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一年后，武志再次开始求职，非正式雇佣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就业冰河期，许多人就业时进了黑心企业，导致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打击，随后又陆陆续续地选择了辞职。他们接二连三地变成了非正式职员或无业游民，事业中断，从此沦为中年自由职业者。武志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许多人大学毕业后得到了一份正式工作，但不幸遇到黑心企业，随后身心俱疲，不得不做非正式雇佣的工作。
劳动政策研究及研修机构发布的《有关壮年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相关调查》（2015年）显示，以男性为例，20岁至30岁从事销售、餐饮服务行业的人与壮年期（35岁至44岁）成为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该研究还针对壮年期跳槽，特别是正式职员的离职和辞退情况进行了以下的调查分析。“以前的工作是否需要熬到深夜？”“双休日是否经常一天也不休？”“是否（因工作原因）患有某种精神或身体上的疾病？”“是否在职场受到过骚扰或侵犯？”“每周劳动时间是否超过了60小时？”对这些问题回答“是”的人，相比于回答“不是”的人，跳槽时变为非正式雇佣的几率高了3.9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参考劳动政策研究及研修机构发布的另外一份报告——《有关青年离职状况和离职后事业发展状况的调查》（2017年），该报告呈现了“辞去第一份正式雇佣工作”的青年们一年之后的发展情况。调查数据显示，有30%的男性及40%的女性一年后变为非正式雇佣。另外，男性和女性中都有10%的人进行了疗休养。调查还显示，正式雇佣期越短，离职后成为非正式雇佣的几率就越高。h3“周末还能休息，您可真了不起”——三十三岁的幸平/h3广田幸平一直在苦恼即将迈入35岁的中年生活。
广田幸平，33岁，居住在北海道札幌市，他一直在苦恼“是一直作为妻子的扶养对象，还是找一份兼职呢？”这是因为，他还不太清楚目前的工作究竟是否属于正式职位，但年收入只有120万日元左右。
社会上流传着一种“35岁起跳槽难”的说法。35岁以下，跳槽还有希望。但在小城市，工作岗位原本就不多，找工作十分艰难，就算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很难逃离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状态。
幸平毕业于北海道某知名大学，毕业后就职于一家大型旅游公司。入职后，他被派到地方的分公司工作，负责销售。很快，他就感受到了严苛的工作氛围。只要他周末休息，公司的前辈就会发邮件给他：“今天你没来上班？您可真了不起啊！”如此一来，每个人都被逼无奈进行义务加班。比起工作效率，公司更强调工作时间，这不是黑心企业又是什么呢？
随着入职年数的增加，公司对绩效的要求也更加严苛。一旦业绩不佳，就会被领导叫去谈话，每天甚至要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听领导训话，就像被罚站一样，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职权骚扰吧。
那段时间，他甚至诅咒领导生病或患上抑郁症，但很快他察觉到自己这种心理是病态的。之后，他越来越没有干劲儿，销售业绩停滞不前；而且只要被领导训斥，他就会被负能量包围。
入职第四年的某一天，他忽然眼前一片模糊，险些晕厥过去。他确信自己的身体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出现了问题，于是，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去公司了，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跳上车子逃走了。他甚至没有勇气去公司请假，也不敢接听电话。
那一周，他都住在车里，有时会去便利店的报刊货架前读读杂志，漫无目的地四处走着。他决定回到一个人住的公寓，没想到正巧碰到公司的另一位领导（不是职权骚扰的那位）来探访。领导向公寓管理员借了钥匙，并说：“我很担心你，怕你出什么意外。”之后，幸平辞职了，他说道：“我再也不想回公司工作了。”h3决断的店长和言听计从的员工/h3幸平觉得自己受够了，便愤然选择了离开。他来到北海道，找他大学时谈的女朋友。身心俱疲的他，找了一份时薪850日元的工作，他准备一边打工，一边多运动来平复心情。当时，他有失业保险的补贴，因此每周只需工作3至4次，每次4至5小时。看到女朋友拼命地工作，自己当起了“家庭主夫”，承担主要的家务劳动，他又心生愧疚，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求职。
他对于销售工作产生了心理阴影，但从销售转为文书又谈何容易。他明白，“一旦做了销售，就要一条路走下去”，于是他在当地一家中型的印刷公司重新找到了一份正式雇佣的销售工作。这家公司对业绩的要求不高，销售对象都是老顾客，销售方法容易上手，公司内的氛围也比较融洽。唯一不足的是工资不高，每月到手20万日元，年终奖也只有20万至30万日元。他看不到工作的未来发展前景。
女朋友的年薪有500万日元，工作也算稳定，但公司经常调派职员，女朋友有可能被调派到外地。幸平今后也很有可能被外派到全国各地，因此他也担忧，结婚之后，“两个人如果都被外派，该如何是好呢？”就在这时，朋友向他介绍了保险行业。
朋友说未来保险行业前景可观，建议他参加大型损害保险公司为期三年的研修培训。研修期间，公司不仅会让员工加入社会保险，而且每月还有30万至50万日元的收入补贴。研修期满后，就可以独立开展业务，到那时，年收入1000万日元都不在话下。“这是好机会啊！”幸平想。于是，他决定跳槽，并在研修期间与女朋友结婚了。
三年研修期满后，某独立经营代理店的店长对他说正在找继承人，并邀请他加入。于是，他便进了代理店工作。之后，他发现代理店虽然负担了他的社会保险费用，但雇佣合同十分不明了，最初每月工资只有10万日元，三个月后，店长只说了一句“每个月给你加3万日元”。
每月的工资和工资单通常是由店长当面交给店员的，工资单上写着扣除健康保险、养老保险、雇佣保险外，每月基本工资为13万日元。明细单上的具体金额也是四舍五入的，工资当面支付，实在是太过随意。店里也没有销售业绩之说，上班时间极其自由，但就算业绩优秀也没有加薪机制，所有一切全靠店长一人决断。这样一来，幸平连贷款都无法申请，生活费则主要依靠妻子的工资。倘若一个人生活，这点工资恐怕难以维持生计。h3现实太过残酷/h3某天，他的一位前同事找他商量建造房子的保险事宜。
前同事工作年限不如他长，如今年薪已有400万日元，而幸平只有120万日元。他开始懊恼：“当初如果一直在那儿工作就好了。”但是他现在刚有了孩子，又想，“年薪虽有400万日元，但需前往全国各地出差，相比之下，还是这种自由的工作较好”，心中不由得五味杂陈。
幸平夫妻俩想要两个孩子，但不知妻子何时会被公司外派。过了35岁后跳槽，在他们生活的小城市，想要再找一份比妻子如今的收入还高且稳定的工作恐怕很难。要是妻子不得已被外派到其他地方，那幸平只能选择一份好通融的工作。虽说如此，全职工作的话，周末工资会高一些，正是赚钱的好时机，那周末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就只能依靠妻子了。
幸平为了多赚些钱，就开始了他的副业。但考虑到劳动时长和回报，他一直犹豫到底是去便利店打工，还是选择成为妻子的扶养对象呢？
近年来，应聘选择率有所增加。根据《普通职业介绍状况》（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18年8月，除去大学应届生的应聘选择率（包含兼职在内）为1.63，超过了泡沫经济破裂前1990年度1.43的应聘选择率。雷曼事件过后的2009年，应聘选择率一度跌至0.45，由此可以看出，当下的就业形势有了较大的回暖。
应聘选择率的变化曲线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留意的是，招聘信息中包含着大量的兼职招聘。2018年8月新登录的应聘选择率为2.34，其中兼职人数38.28万人，兼职以外的58.16万人。也就是说，虽然就业形势回暖，但正式职员的有效应聘选择率仍然停留在1.13左右。
中小城市的情况则更加严峻。从各行政单位的有效应聘选择率（按照地域划分）来看，幸平所在的北海道，应聘选择率只有1.23，为全国最低。2018年8月，北海道的正式职员应聘选择率仅为0.84，远远低于全国1.13的平均值。
在中小城市，正式职员的岗位较少，想要求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中年自由职业者，还有作为自由职业者预备军的年轻人，他们的数量决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