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近来我开始了解到，拍片除了兴趣之外，还有现实。现实就是世界电影的走向，这走向以戏剧性为主。但中国人讲究的不是说故事的form，是抒情言志的form，是意境，所以我们追求的美学跟现实上一般人能接受的东西不同。
贾樟柯在大陆也有这个问题。从文明戏过来，中国人看电影的习惯就是看戏，电影是戏。一般普通人看电影，戏剧性的要求特别高，戏剧的质量他不管，只要是戏剧他就喜欢，情节破绽百出他也无所谓，只要是戏剧他就欢心。其他气质的电影很难跟这个传统对抗。
侯孝贤西方的电影传承自戏剧、舞台，这个传统太强大，影像叙事的方式非常自由。但有了声音之后，电影回归戏剧。连编剧都找舞台编剧人才，重心完全在戏剧性上。这种情势下，你可以说，我要坚持属于我的叙事方式，这方式在古代的《诗经》里，在明志不在故事，但这要让现代人理解很难，因为他们已受西方戏剧影响太多。
现在是这种趋势，没办法改变。不过，假使你理解这个form，还是能在这里找到空间，去调节戏剧传统与抒情言志的比例，这空间基本上就是东西融合了。
去掉不必要的鸿沟
贾樟柯我觉得电影这个材料也不断受到新发明的影响，比如说dvd、电子游戏、卫星电视。像我看台湾的电视，觉得丰富多彩，有各种案件、政治人物的冲突，整个社会已经那样戏剧化了，你怎么做电影呢？好像没必要看电影了。但我看一些导演也能找到方法把自己的意见结合到类型电影里，把自己的东西用类型来包装。毕竟类型元素有很多是很受欢迎的。
侯孝贤真正好的类型还是从真实出发的，最终要回到真实。
贾樟柯我记得上次在北京，您谈到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讲最多的东西”。我自己的理解，所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掉跟普通大众之间不必要的鸿沟。
侯孝贤对，就是“直接面对”。叙事的焦点一下就抓到，变成一种节奏感，反映你对事物观察的吸收跟反思。不过，我感觉简单而深刻很困难。简单，所以人人看得懂，但同时又立意深刻，这不容易。
贾樟柯简单就是形式上的直接吧。比如我们看1940年代末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的作品，它们跟观众的关系就很密切，观众都很喜欢看，像《偷自行车的人》这样一部片，就证明观众接受的东西跟深刻内涵是不矛盾的。费里尼的《大路》也有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部分。
但总体来说，我们对电影主题和形式的考虑，有太多迷雾在里面。必须重新找到一个直接、简单的方法。
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
贾樟柯您怎么看台湾新导演的作品？
侯孝贤他们从小看很多电影，所以一拍电影就迷失在电影里，变成拍“电影中的电影”，确切的生活和感受反而不是知道太多，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其实也不全是位置的问题，就是不够强悍，随时会在形式、内容上受到影像传统影响。要是够强悍，相信什么就该拍什么。
贾樟柯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差不多是第五代导演开始转型的时候，在中国有很多争论。那时在大陆，电影的文化价值被贬得一无是处，基本上就在强调工业的重要性，特别是投资多少、产出多少。我觉得悲哀，因为一部电影放映以后，人们不谈那电影本身要传达的东西，都围绕着谈跟产业有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做导演“有个体”很重要，要一个强大的自己，不被其他东西影响。电影最初就是杂耍，杂耍就要有游戏感，从事这工作得有快感，不为太多背后的东西，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
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像您刚说的，我也从《小武》到《三峡好人》才又重新找回这种感觉。
原载台湾《诚品好读》（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