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对自己是契约职员的现状感到焦虑。因为这意味着这份工作未来不太稳定。倘若想成为正式职员，我就需要参加笔试并通过才行。另一方面，我逐渐适应了工作节奏，许多读者阅读了我写的报道和特辑，特意寄来感谢信。长此以往，我越发觉得这份工作是十分有价值的，今后就算一直做一名契约职员，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一直在这种焦虑和满足之间摇摆不定。
而且，环顾四周，我发现身边无论从事哪一行业的朋友，虽然都能够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但他们总是乘坐最后一班电车回家，一如既往地无偿加班，甚至连周末也必须工作，这让他们感到筋疲力尽。
我突然意识到：“大家都这么辛苦，这是合乎情理的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吗？”
《周刊经济》虽然对于宏观经济颇有见解，但始终将劳动问题看作是与经济、企业经营相对立的问题，但我觉得“正是个体劳动塑造了宏观经济”，“倘若工作使得年轻人疲惫不堪，未来我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就这样，我决定开始我的采访工作。
我向编辑部提交了计划书，但由于当时的言论一致认为“年轻人想法太过天真”，所以我的计划书并没有被批准。而且，当时人们更关注中老年劳动者的裁员问题，年轻人的雇佣问题始终不受重视。
那时，“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这一词汇尚未被大众熟知，非正式职员仍被称为“フリーター”（自由职业者）。日语“リクルート”（招聘）一词源于1987年，而“フリーター”（自由职业者）一词是由“フリーランス”和“アルバイター”合并创造的词汇。当时，这一词汇会使人联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以及讴歌自由的年轻人，这也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的原因之一。
2003年，我的计划书未被采纳，我便有了辞职的念头。当时也有若干家公司邀请我加盟，我对跳槽一事犹豫不决。年轻气盛的我找到了当时在任的伊藤忠商事社长丹羽宇一郎，向他倾诉了我的苦恼。面对因计划书未被采纳而唉声叹气的我，丹羽社长劝说道：“三次，你再尝试三次。再三请求，相信你的上司肯定会被打动的。倘若还未通过，辞职也为时不晚。”
于是，我下定决心，继续尝试向上层提交计划书。当我第三次提交计划书的时候，终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当时正值政府颁布了《国民生活白皮书》，提出要关注15岁至34岁高达417万人的青年自由职业者群体。之后，我写了几篇特别报道，而2005年发表的《子女们悲惨的职场生活》反响十分强烈，后续还进行了连载。报道中提出了众多议题，包括正式职员与自由职业者一生的收入大概存在2倍至4倍的差距，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的增加将会导致2030年财政收入缩减约6兆日元，以及这些问题对于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等。报道的内容道出了形势的严峻，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很自豪自己能够带领大众来关注就业冰河期。h3无力的日本壮年一代/h3然而，当时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我很是担忧，这一群体步入中年后，事态会越发严峻。
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正值经济萧条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他们无法成为正式职员，而且正式职员的职位数也极为有限。进入非正式雇佣的他们，“难以学到工作技能”，就算“有足够的技能也不被重用”。长此以往，哪怕经济复苏、工作岗位增加，他们也仍然无法得到称心如意的职位。
另一方面，社会又普遍认为，既然是正式职员，那就应当加班加点地工作，但一些人觉得“这样下去恐怕自己干不动了”，这导致拒绝成为正式职员的人也不在少数。根据2016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兼职劳动者综合实际调查》的数据显示，选择兼职劳动的人当中，10.3%的人认为是“体力原因”导致自己无法负担正式职员所应承担的工作。
是选择加班加点的正式职位，还是选择雇佣关系不稳定的非正式职位？
许多人在两个选项之间徘徊。曾经有一段时期，许多育儿期的女性无奈地选择了非正式职位。然而，这一选择在男性中也逐渐增多。我们随之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需要那么拼命地工作吗？有必要执拗于正式职位吗？它真的那么重要吗？”
于是，一些人产生了自我否定。就算有人想要转为正式职员，“到头来事与愿违”的绝望让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就业冰河期一代相信，只要努力，总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努力得不到认可，用人单位对他们的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如此一来，他们对企业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更丧失了努力的干劲。
大企业一路引吭高歌，仿佛进入了新时代。财政部发布的《法人企业统计调查》显示，企业内部储备的利润收益（除去金融、保险）每年都在增加，2017年度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0兆日元，总额为446.84兆日元，已连续六年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国税厅公布的《私企薪酬状况调查》中有关中年劳动者平均年薪的数据显示，中年女性的年薪一直保持在300万日元上下，而壮年男性的年薪每年都在减少。我们来看一下各年龄层男性的平均年薪的变化。1997年、2006年和2016年，35岁至39岁男性的平均年薪分别为589万日元、555万日元、512万日元，20年间年薪减少了77万日元；40岁至44岁男性的平均年薪分别为645万日元、629万日元、563万日元，减少了82万日元；45岁至49岁男性的平均年薪分别为695万日元、656万日元、633万日元，减少了62万日元。
薪酬曲线（以时薪为单位）
厚生劳动省对全职劳动者中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的工资差额（以2017年的薪酬为例）进行了调查，40岁至44岁的非正式职员，时薪为1294日元，为正式职员的63%；45岁至49岁的非正式职员，时薪为1270日元，为正式职员的56%；50岁至54岁的非正式职员，时薪为1259日元，为正式职员的52%。随着年龄的增加，差距逐渐拉大。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不应该置之不理。h3本书构成/h3为何正值壮年的他们无法找到称心的工作呢？
本书将聚焦中年自由职业者，他们是日本经济逐渐恢复时期被置之不顾的一代，我想去采访他们所经历的苦痛。经过无数次对当事人的采访，我发现他们甚至已经失去了愤怒，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
下面是本书各章的内容提要。
第一章，我将介绍几位30岁至45岁的中年自由职业者，讲述他们的艰辛劳作。为养家糊口兼职三份工作的43岁男性，以派遣身份再次进入职场的40岁单亲妈妈，在自治区做着看护工作、属于非正式职员的37岁男性，他们都是典型的“被经济繁荣期忘却”的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所谓的“为自己的决断负责”这一逻辑的不合理性。
第二章，我将谈论逐渐浮出水面的女性就业问题。我特别想提出的是“生育期解雇”和“生育期职权骚扰”的问题。以怀孕为由头终止派遣劳动合同，强迫员工值夜班导致其流产，我采访后得到的竟是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女性所体会的“工作之艰辛”也关乎社会的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
第三章，我将换一种视角介绍雇佣矛盾的行政处理方法。重视雇佣的企业是如何培养人才的？它们有怎样独特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得以在日本全国推广，中年自由职业者的不幸也许不会重蹈覆辙。
对于个体的采访也许会让人看不到整体的趋势，而只看统计数据又无法体会到个体的苦痛。本书将结合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统计数据来分析问题的本质。
最后，除第三章对企业的采访外，本书记录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劳动标准监督署是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地方派出机构，负责监督《劳动标准法》《最低工资法》和工伤赔偿等的实施。——译者注
厚生劳动省，日本主管医疗、福利、保险和劳动等行政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译者注
希望就职率是已被聘用、录用人数除以希望求职人数而计算得出的。——译者注
文部科学省，日本主管教育、学术、科学技术及文化的振兴普及的中央行政机构。——译者注
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由于投资失利，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译者注
“成团一代”是指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间出现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一代人，日文为“団塊世代”。——译者注
总务省是指日本主管有关国民经济及社会生活基础的国家基本体系的中央行政机构。——译者注
日本劳动工会总联合会是1987年经改组成立的日本主要民间工会的全国中央组织，又简称“联合”，此处日文为“連合”。——译者注
高峰代少年是指“成团一代”的孩子们，日文为“団塊ジュニア世代”。——译者注
日本的许多公司设有综合职位（総合職）和一般职位（一般職），综合职位是指除了负责日常业务以外，还需承担拟订企划方案等需要综合判断业务的职务，相对于一般职位，综合职位更容易获得晋升。——译者注
《民事再生法》是日本规定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重建手续的法律。该法律是2000年在废除原有的《和议法》后实施的。——译者注
《周刊经济》（週刊エコノミスト）是日本每日新闻出版社创办的财经专业周刊。——译者注
源自英文“recruit”，意为招聘。——译者注
源于外来语“freelance”，意为“自由骑士”“自由行动者”。——译者注
源于德语“arbeiter”，意为“临时雇的劳动者”“打工者”。——译者注
壮年一代日文为“働き盛り”，直译为一生中最能干活的年纪，意指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