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蔡明亮、贾樟柯
整理：谭争、邹欣宁
蔡明亮，马来西亚华人，台湾电影工作者。1994年，因《爱情万岁》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蔡明亮作为华语影坛独树一帜、风格鲜明的导演，其电影多反映个体生存的孤独寂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
“夹缝一代”的导演养成
蔡明亮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拍电影的概念、态度不能说完全不同，路线接近，都不是商业导向，对电影的想法都跟主流市场不太一样。
我对你的作品的印象是，状态、气味都与我在马赛影展看到拍《铁西区》的王兵有些近似。我指的是，中国这一辈年轻导演都会面临整个中国都在改变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政治改变，人们追着钱走，理想、梦想普遍都不见了……而你们这些导演看见了其中的矛盾性。在我眼中，你们这一辈和上一辈的张艺谋等人比起来，是在夹缝中间的。
我想，你的情况也许和我有点近似。我的位置处在侯导和更新一代的导演之间，又是外地来的……我们都是夹缝一代——都有些理想，又得面对庞大现实。
贾樟柯我自己也有很强的“夹缝”的感觉。我们的工作、理想和信仰，是跟消费主义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开始有能力拍电影是1997年，那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消费盛行的时期，我所相信和热爱的电影方向，和整个社会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无意之中变成一个反叛者，反叛商业文化，反叛消费主义。
电影并不是我一开始的选择。我是1970出生的，上小学时“文革”刚刚结束，那时物质非常匮乏，我记得童年的记忆多半是饥饿。这种饥饿的感觉对于今天的80后、90后是不可能体验到的一种极端状态。当时在生活环境里文化的东西很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唯一有点沾边的就是看电影，但我从没想过自己要当一个导演。
同时，由于生存压力很大，有一个东西逐渐在我心里冒出来，一种命运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小学是五年制，到了五年级毕业的时候，同学间突然就很多分化。比如说，我是接着读初中了；有些同学是家里有关系或者体格发育比较早的，就去当兵当武警了；有的同学不读了，因为他们父母觉得小学五年已经够了，那些不读书的同学就去工作，各行各业都有；还有些不读书又找不到工作的，就变成流氓。虽然还是那么小的孩子，但我一下子感到命运的转变。当时隐约感觉，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时我开始对人有兴趣，因为看到了不同的人生。
也因为有了这个，才开始有我自己的文学活动，也大量地阅读。有一年，我读到路遥的《人生》，讲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户口问题。基本上，中国人被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两者不互相流动，但有一个独木桥就是高考。我当时只是个孩子，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但读了那个小说后，就突然明白了，我们这些城市户口的孩子整天贪玩，但班上那些农村来的孩子，为什么每天吃着干窝头片红薯片，一直晚自习到十一二点，因为他们要改变命运。
我很感谢阅读，它使我有了思考能力，也开始怀疑。这些就为我以后拍片，从社会角度出发关照个人的生存奠定了基础。
蔡明亮我们俩电影里的元素，比如我的白光、葛兰，你的港台流行乐，都是生活所经历到的。这都可以变成影片重要的、脱离不了的元素。这部分大概也只有不那么市场导向的导演可以做到。
我那天遇到两个年轻的中国女生，她们从90年代就看我的《爱情万岁》或《青少年哪吒》，当时很疑惑“怎么这么慢？”，但，十几年后的现在重看，不觉得慢了，因为现在什么都快，这“慢”反而值得珍惜。当时的我之所以有这种创作空间，得感谢台湾电影新浪潮，让创作者不再有包袱，不必再为票房服务。
我在看你的电影时，认为你做到一点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你不太胡思乱想，不太被市场左右，一直维持一种状态往自己兴趣去拍。我也一样。（笑）
当然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你在干嘛？”，但其实这不需要质疑，因为少的人做这些事，是值得珍惜的，真正该质疑的是大多数人在做的事情。
贾樟柯我很同意你的说法。文化里面应该有各个层面的工作。实际上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蓬勃以后，价值判断就变得非常一元化，公众的整个价值判断都改变了，以金钱作为衡量的标准。
中国文化有一个很糟糕的情况，经常“削峰填谷”，我觉得台湾也是这样。我曾听到有评论家说，就是侯孝贤、蔡明亮这样的导演搞坏了台湾电影，也有人说就是贾樟柯这样的电影误导了年轻人，让中国电影无法发展。这是很奇怪的说法。山峰就是山峰，填谷的工作可以由填谷的人来做，各种类型的电影应该有各种爱好它的导演去完成它。我觉得我们个人没有责任向电影工业负责，每个人都在独立地做事情。
纪录片与观看的距离
蔡明亮你拍剧情片，也拍纪录片；我则是一直拍剧情片，对纪录片思考得不太多。我觉得，拍纪录片得遇到机会。我拍过几部，有拍艾滋病病患的，有本来要拍乩童的《与神对话》。
我自己认为，拍艾滋病那次比较算是纪录片。当时社会对艾滋仍抱歧视眼光，比如认为艾滋是“同志”的病，富邦基金会就找了我和张艾嘉等六个导演拍。我就选择拍“同志”，就是要让大家看事情真正的样子，去戳破那个印象。
拍全州电影节邀的《与神对话》，记得是你拍一个，我拍一个，还有个英国导演简·坎普拉拍一个。他们邀约我就答应了。但如何拿起这个轻便的数字摄影机，我一直有点抗拒。拿起来后又要拍什么？我想一定得是我所熟悉的，所以我想拍台北。
其实我拍的不太算纪录片，而是一个心情的写照，像日记。我拍环境给我的感觉：新闻报道有河里的鱼暴毙，就去拍鱼；我对乩童很有兴趣，就去拍；又或是对地下道的功能好奇，就拍地下道。这一切呈现为影像，自然有一种象征被创造出来，比方地下道是一个通道，再串联到人与神对话的状态，那么地下道和这一切的联结又是什么？
整体来说，我并未认真思考拍摄纪录片，所以多半还是拍剧情片。但是，我不喜欢人家说，我拍的电影像是纪录片。
贾樟柯我的第一个纪录片就是2001年和你一起在全州电影节“三人三色”主题的《公共场所》，那个时候大家在汉城谈到想拍一种空间的概念，我就想到旅行时看到的中小城市建筑。比如一个长途汽车站，你依然能看出它过去是一个长途汽车站，但它现在的功能变成一个舞厅。中年人或没有工作的人，大概吃完早餐就去跳，跳到吃中饭，午睡起来又接着跳。这种空间功能的转化很吸引我，但我没有深思熟虑过，也没有真的去观察过，只是带着摄影机进入这些空间去感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