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始终没有着落的她越发焦虑，只能在派遣公司注册登记。她想：“这总比没有工作要好吧。”数不胜数的年轻人和她一样，毕业后以非正式职员身份步入了社会。h3跳槽的最大阻碍——三十九岁的博美/h3体会到就业冰河期艰难的绝不只有男性，相反，女性所面临的就业现实更为残酷。
水野博美，今年39岁，2002年毕业于东京某知名私立大学，那一年她体验到了就业冰河期的残酷。
开始着手找工作的她，给将近100家企业投了简历，只要有面试机会，她都会参加，但直到毕业，她都没有收到任何录用通知。就业始终没有着落的她越发焦虑，只能在派遣公司注册登记，等待派遣，她想：“这总比没有工作要好吧。”随后，她学习了职场礼仪，并参加了计算机技能的研修，得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在就业冰河期，有数不胜数的年轻人和她一样，毕业后以非正式职员身份步入了社会。
她签订的派遣合同每三个月一更新，刚进入社会的她，许多方面难以适应，短期的契约随时都有可能中止，她每天都感到十分焦虑。在单位，她拼命地适应工作的节奏。在同一家单位工作三年后，她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工作上也能独当一面了。上司夸奖她说：“你要是能成为正式职员就好了！”听到这话，她觉得上司暗示她有转正的机会，感到十分开心。
但结果事与愿违，因为2004年日本出台了新的《劳动者派遣法》，规定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三年之约”。“三年之约”对于就业冰河期的一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之后中年自由职业者数量增多的原因。
下面，我将再次论述“三年之约”的主要影响。法律规定同一派遣职员在同一公司工作三年以上，被派遣方的企业需要将该职员直接聘用为正式职员或契约职员。这项规定被称为法律的“作为义务”。但事实上，这不但没有促使被派遣方直接聘用派遣职员，反而导致了“三年裁员”的恶果。
另外，“三年之约”还导致契约职员、兼职职员、临时工等直接雇佣的合同期限的上限变为三年。三年，是能够逐渐适应职场、工作单位，并在工作上独当一面的时间。倘若每三年就要被迫跳槽，员工们则很难积累工作经验，只能一直重复着非正式雇佣的工作。
之后，“三年之约”派遣职员的裁员问题得到了一定的关注，转正的情况也略有改善。但是，倘若企业仅仅是为了遵守法律来实施这种雇佣政策，那么其实雇佣体制的核心并没有变化，这种雇佣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转正”而已。
博美在派遣期快满三年的时候，被终止了派遣合同，她没有晋升为正式职员。在那之后，她几乎每一到两年就不得不跳槽。她同时也进行着正式职员的求职活动，从28岁起，许多面试官都会问她是否有结婚的计划。之后，她在派遣期间结了婚，再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则会问她有没有生孩子的计划。尽管根据《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规定，在面试过程中询问求职者今后的结婚生子计划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最终，她的求职之路越发艰难，35岁过后，她仍然是一名非正式职员。由于博美已经结婚，在统计时她并没有被算作中年自由职业者，但她面临的问题不正是中年自由职业者的问题吗？
“倘若女性想成为正式职员，就要放弃结婚生子吗？”博美的内心不禁感叹道。h3学童保育制度离不开非正式职员的功劳——真澄/h3“由于从最开始我就没经历过正式雇佣，所以我便认为自己只能止步于此。”
樱井真澄（45岁左右）对自己的前途已经麻木。
真澄大学毕业后就入职了一家私营企业，担任销售员。她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生活很不规律，还承受着很大的绩效考核压力。她在大学期间考取了小学教师职业资格证，并一直想从事儿童教育方面的工作，于是一年后她选择了辞职。
之后，她在当地学童保育机构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学童指导教员。学童保育机构是基于儿童保护法而建立的公益组织，法律上的正式名称为“儿童课后健康教育事业（儿童课后托管所）”。在当下，许多家长工作繁忙，孩子们放学后则“无家可回”，这一机构针对的就是这些上小学的孩子们，通过开放小学的空闲教室等，为他们提供一个放学后学习、游玩的地方。真澄很高兴自己能有机会在学校工作。
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儿童课后健康教育事业的实施情况调查》（2017年），儿童课后托管所在全国有2.46万所，注册儿童人数达到117.12万人。而学童指导教员中，正式教员的比率很低，全国正式教员占比达到50%的行政单位只有山形县和冲绳县。从全国来看，正式教员人数只占27.6%，也就是说，从事学童保育工作的主力大多是非正式职员，真澄也是其中之一。
真澄所在的单位一个正式职员都没有，所有的工作都依靠非正式职员，换句话说，工作第一年和第十年，薪酬是没有差别的。虽然多多少少还有一定的退休补助，但津贴是一分都没有的。真澄觉得这样的规定很不合理，于是她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了相关情况，并希望改善待遇。上面直接拒绝了她的请求，并答复道：“我们不能给你开特殊通道。”
有时她又会想：“毕竟这儿可以一直工作下去，能不能转正也不太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她一直存有疑虑：如果在这里有任何工作上的失误，按理应当由政府部门的正式职员来承担责任，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在基层工作的非正式职员往往要替他们背黑锅。既然是这样的话，非正式职员就应该转正。就转正的问题，她也向上级主管部门询问过，上面的答复是：“一年期刚满的职员就想转正，这是不可能的。”对于她的疑问，上级主管部门总是漠然置之。
过了35岁后，真澄对工作更加焦虑了：“要是之后我生病了，比如患了乳腺癌，不得不休息，那该如何是好呢？”
真澄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生活，她有时想，要是自己30来岁的时候结了婚，也许现在的生活会不一样吧。如今独居的生活20年来一成不变，每月到手的工资10多万日元，也攒不下，只够糊口，生活过得清贫；而且，假如有一天父母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了，那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我喜欢学童保育的工作，这份工作能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实践，而不是简单地墨守成规，我觉得很有意思。”她这样说道。
但同时，她又谈道：“我越来越感到体力不支，孩子们经常跑来跑去，酷暑天要长时间地跟着他们，身体实在吃不消。到了五六十岁，我还干得动吗？”
每天，她都在处于这样的焦虑之中。h3非正式职员和正式职员之间的待遇差别/h3博美就这样一边坚持着这份派遣工作，一边试图寻找一份正式雇佣的工作。但就目前的就业形势而言，一旦从事过非正式雇佣工作，再想跳槽到别的企业成为正式职员可谓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