熟人，不仅是指你认识这个人（对此常存在误解），更是指你记住了和他的交往历史，以及他和你认识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数量限制，后来被称为邓巴数（dunbar’snumber）。
在邓巴看来，造成这一限制的，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尽管一百多看起来不是很大的数字，但两两关系的数量却可以非常庞大，而且随着人数增长，关系数量将指数式膨胀，所以尽管人类大脑已经比黑猩猩大了三四倍，也很难处理更庞大的关系网络和交往历史了；况且，社会关系只是我们面临的诸多认知任务之一，虽然对人类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类。
我们之所以需要记忆有关一个人的那么多信息，是为了在多方博弈中选取适当策略，以及施展复杂的社交技能；比如在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那些有助于达成合作的策略，都依赖于对博弈对手以往行动的记忆；在借助了声誉信息的策略中，评估对手声誉时所利用的，便是他和其他人的交往记录；在长期互惠关系中，所需记忆的人情账更是数量巨大。
在实施报复策略时，为评估报复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需要了解对方以往遭报复时的反应，以及他的盟友或同情者以往在他们的朋友遭报复时的反应，以便推测你的行动是否会破坏你所珍视的其他关系，或损及未来的合作机会；在推测对方的重大决定时，在实施欺骗、圈套、离间等复杂计谋时，更需要站到对方的角度，看他掌握着哪些信息，这就需要记忆一连串让对方获取特定信息的事件。
这只是少数一些例子，实际上，无须研究博弈论，凭常识我们便可体会到处理社会关系对记忆量的巨大需求，那些有着高超社交技能的人，都有一本厚厚的通讯录和一肚子掌故；在日常闲谈中，擅长社交者也会花费大量时间不厌其烦、如数家珍般地反复唠叨这些社会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关系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既是在强化记忆，也是在为自己所偏爱的故事版本做营销，以便将听众的认识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引导。
社交需要甚至可能是推动人类大脑与认知能力进化的主要动力，邓巴对38个属的社会性灵长类群体的统计分析显示，这些群体的规模和它们的大脑新皮层容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从新皮层的尺寸可以粗略推测群体规模；而脑科学告诉我们，新皮层确实和社会化行为、表情处理和语言能力等社会性动物特有的认知能力有密切关系。这就表明，大脑的存储和运算能力，已成为我们扩大社交圈规模的瓶颈。
正是因为社交带来的巨大记忆和认知负担，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社交圈限制在较小的规模，并且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人：对少数熟知者，我们会把他当作血肉丰满的特定个体对待，会关注他的秉性喜好，观察他的喜怒哀乐，揣摩他的动机和意图，并据此决定如何与他交往和相处；相反，对半生不熟者或陌生人，我们会简单地做类型化处理：归类、贴标签，凭借刻板印象迅速决定如何相待。
用计算主义的话说，人类认知系统中处理社会关系的模块，有着两套相互独立的算法，用于处理熟识关系的那套，会为每个交往对象单独建模，据此预测其行为；而另一套则只对每种类型（包括从自我出发的关系类型和人物本身的类型）建模，具体运用时，将个体对象作类型识别后套入其中一个模型，便得出判断，做出决定。
果若如此，我们就容易理解某些社会心理现象了：比如许多人持有种族偏见，但这种针对群体的偏见常常并不妨碍他拥有该种族的朋友；再如，当一个人进入文化迥异的陌生社会，起初往往会遭遇刻板化的对待，但时间长了，那些和他建立起熟识关系的人，就会改变态度；因为刻板印象只是缺乏信息时的一种简化近似处理，既然有了更好信息，就不再需要了。
两种交往模式的差异在我们的称谓方式中也露出了马脚：对于和自己较亲密的人，我们会以名字相称，连名带姓就显得见外，只称姓就更疏远；因为名字是标识个体的，而姓氏则是标识家族、宗族或更大世系群的；昵称则是更亲密的称谓，因为正式名字是给所有需要的人用的，所以最亲密的关系中需要换用另一个特殊称谓，才能将两种关系区分开来。
类似地，当我们使用比较客气的称谓时（客气的意思是刻意强调与对方的社会距离），就会选择一些标签式称谓（相对于个体式称谓），这些标签用于标识对方的社会身份，比如职业、职务、爵位、军衔等。（这里存在一些微妙情形，当既要表示客气或尊敬，又要表示亲密时，会组合使用标签和个体名字，比如杰克叔叔、小波老师、泰迪上校，等等。）
进而，（特别是在第三人称场合）当我们想要表达对他人的轻蔑，或强调自己和他的差异，并以此强调自己和他根本不是同类人，也不屑于将他当作特定个体对待时，便会倾向于选择类别称谓，常见的类别涉及种族、民族、地域、阶层、宗教、政治派别和亚文化群体，还有体貌特征。
邓巴数理论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提供了一条极好线索，人类学家早已注意到，传统社区大多是小型熟人社会，从狩猎采集游团到游牧牧团，从农耕村庄到自给自足的修道院，凡缺乏支配性政治结构的自发社区，其规模都不超过邓巴数，在定居文明和城市出现之前，所有人都生活在熟人社会，即便在此之后直到现代化之前，绝大多数人仍然如此；社会规模似乎存在一个自然上限，每当其人口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动发生分裂。
与此相应的，各种专业组织的基本单元，比如军队的最小作战单位、学校的班级、大学的系或实验室、公司的工作团队或基层部门、工厂的生产班组、政府的内阁、列宁式政党的政治局、1958年以前的罗马教会枢机团等，规模都限于邓巴数的一小半，因为对于这些组织的个体成员，同事只是其社会关系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