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从事护理行业的女性非常多，在职场女性中，每20位女性之中就有一位从事护理行业（保健师、助产士、护理师、准护理师）。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护理行业在编人员有166万人（2016年），其中女性占90%。除此之外，日本护理协会的调查显示，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在编人员的离职率有10%。也就是说，这个行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劳动时间较长、加班时间过多、夜班负担较重等，且这些问题已越发严峻。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女性生育期骚扰也不可忽视。
日本医疗劳动工会联合会发布的《护理人员的劳动情况调查》（2017年）显示，2014年4月之后怀孕的护理人员，只有26.4%的人表示“一切顺利”，30.5%的人经历过先兆早产、流产，10%的人经历过流产。
我们再来看一下较早的一些资料，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护理人员就业状况等实际调查》（2010年度）中，有一个问题是“生育和照料第一胎的时候想得到哪些制度的支援”。答案中排名较前的有“免除夜班或者减少夜班的次数”“免除上班时间以外的加班”等。这样看来，护理行业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
随着老龄化问题逐渐严峻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一线的工作会越来越繁忙。因此，在一线工作的女性也许会在生育期面临重重困难，这也会导致她们离职。h3公务员世界的巨变——四十岁的弘子/h3公务员的世界似乎总是“安稳”的，但没想到的是，公务员的工作状况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临时职员和非编制职员的增加，“怀孕分娩就等于雇佣终止”这样的现象越来越频繁。
宫田弘子，今年40岁，在东京某单位工作，她研究生毕业之后，成了一名非编制公务员。她的合同每年更新，最多可以续约五年，在第四年的时候，她怀孕了。她本想向单位的同事打听一些事项，结果发现，单位里经历过怀孕生子的非编制职员一位也没有。
因为怀孕初期反应严重，她有时会迟到早退，上司警告她，这会影响她的工作绩效考核。之后，上司对她的态度很强硬，说道：“我们这儿非编制职员没有怀孕生孩子的，你要想继续工作，就不要请假。”
弘子想，最好能够向单位请育儿假，这样工作上也不会耽误太多，但没想到的是，她次年的劳动合同就被终止了，她遭到了解聘。单位给的理由是“下一年度业务预算不足”，但以往的非编制职员都能够干满五年，这样看来，单位是因为她怀孕而终止了劳动合同，这才是真正的理由。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年了，但如今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变。
当下，许多行政部门的非正式雇佣人数都有所增加。据总务省的调查（2017年），市级、町级、村级的非正式雇佣公务员高达64.3万人，九年期间增加了19万人。他们的工作待遇不佳，与正式职员有较大差距，工资收入仅是正式职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在这些非正式雇佣人员中，有不少怀孕的女性面临继续就业的困难。
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2015年）显示，如果怀孕（第一胎）之初是非正式职员，能够申请育儿假并继续在该单位工作的人仅有10%（结婚和分娩在2010年至2014年之间），而正式职员的话，比例则有59%。
从弘子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差异显然不再是普通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了。
怀孕原本是可喜可贺之事，新生命在众人的庆贺声中来到这个世界多么令人欣喜，然而现实十分可悲，在职场打拼的女性一旦怀孕，就要一直向周围的人重复地说“抱歉”。法律原本规定了女性在妊娠、分娩之时应受到保护，但许多单位无视这样的规定，单位的强压导致不少女性冒着流产的风险仍在拼命工作。
若想平安生下孩子，有些女性只得辞职，她们觉得“辞职总比工作上产生纠纷或矛盾要好”，但辞职的后果往往只能自己默默忍受。这样的情形在众多专职人员的身上也屡见不鲜，于是出现了恶性循环，承担护理、看护、托儿等许多家庭所必需的社会服务职能的机构流失了大量人才，必要的社会保障功能也随之下降。
倘若事态进一步发展，也许会有一些人为了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而不得不辞职。如此一来，企业效益下降，政府的税收随之递减，再进一步发展则会上升到国家层面。
专业技能职位是许多人通过努力获得的，这些专业人员因生育而被迫离职，相比普通企业职员的生育期离职，意义不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