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9年6月14日，来上朝的鳌拜刚踏入乾清门，就被一群少年一拥而上按在了地上。征战一生勇猛过人的鳌拜就这样被康熙拿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经过八天的快速审理，判了鳌拜三十条大罪。2康熙念在鳌拜以前的功绩，免了他的死罪。在清除鳌拜势力后，康熙坐稳了江山，开启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属于他的时代。生擒鳌拜的故事，在正史、野史，乃至后来的小说、影视剧中都有涉及，算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一个历史桥段。不过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后来的文艺创作，都没有充分关注传教士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要了解传教士是如何进入康熙的圈子，就得先对康熙最早的圈子有认识。十五岁的康熙能剪除鳌拜及其党羽，除了他自己有勇有谋，自然也离不开支持他的满人势力圈，也就是他的政治基本盘。王朝政治关系网中，血缘关系当然是最根本的纽带。康熙皇帝也不例外，血缘上最直接的父系和母系是他天然的依靠。康熙母亲所属的佟氏家族是朝中的大家族，康熙的父系是努尔哈赤家族，这自不用多说。顺治早逝，真正在康熙少年时代，代表努尔哈赤家族训练康熙，为康熙筹谋的是他的奶奶孝庄皇太后。
康熙背后的势力
孝庄来自于蒙古的科尔沁部，是该部第二位嫁给皇太极的福晋。满人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孝庄在地位上属于妻。蒙古的科尔沁部号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实际不是），是第一支投靠满人的蒙古大部落。3科尔沁部基本跟所有满人高层的核心人物都有联姻，皇太极、代善、多尔衮、豪格等都娶了科尔沁部的女子。随着后来满人势力的壮大扩张，更多的蒙古部落投靠了满人，这样满蒙联姻成了一个传统，两边通过大范围的联姻来加强联系。4科尔沁部是满蒙联姻中的最大赢家，一举成为了满人统治下最有势力的蒙古部落。皇太极的七个福晋中，有五位来自科尔沁部。5孝庄之前，第一位嫁给皇太极的是孝端文皇后，但她以及另外三位科尔沁部福晋都没有儿子。只有孝庄生下了顺治皇帝，也是唯一科尔沁部女人生的皇子。皇太极死后，皇位绕过皇太极的成年儿子，传给还未成年的顺治，侧面显示了当时科尔沁部女人的能量。6
从嫁给皇太极的1625年算起，到康熙1661年继位，孝庄皇后亲历了满人从亚洲东北的一个地方势力发展成为取代明朝的强大帝国的过程。她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摄政、顺治皇帝，以及鳌拜摄政等大大小小的历史变迁。尽管孝庄在史书中不算一个积极干政的女人，但是在满人每一次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都有她的身影。皇太极去世以后，她的儿子顺治继位，她需要帮助顺治去协调平衡与控制实权的多尔衮之间的关系。顺治亲政以后，孝庄皇后其实是有私心的，她一直想加强巩固科尔沁部在满人中的地位。顺治在位时，她先后就选了六个科尔沁部的女子嫁给顺治。但天不遂人愿，这六个女子都没能生出一个皇子来。”顺治去世，遗诏最后是孝庄敲定的。因此可以说，选择康熙继位是孝庄最后认可的选择。8
孝庄的认可和支持对于康熙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对从小失去父母的康熙而言，孝庄就是他在宫中最亲的亲人。康熙儿时生活都是在孝庄的安排下进行的。孝庄派了他的侍女苏麻喇姑负责照看康熙。”康熙在个人感情上也很亲近孝庄这个奶奶。康熙后来提倡孝道，他的表率就是通过孝敬奶奶来做出的。从政治角度来看，孝庄带给康熙的是她身后的蒙古势力。嫁到满人高层的众多科尔沁蒙古女人，以及这些女人的儿子都是孝庄的势力范围。从大局来讲，整个长城以北的蒙古势力都要给这个当时最有权力的蒙古女人面子。在1670年代，康熙处理南面三藩之乱时，孝庄就靠自己在蒙古内部的关系，为康熙稳住了一些蠢蠢欲动的蒙古部落，使得康熙免于腹背受敌。10因小说和影视剧而出名的康亲王杰书，母亲就是科尔沁蒙古女人。康亲王比康熙大八岁，是努尔哈赤二儿子代善的孙子，也是康亲王头衔的第三代继承者。从派系上讲，二人的父系都属于努尔哈赤的第四代，也都出生在满人入京以后。同时两人也都在科尔沁蒙古女人的网络中。在多重关系的加持下，康亲王是康熙年轻时代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康熙早期朝廷中的关键人物。
蒙古势力之外，孝庄还安排了康熙的第一桩婚事。满蒙传统中，婚姻历来都是扩展巩固政治势力的手段。1665年，十二岁的康熙娶了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在这次婚姻中，孝庄没有像对儿子顺治那样，为康熙安排蒙古女人，而是选择和索尼家族联姻。这个安排一箭双雕，一方面拉拢了索尼派系，同时又分化和打破了四大辅政大臣之间的政治平衡。其中的政治意味，时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鳌拜和遏必隆两大辅臣都上书明确反对这桩婚事。＂不过，孝庄还是顶住了压力，坚持了与索尼家的联姻。
索尼及其父兄从追随努尔哈赤起就是满人权贵。不过与其他三大辅臣比较，索尼一家在军功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却是满人权贵中少有的书香门第。索尼及其父兄都通晓汉蒙满三种文字。后来皇太极称帝后，设立文馆，索尼一家都在里面供职。”索尼死后的谥号“文忠”，就是最直接明了的官方评价。第一代入京满人从战场上下来，最后谥号中配上个“文”字的，只有索尼一个。13
康熙缔结第一桩婚姻时，生母已经过世，但正常情况下，康熙生母佟家应该是孝庄以外决定康熙联姻的另外一股势力。佟家也是满人中少有的重视文化的家族，从这个角度上说，索尼家和佟家是门当户对的。康熙结婚时才十二岁，这桩婚姻确定了康熙最早的成长圈子。回看历史，康熙文治武功都可圈可点。但其实满人入关之初，很多权贵并不重视汉人的文治。康熙十五岁亲政以前，礼部曾数次建议辅政大臣，请为少年康熙开蒙，但都没有得到允准。4康熙真正开始系统学习汉文是在他铲除鳌拜以后。15后来康熙在骑射以外，还对各种学问感兴趣，这离不开家庭影响，与他早年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康熙亲政以后，最受宠的两个大臣索额图和明珠都是侍卫出身，同时还有大学士的头衔。康熙对学问有兴趣，身边的人也不排斥文化，这些对传教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设想一下，如果康熙跟鳌拜一样，只对满人传统骑射狩猎感兴趣，传教士的西学怎么可能在宫中派上用场？
如果说在满人宫廷政治中讲文化联系听起来有点牵强，那么索尼家在宫中侍卫处（当时称领侍卫府）的势力则是实打实不可忽视的。长距离奔袭移动作战一直是满蒙的军事传统。这个传统下，侍卫日夜守在统帅周围，都是由统帅身边最信得过的人组成的。由于清朝皇帝有出巡、骑射、狩猎等常规活动，侍卫是常跟在皇帝身边的人。满人的侍卫处是独立的军事机构，直接归皇帝管理，不属于朝廷或者军队的任何部门。16
顺治朝，索尼是内务府总管还兼任侍卫处统领，实际管理着紫禁城的日常运作。索尼有五个儿子，其中四个都在侍卫处任职。索尼的大儿子噶布喇是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统领着宫中的侍卫。要嫁给康熙的正是噶布喇的女儿。后来有名的索额图，是索尼的三儿子，当时正是侍卫处里的一等侍卫。耶稣会神父记录中经常提到索额图，称索额图为sosan，就是“索三”（索家老三）的音译。
在清初政治中，侍卫处是非常重要但又经常被忽略的机构。辅政大臣时期，太监划归内务府管理以后，内务府里的人和侍卫就是少有的能接触到皇帝，同时又能进出宫门的群体，因而这两个机构的职位都很热门。顺治任命的四大辅政大臣，除了在朝廷的官僚系统任高官以外，都在侍卫处兼有职位。同时，四个辅政大臣也都想尽办法在侍卫处安插自己的人。侍卫处根据需要，以皇帝为中心，提供了三层护卫。第一层护卫太和门，第二层在乾清门以内，第三层就是在皇帝周围。皇帝身边的贴身护卫有六十个人。这六十个人能随时上达天听，自然也就是朝廷各大派系争夺的对象。后来鳌拜集团被铲除，被清算的巴布尔善就是侍卫处的一个统领。在侍卫处培养亲信的重要性，孝庄肯定是知道的。这也是她不顾两个辅佐大臣的反对，坚持要康熙娶索尼孙女的原因。铲除鳌拜后，康熙立马换掉了朝廷六部、御史，以及理藩院的满人主管。而新换上去的八人中，有六个都是康熙的贴身侍卫。18
侍卫处的重要性，康熙生母这边的佟家当然也清楚。康熙的母亲是正蓝旗都统佟图赖的女儿。康熙继位后两年，她就去世了（1663）。在这一年，佟图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康熙的亲舅舅，佟国维和佟国纲都被安插进了侍卫处。19从历史来看，康熙和这两个舅舅是有真感情的。康熙六十大寿的时候当着朝臣感慨过：“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20而康熙的两个舅舅让少年康熙感受到了难得的亲情。后来康熙晚年，为立皇子之事烦心，也只有佟国维敢跟康熙直接叫板，支持皇八子。康熙听烦了，让他闭嘴，佟国维则回答道：除非把我杀了，我才闭嘴。这些剑拔弩张的吵架细节，其实正好说明了两方关系的亲密。吵架归吵架，康熙晚年仍把京城守卫最重要的职位交给了隆科多，就是佟国维的儿子。根据耶稣会士记载，康熙私下和朝堂上，都直接喊佟国维和佟国纲二人舅舅。二人也把“舅舅”视为一种荣誉。在佟国维给他一个夫人写的墓碑上，就把“舅舅”写在他所有官衔的前面，成为他名字抬头落款的一部分。2
传教士登场
1665年历狱结束后，汤若望在次年去世，京城中的神父都没有官衔，也就没有朝中之人了。在蛰伏了差不多三年半后，1668年12月，耶稣会南怀仁神父突然上书朝廷，参劾杨光先和他负责的钦天监，指出钦天监发布的第二年日历有诸多错误。这时的南怀仁和当年的杨光先一样，都是在无官职的情况下上书朝廷的。这一次，奏本又一次绕过了本应该负责这类事务的礼部，被康熙转给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让他们安排人员来核实日历的对错。22后来在二十多位朝廷高官一起观测下，印证了南怀仁的理论是正确的。
康熙绕过了朝廷六部，直接把参劾案放到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处理，目的自然不是为了验证一下观测，搞清楚日历对错那么简单，而是意在挖出支持杨光先背后的鳌拜势力。在收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报的观测结果后，康熙在回复中明确要求议政王大臣会议解释，为什么四年前你们说杨光先是对的，现在又说他是错的？这就是要议政王大臣会议继续深挖案情，目的是要牵出鳌拜一党。康熙的回复虽然是以问题的形式发下去的，其实他自己什么都知道。康亲王杰书以及康熙两个舅舅都深入参与了四年前的历狱。有趣的是，康熙在回复中还担心现在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不知道去哪里调查，主动在回复中写下了一串人名（包括南怀仁），表示这些人知道当年的案情。33
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后续调查并未如康熙所愿，没有把四年前的历狱联系到鳌拜那里，而是把所有错误都归到了杨光先及其手下那里。议政王大臣会议要求把参劾案转交刑部深入调查，并严惩杨光先。24走到这一步，康熙也没有办法继续，但他也没听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建议，用严惩杨光先来结案，只是把他革职了。
这个参劾案本身不大，但对康熙朝政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该案是康熙独立处理的第一个朝堂案例。25当时康熙十五岁，按南怀仁写回欧洲的信中所言，是“还没长大的孩子”。26该案发生前两年，在1667年8月25日，朝廷给康熙举办过一个成年仪式，程序上已经确认康熙可以亲政了。但朝政还是由辅政大臣在处理。1669年这起参劾案为康熙亲政试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向满朝文武展示他已经能乾纲独断，处理朝政了。该案妙处有二：一是涉及的天文观测结果完全可以预测，这样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故；二是天文观测的结果是客观的，也就不会产生无休止的朝廷争论，这样一来事件容易把控。最后尽管该案没把鳌拜一党牵连进去，但康熙得以让满朝文武见识了自己的执政能力。
南怀仁的参劾发生在1668年12月，也就是擒拿鳌拜前半年，这正是康熙为擒拿鳌拜做准备的时期。当时宫中的侍卫处内，各派势力都安插了眼线，康熙不能放心使用里面的侍卫。因此康熙以练摔跤为名，组建了一队年轻人人宫，完全听命于他。这队年轻人就是最后擒拿鳌拜的队伍。这个队伍是1668年10月组建的，就在南怀仁参劾前两个月。
南怀仁神父是比利时人，生于1623年10月9日，十八岁时准备去南美最原始最苦的地方传教，后来耶稣会把他派到了中国。他于1658年到达澳门，后来在陕西传教，再后来被汤若望招到北京，帮助他处理钦天监内的事务。1664年历狱发生后，汤若望中风，说话吃力。南怀仁就代表汤若望出席了各种审问。这次参劾杨光先时，南怀仁没有任何官职。
根据传教士记载，在参劾前，范承谟（范文程的儿子）还有一些礼部官员私下来找过他们，把杨光先负责的钦天监编出的日历交给他们，让他们找问题。据安文思神父记载，来找他们的官员表现得很神秘。在与他们会谈前，官员要求神父安排一个秘密的没有闲杂人等的地方会谈。在交代过程中，官员们表示他们说的事情是康熙面对面口头交代的。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安文思神父已察觉到这些官员交代的事情，并不是找日历中的问题那么简单。他猜测背后有更深远的谋划，只是并不知道是什么。27
三位神父中，南怀仁最懂天文，找问题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来找传教士的范承谟出身的范家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和佟家是一个派系的，属于八旗汉军的核心势力。范家和佟家互相之间多次联姻，是亲上加亲的关系。尽管康熙背后势力筹划扳倒鳌拜的过程现已不可考，但可以确知的部分是，南怀仁突然上书参劾杨光先，卷到朝廷纷争中，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站在神父的角度来看，南怀仁参劾杨光先对他自己以及传教事业都没有好处。神父到中国是来传教的，朝廷参劾，无论输赢，都是树敌的举动，对传教没有任何意义。同时，如果不是康熙亲自支持，南怀仁作为一个无官无职的人来参劾，朝廷大概率也不会受理，更不可能得到康熙的详细批复，再转到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另外，从南怀仁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神父，一生都在尽量避免卷入朝堂纷争之中。即使是在参劾杨光先的折子中，南怀仁都还心存愧疚，在结尾部分，写自己是“自幼学道，口不言人之长短”。281668年参劾杨光先是南怀仁在康熙朝廷几十年中唯一一次主动参劾他人的例子。总而言之，各种迹象都表明传教士受到了康熙背后势力的指使。
如果说南怀仁参劾杨光先和康熙擒拿鳌拜二者发生时间接近还有可能是巧合的话，那么传教士在擒拿鳌拜以后的动作就确认了他们在康熙政治圈中的地位。在鳌拜被擒的一个月之内，利类思在1669年6月14日执笔代表在京三位传教士上书朝廷，请求为1665年的历狱平反。用利类思奏折上的话来说，就是“今权奸败露之日，正是奇冤暴白之时”。29作为修行之人，利类思的汉文奏折行文比较克制，没有明确点名鳌拜，但是当时朝堂上下也都明白其所指。利类思上书并不是要参与朝廷斗争，其主要目的很现实，就是把上次案件中被收缴去的教堂教产要回来。8月，南怀仁再次上奏朝廷，直接指明杨光先就是鳌拜党羽，要求给1665年的历狱翻案。当时朝堂上下正在追查康熙侍卫中的鳌拜党羽，整个案件处在关键时刻。1669年8月27日，作为侍卫统领之一的巴布尔善及其党羽都被定罪。30九天之后，9月5日，康亲王杰书上书康熙，代表议政王大臣会议回复南怀仁所请。首先，康亲王确认杨光先为鳌拜党羽。其次，他建议推翻1665年历狱的所有判决。对于已在1666年中风过世的汤若望，建议恢复其名誉，把收缴的属于汤若望的教堂教产归还给传教士，同时按照汤若望在世时的官品给予相应的丧葬待遇。对于那些已经被正法的官员，给予家人补偿；被流放的，调回京城；降职的，官复原职。康亲王同时建议，当年由于1665年历狱而流放广州的二十四位传教士也应一并召回京城。除了召回广州传教士这一条，康熙允准了康亲王的所有建议。3十五天后，朝廷正式恢复了汤若望的品衔，并宣告以后对汤若望的祭祀都将按其在世时的品衔进行。是年12月，康熙亲自为汤若望撰写了墓志铭，并刻在了他的墓碑上。3康亲王和康熙的这一系列举动其实就是对传教士之前参与铲除鳌拜的报答。要是传教士没有参与其中，康亲王哪有可能第一时间来帮传教士翻案。当时朝廷等待翻案的案子尚有许多，而康亲王在处理完巴布尔善九天后就帮传教士处理此案，这从哪个角度都不能不说是特别关照后的结果。
时间点是了解传教士参与鳌拜案的关键。1669年历法之争的起始结束都和康熙铲除鳌拜势力的布局紧密相连。这并不是巧合。南怀仁混迹北京多年，又亲历了四年前持续了八个月的历法案，他比谁都明白历法对错不是什么学术争论，而是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在他用拉丁文写回欧洲的信中，就明确写了辅政大臣鳌拜是杨光先的靠山；33同时他还告诉欧洲，少年康熙和鳌拜各自都在暗中争权。34他的信中，还回答了一个清史中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就是康熙早年为什么不把案件送到朝廷六部处理，而是转交到议政王大臣会议。比如像1669年的历法之争，按规矩应该是礼部牵头来调查。南怀仁在信中解释，因为朝廷六部里面都是鳌拜的人，而在议政王大臣会议这边，康熙有一个他信赖的小圈子，不仅可以为康熙提供建议，还有足够的势力和鳌拜的人周旋。35从南怀仁信中提到的内部权斗信息，就可以看出他是康熙圈子内部的人。
1668年开始的历法之争只是康熙清除鳌拜集团众多操作中的一个小环节。尽管案件本身并没有影响到鳌拜，但这让康熙一派摸清了鳌拜一党在朝廷高层的分布。天象观测的结果是客观结果，谁对谁错一目了然。而面对这个客观结果，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各人的不同反应，就显示了其人的政治倾向。这为后面迅速清理整个鳌拜网络提供了关键讯息。35
传教士与宫廷政治
康熙朝早年，在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三位传教士中，南怀仁看起来似乎是中心人物，实际上三人是互相协作，作为一个团队在共同应对朝堂政治。为了验证历法的对错，朝廷组织了高官一起来观测天文。在观测那天，三位神父同时出现。安文思除了神父角色以外还是个匠人，观测所需的仪器都是他制作的。前一天，安文思还连夜赶制出一个日晷来方便观测日影。371669年，三人还一起上了两份奏疏，希望能为1665年的历狱翻案。上疏中，利类思名字排在最前面，其次是安文思，最后是南怀仁。这个署名顺序，其实也反映了三人在团队中的自我定位。利类思最年长，而且来华最久，理应靠前，而南怀仁年纪小而且来华晚，所以排最后。他们的第一份奏疏是鳌拜被擒一两个月之后（1669年7月或8月）递上去的。尽管这份奏疏的实际目的是要讨回1665年被没收的教堂，但在提要求之前，奏疏写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恢复佟国器的名誉。38
佟国器是佟氏家族经营江南的代表人物，历任江南各省督抚。而他受1665年历狱影响，被迫回京，接受关于他和传教士关系的审讯。现存历狱档案中，还有对他的审讯记录。佟国器在江南和传教士交好，当时是天下共知的事。他为传教士修教堂，给他们的书写序言，都是公开进行的。大概是佟氏在北京的势力大，审讯佟国器的人没有为难他，接受了他的解释：佟国器说他和传教士没有什么往来，只是早年为传教士修教堂捐了二十两银子罢了。”清初的案子，人为操控空间大，众所周知的事都有操作可能。对于这一点，陈寅恪考证过柳如是贿赂南方官员帮助钱谦益摆脱谋反罪的过程。4传教士记载中说佟国器能脱罪是靠佟家的关系，尽管没有提到细节，应该也不是臆测。总之佟国器最后并没有受到处罚。
因而当利类思在奏疏开篇大谈佟国器受牵连，要为佟家伸张正义，就是借此来显示他们传教士属于佟氏派系。传教士的另一份联名奏疏是请求康熙恩准让流放到广州的传教士返回他们以前传教的地方。康熙把这两份奏疏都转给了礼部处理，礼部也都批准了里面的请求。41
传教士在康熙早年朝廷上的各种动作引出了一个本书开篇提到的问题：洋人传教士凭什么能接触到康熙，有什么资格在朝廷上参劾奏议？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第一章提到的传教士在八旗里的归属问题。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四川被豪格大军擒获以后，成为正蓝旗下的奴隶，后来他们的奴籍挂到了正蓝旗旗主豪格那里，豪格成为他们的主子。豪格回京被抓冤死狱中以后，二人的奴隶身份又转到了正蓝旗汉军都统佟图赖那里。佟图赖善待两位神父，把二人当成包衣奴才，让他们吃住在自己家有一年半时间。也是在这段时间，二人跟佟图赖的两个儿子佟国维、佟国纲（康熙的两个舅舅）有了很密切的关系。总结而言，以满人的政治派系来说，二人是正蓝旗佟家门下包衣奴才，而佟家又是康熙母亲的娘家。作为康熙母亲娘家外戚包衣奴才的这一特殊身份，是传教士得到康熙以及周围人信任的基础，也是他们参与到康熙朝廷纷争的基础。
其次，汤若望神父为后来的传教士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在感染天花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在驾崩前两天，汤若望觐见了顺治皇帝，并推举了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42汤若望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玄烨已经得过天花，并恢复过来，这样可以保证其不会再感染，也就能保证皇位传续。至于这个理由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顺治的最后决定，不得而知。清朝正史以及《康熙实录》对顺治选定康熙只有一个童话般的交代。就是顺治曾问六岁的玄烨有什么志向，玄烨说要学习父皇。按正史说法，这一句话打动了顺治。清官方正史想传达的信息是，顺治其实早就有意传位于玄烨。不过熟悉满人早期历史的都知道，满人本没有提前立皇嗣的传统，正常来说，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生前应该并没有仔细考虑过皇嗣的问题，很可能是在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后，驾崩前几天才开始匆忙决定皇嗣选立。
立嗣是大事。在满汉政治传统中也都是很敏感的事。每个皇子背后都有一个派系，牵涉很广。对于利益并非密切相关的官员，参与到立嗣中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支持谁、推选谁就是把注下到了那位皇子身上。在顺治驾崩之际，汤若望早已是政治上的老手，他完全明白建言皇嗣选立是一场政治赌博，也明白所附带的风险，所以他推举玄烨为嗣肯定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从汤若望传教角度看，母家出自佟家的玄烨确实是对传教士最好的选择。在利类思和安文思奴籍早年转到佟家的时候，汤若望就在写给欧洲的信中说，这是二人奴籍转移的最佳选择，而且还提到自己与佟家有很好的关系。“3所以汤若望才会放手一搏把注押到了玄烨和佟家上面。汤若望建言选立玄烨应该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明末清初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在给汤若望祝寿的文中就赞道：“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这一句就是在公开赞美汤若望建言选立康熙一事。“后来康熙与传教士交往甚密，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非议，因为大家都认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规律：登位的皇帝会最信任那些登位前就支持他的人。无论汤若望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注押在玄烨那里，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赌对了。
传教士和佟家的主奴关系，以及汤若望在康熙登位前后的表现，为传教士获得了宫廷政治中最珍贵也是最难得到的东西-信任。这个信任是传教士后来能接触到康熙，以及后来能侍奉在康熙左右的基础。按中国传统政治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能“上达天听”。能够把想法直接说给皇帝，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了不得的特权。举一个例子，南怀仁在1673年9月直接求康熙帮忙，说他有件“很小的事”办不下来。45他在六个月前按照朝廷程序，上奏礼部，希望能批准一位在扬州的传教士到西安的一处教堂去，因为西安教堂原来的神父过世了。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南怀仁折腾了半年都没有得到答复。结果康熙一介入，礼部第三天就回复南怀仁，批准了他的请求。
1669年历法案件之后，安文思和利类思也渐渐远离了朝堂，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传教士远离政治的信条。南怀仁留下来做了康熙的老师，同时在钦天监任职。尽管南怀仁多次在写给欧洲的信中流露出想要远离政治，只做一个神父的志愿，但他权衡再三，认为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更有利。对于他在朝廷任职，欧洲教会还是有非议的，他解释说，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皇帝对传教事业来说是天赐良机。他在信中还写道，他经常坐在康熙身边，一边喝着太监送过来的奶茶（估计是酥油茶，原文是“混有牛奶的茶”），一边手把手教康熙学习数学和几何。“他反问质疑他的人，要是他不入宫，怎么把欧洲的东西介绍给中国的皇帝？7
功不可没的南怀仁
除了受到康熙信任，南怀仁神父自己有意愿回到宫中，而且有能力应对朝廷中各种关系也是他在康熙身边得以立足的关键。在1665年历狱案的审理中，南怀仁代表中风后不能说话的汤若望参与了各种审问和应答，他深知涉足朝政的风险。所以1669年他决定重返朝廷政治绝对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其实从南怀仁递交朝廷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有过犹豫的。1669年2月，天文观测证明传教士的历法正确以后，朝廷任命南怀仁到钦天监任职，南怀仁写了一封很长的陈情奏折，希望朝廷能体谅他是一个传教士，不适合在朝廷做官。康熙收到礼部转过来的上奏，但仍坚持让南怀仁任职。48南怀仁再次上书，写了一封更长的上奏给康熙，恳求康熙遂了他当神父的志愿，同时保证他会尽全力为钦天监服务，唯一的要求是不要给他官衔。康熙收到上奏以后，又转交礼部部议。礼部给出的结论是可以同意南怀仁不要官职，但是他必须收下相对应的俸禄。南怀仁接受了这个提议。南怀仁的这些上奏都是他内心挣扎的表现。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如何与政治保持距离而烦恼。1682年，他去世前六年，在跟随康熙出访塞外的日记中，他还在苦恼这个问题。
无论南怀仁内心如何挣扎，他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还是有实际帮助的。1665年历狱，汤若望被扳倒以后，传教士在朝中就没人了。南怀仁1669年重新出山，得到了康熙以及康熙内部圈子的信任，才让传教士又有机会走进紫禁城。作为康熙的老师，南怀仁长期陪伴在他身边，在康熙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按照现在的成长理论，这一时期正好是心智定型的关键期。从康熙的学业来看，他是从1669年铲除鳌拜以后才开始正式在礼部安排下学习汉语以及中国传统典籍。在学习中国诗书礼易的同时，康熙还跟着南怀仁学习数学、几何、天文和西方音律等欧洲学术科目。所以，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南怀仁的培养下耳濡目染的结果。作为老师，南怀仁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他激起了学生康熙对西方学术的兴趣。南怀仁之后，后来的传教士徐日升（＇thomaspereira）、安多（antoinethomas）、白晋和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都做过康熙的老师，他们都留下了很多康熙学习西方科目的记录。法国学者伊莎贝拉（isabelllandry-deron）综合几位传教士留下的日记和讲课材料，做了一份表格，标注了1690至1691两年时间中，三十六岁的康熙跟几位传教士在宫中学习的时间表。50这张时间表反映的是南怀仁去世后（1688年），新来的传教士教授康熙西学的频率（见表格3）。
康熙跟着传教士学习过西学，是历史上广为人知的。由于汉文、满文资料对康熙和传教士交往只有零星记录，人们一直不清楚康熙到底学了多少，学到了什么程度，对此缺少一个定量的认识。而从1690年这一年的学习频率中就可以看出，康熙学习西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而是在深入学习。1690年这个年份不是笔者有意挑选出来的，只是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正好覆盖到这一年。1690年康熙已经三十六岁，这时他还能有这样密集的学习频率，可以想见康熙早年跟着南怀仁学习也很用功。南怀仁没有留下系统为康熙授课的记录，但他留有很多感叹教书很累的文字。而且南怀仁还感叹过，三藩之乱那么忙，康熙竟然还有心继续学习西方课程。南怀仁的这些文字和感慨，后来学者最早是存疑的，认为是南怀仁为了吹嘘自己能接近康熙而说的大话。但根据多个传教士从不同侧面留下的1690年的记录来看，康熙确实学习用功。而且1690年是康熙戎马一生中很忙的一年。1689年清朝刚和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断了准噶尔蒙古的后援。1690年，康熙开始出征剿灭日趋强大的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汗。在表格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康熙一直都在召见传教士学习，五月和六月甚至天天都在学。但八、九、十月中断了学习，这是因为这期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去了。
根据《康熙实录》记载，征讨大军是于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卯日启行的，这一天是1690年8月18日。而康熙在前一天（8月17日），还见了当时北京教他的所有传教士（见表格3）。而且在这之前的8月6日（《实录》中的辛卯日），康熙上朝安排军务，派自己的哥哥福全为大将军，大儿子胤禔为副将，同时安排了朝中各大要员在远征非常时期的不同职务。康熙的两个舅舅中，佟国纲出征，佟国维留京。从《实录》中能看到，当时各部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开始各司其职运作了起来。四天过后，在8月10日这天（《实录》中的乙未日），康熙在紫禁城太和门，举行仪式送福全率领的前锋部队出征。就在这百忙之中的几天，康熙在8月7日还跟四位传教士一起上了课。据此推断，南怀仁说康熙在平定三藩之时，还有心上课，应该不是编造的。康熙这次亲征，出发不久就生病了。病征是：“夜间身热心烦。至黎明始得成寐”，大意是晚上发烧，天亮了才能睡着一会儿。康熙没法继续赶往前线，只得派出他最信任的康亲王杰书替他前往。三十六岁风华正茂的康熙很想和当时蒙古声名远播的噶尔丹一决高下。他休息了好多天，希望病能好，然后再上前线。但可惜的是病情还加重了。康熙只得同意回京，遗憾地对身边人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实难支撑。不获亲灭此贼，甚为可恨。”按《实录》记载，康熙说着说着，还流下了眼泪。康熙生病这些日子，太子和皇三子还从北京赶来探病。但太子表现得漠不关心，这深深刺伤了康熙的心。十几年后，康熙几次废立太子，这件事都是他的一个心结。《实录》里原话是：“见圣体未宁，天颜清减，略无忧戚之意，见于词色。上以允礽〔太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什不怿。令即先回京师。”就这样，康熙第一次远征噶尔丹，由于身体原因，没能亲上前线。清朝派出去的大军，苦战后艰难获胜。康熙的舅舅佟国纲战死。51
对于南怀仁和后来的传教士来说，经常见面的康熙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一个有爱恨情仇、有温度、有想法的人。从大方向来说，南怀仁应该是延续了汤若望的传教策略，也即通过在朝廷里行走来为传教争取方便。但南怀仁对这个策略做了一点改变，他的着眼点不再是像汤若望那样去做一个有影响的朝廷大臣，而是像满人的包衣奴才一样安心当一个皇帝信赖的身边人。在1682年，南怀仁就明确写到为皇帝服务对于传教事业至关重要：
有些人或许会质疑：到底跟着皇帝出行侍奉在侧，对于整个传教事业有什么好处或者用处？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会说，首先我必须遵照皇帝的命令跟随左右，因为皇帝的想法决定了能如何传教以及整个传教事业能否成功。52
对于南怀仁所说的“侍奉在侧”和传教事业的关系，后来的传教士是赞同的。后来到北京的传教士确实也把精力都放在了如何侍奉康熙上。1671年到京给南怀仁做天文观测助手的闵明我神父（claudiofilippogrimaldi，1638-1712），本身是一个画师。1673年到京的徐日升神父是个乐师和钟表师。后来很多出入深宫的传教士，都在朝廷里面没有任何职务。
南怀仁一生跟随康熙二十多年，从康熙十几岁一直到三十几岁。除了当康熙的老师以外，还参与了平定三藩和与俄罗斯谈判这些康熙早年的朝中大事。当时朝廷内外，都很敬佩南怀仁神父，认为他是一个渊博得近乎无所不知的神奇存在。他作为一个洋人，来华后，不仅学会了汉语、满语，还能把欧洲的书籍翻译成汉语和满语。除了精通天文观测，他还是一个机械设计和制造方面的工程专家。康熙1671年要重修他母亲的陵墓，上好的石料很重，没法运过卢沟桥。当时的难点是，如果用很多马同时拉石料，马蹄同时用力会引起共震，再加上石料重量，可能把桥给毁了。朝廷工部没有办法，上书康熙。康熙派南怀仁去解决。南怀仁设计出了同时拉动的绞盘，通过多处人力共同转动来牵引石料，这样解决了可能产生的共震问题。（图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