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王小帅等第一批独立电影导演是以一种体制背叛者的形象开始工作的。1989年，这些导演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巨大的社会动荡过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了与体制疏离的生活方法。这种心情在《北京杂种》的愤怒和《冬春的日子》的孤独中都有所表露。影片脱离制片厂体制的制作方法和他们所表达的情绪都与现行电影体制相对抗，于是这些电影理所当然地被官方禁止。而由此为开端的独立电影运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能被大众所了解。因而当这些电影社团的组织者从这些导演手中借来vhs录像带，去酒吧开始放映时，独立电影的概念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理解。
这时候更多的来自中国电影体制之外的年轻人已经做好了拍摄独立电影的准备。就像阅读可以激发出一个人写作的欲望一样，从1995年开始的自由观影，也让更多的人获得了拍摄电影的兴趣。他们中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工人、公司职员，也有作家或者诗人，非专业的背景对他们所形成的技术上的限制并不是很大，因为此时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dv时代。
dv在中国所改变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惯。在此之前，中国人并没有用活动影像表达自我的传统，甚至很少有人拍照，文学阅读和文字写作才是我们擅长的表达方式，视觉的经验非常匮乏。1949年以后，政府规定只有官方的电影制片厂才有权拍电影，电影事实上成为了被垄断的艺术。与电影疏远的时间太久，让我们甚至忘记了用电影表达原本也是我们的权利。中国人开始试着透过取景器看这个世界，dv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权利的回归。1995年后大多数做实验影像的人都选择了叛离电影审查制度的道路。以民间的姿态，独立的立场，中国人开始在体制之外创造一个崭新的电影世界，并尝试逐渐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影像生活。
很多手握dv的导演，都选择纪录片作为创作的开始，这种局面相当令人激动，因为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中，一直缺乏两个传统，一个是纪录电影的传统，另一个是实验电影的传统。而由dv所引发的民间独立影像运动弥补了中国电影这一缺陷，这些导演所分布区域也比以往更为广阔。这之前，大多数导演都生活在文化活动比较集中的北京和上海，而现在即使远在四川、贵州也开始出现了拍摄电影的热潮。其中著名的创作者，有北京的杨天乙、杜海滨、王兵，沈阳的英未未，贵州的胡庶，江西的王芬。
1996年，当时还在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当演员的杨天乙开始拍摄她的第一部纪录片《老头》。这部纪录片的拍摄相当偶然，在杨天乙所住的小区里，经常能看到一排老头在晒太阳。她为此景所动，开始用手中的dv记录他们的生活。此后两年不间断的拍摄中，她捕捉到了这些老人在渐渐流逝的时光中对生命的眷恋和崇敬，也见证了生命的死亡和人生的别离。
杜海滨曾经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2000年春节，他回到故乡陕西宝鸡，于铁路沿线遇到了一群流浪的少年，拍摄了《铁路沿线》。他随他们游荡，让摄影机穿越贫困的表象，进入到这些少年的青春与梦想当中。
王兵的《铁西区》可以称为鸿篇巨制，作者从历时两年拍摄的三百个小时的素材中剪接出了三个相对独立、在空间上又彼此相连的部分。铁西区是东北城市沈阳的一个工业区，如今国有工厂面临倒闭，整个城区萧条无望。中国工人现实的处境在东北寒冷的天气中显得更为严峻。将要拆去的艳粉街，工人疗养院中用塑料袋捞虾米的老人，面对电视发呆的家庭，以及依然奔驰在铁西区的火车，共同构成了一幅计划经济失败的图景。
女导演英未未家在沈阳，不知她对铁西区是否熟悉。她有学习中文的背景，作品《盒子》记录同居在单元房中的两名同性恋女性，在不断的倾谈中彼此伤害，彼此关怀。纪录片开始打开陌生的私人空间，如同进入封闭的盒子。同为女性导演的王芬，于2000年在她的老家江西进贤，将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父母，记录了一个家庭背后的秘密，那些不断重复的抱怨和无法逃脱的家庭责任。此片的名字为《不快乐的不止一个》，有种决绝的坚强味道。这两部作品有一些日本“私小说”的感觉，可以看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的征兆。
胡庶在官方电视台工作，但他独立在贵州拍摄了《我不要你管》。在贵阳，他跟踪几个“三陪小姐”的感情生活，看她们与人相爱，也看她们面对背叛。爱的渴望让她们的青春在这座宁静的边城中显得过于忧伤，令人不禁想起沈从文的那些浸透生命意识的散淡文字，也会让人联想到拍摄于1947年的中国经典电影《小城之春》。有趣的是另外一位导演仲华，他在退伍的第二年又设法回到自己曾经服役的部队，私人拍摄了记录现役军人生活的作品《今年冬天》。这些与主流体制关系密切的导演与主流文化的自觉疏远，是这几年来中国文化中非常普遍的事情。纪录片将中国电影的美学场景扩大到全国各地，也将中国电影的时间指标拨回到当下，面对真实的生命状态讲述中国人正在经历的生命体验，纪录片改变着一直以来影响着中国电影的“戏剧传统”。
开始有人拍摄实验性的作品，毕业于广州美院的曹斐和居住上海的杨福东是此类电影的代表。曹斐最早的作品《链》颇有《一条安达鲁狗》的味道，断裂的影片碎片中偶尔会有模拟的手术过程。器械、器官和不明来历的血液，那些婚纱、塑料花似乎能表达一种女性的忧虑。杨福东的作品《嘿，天亮了》让人想起孔飞力的著作《叫魂》中的蛊惑气氛，想起了手持大刀在空旷的南方街道上出没的游魂，有种中国式的不安。今年，杨福东在卡塞尔双年展推出他长达九十分钟的黑白片《陌生天堂》。片子中一个诗人突然怀疑自己有病，在各种各样的体检过后，诗人的心情好起来，这时这座被称为天堂的南方城市杭州，也度过了它的梅雨季节。另外一些实验性的作品应该更准确地称为视像艺术，很多作品也会以装置的形式在美术馆展出。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在拍剧情片，南京作家朱文是最先用dv拍摄剧情片的导演。在此之前，他的小说在青年读者中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他帮助张元完成过《过年回家》的剧本，也是章明《巫山云雨》的编剧。2001年冬天，他用十几天的时间在海滨城市北戴河完成了《海鲜》的拍摄。影片讲述一个想自杀的妓女和一个不让她死的警察的故事。警察将权力运用于性，而妓女用枪结束了警察的生命后决定好好地活着。“海鲜”在现代汉语里有生猛的含义，这部电影是对中国粗暴现实的一种粗暴描绘。上海也开始有人从事独立制作，青年导演陈裕苏和畅销小说作家棉棉合作了《我们害怕》，描绘这座已经恢复了资本主义气息的城市中青年人的生活。
今年夏天，这个城市中真的有一个青年来到我在北京的办公室。他是上海大学的学生，策划在校园里搞一系列的放映。他们计划放映《小武》，想跟我要一盘像质清晰的录像带。我从柜子中找了一盘给他，他收好后又递给我份合同问我可不可以签名。这是一份授权书，表明《小武》中国内地的版权拥有者贾樟柯同意在该活动中放映此片。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看到有人懂得面对版权的问题。我愉快地签好了自己的名字，尽管上面写着他们为此所付的费用是人民币零元。
中国在飞速发展，一切都会很快。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握紧摄影机，握紧我们的权利。
原载法国《电影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