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交，战争连绵，人口锐减。据估计，大概有四千万人死亡，占了当时两亿人口的20％。面对尸横遍野的场面，传教士将其比喻为基督教传说中的“最后审判”。2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在华教会并没有统一的部署，传教士投靠归顺哪一方，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已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汤若望神父在清军入京以后就归顺了大清。但谢务禄神父就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明朝廷，跟着南明朝廷一路南撤。另外，浙江的耶稣会神父卫匡国先是忠于南明朝廷，后来1645年清军打到浙江的时候，他按照清军要求换了一身衣服，就算投靠满人了。当时，教会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到底明清双方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因而到底该投靠哪一方，完全是传教士自己的选择。
1650年以后，尽管南方很多传教士知道清军势如破竹，一路向南，也知道汤若望神父在北京大清朝廷中有了官位，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南明复国的希望。来华的传教士文化程度都很高，他们内心深处是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希望明朝能够复国。他们当时叫满人为“鞑靼”人，认为满人入侵是蛮族入侵。“鞑靼”这个词本身在欧洲就有来自蛮荒之地的意思。现在一些欧洲餐馆的菜谱上还能看到一道菜叫“鞑靼牛肉”（tartarsteak）。这道菜的主体是一个生鸡蛋打开后淋在一块切成肉末的生牛肉上。整盘菜完全生吃，不做任何烹调。“鞑靼牛肉”是不是真的来自满人已不可考，不过这道菜很具体形象地刻画出欧洲人印象中“鞑靼”的原始感。
从传教角度看，追随南明朝廷的传教士还是很成功的。他们已经成功接触到了南明皇帝及其身边的人。卜弥格（michelboym）和瞿安德（andreasxavierkoffler）神父为南明永历帝的生母王太后施洗，给她取的天主教名字为海伦娜（helena）。瞿安德神父把王太后受洗的消息传回了欧洲，认为要是南明能够复国，会对天主教在华传播极其有利。卜弥格神父更是在1651年带着王太后的信，返回了欧洲，甚至在欧洲游说各国派兵援助南明。3
澳门隔岸观火的传教士，可能由于身在局外，因而罗马认为他们发回的报告更客观。经过比较和对形势的推测，澳门传教士认为在清廷的汤若望比在南明朝廷的传教士对未来在华的传教事业发展更有利。41650年，卫匡国神父被派遣返回欧洲全面报告在华的传教事业。卫匡国神父对满人统治持正面意见，这和他自己以及北京神父与满人高层的接触有关，他们认为满人统治是有利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除了向罗马汇报在华传教事业以外，卫匡国神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欧洲招募更多的神父到中国来传教，为长期在华传教打下基础。卫匡国神父还带了一个年轻的华人到欧洲学习天主教。这个人叫郑玛诺，字惟信，后来在欧洲加入了耶稣会，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加入耶稣会的华人神父。5卫匡国1653年到达挪威，从那里进入欧洲大陆。去罗马汇报之前，他用了一年时间在欧洲各国巡游，积极宣传中国的传教事业。这一年中，他还出版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一本叫《鞑靼战纪》，就是关于满人历史以及他们如何一步步征服中国的书。这三本书在当时都是畅销书，被翻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1656年，返回中国的时候，卫匡国顺利招募到十名传教士跟他一起到中国。
卫匡国神父返华后五年，于1661年病逝于杭州，他是第一个回欧洲乐观介绍清朝统治的神父。他对未来的乐观估计首先来自于他自己的切身感受。当清朝军队打到浙江的时候，并没有为难他，反而对他礼遇有加，后来还保护了他和他的教堂。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北京耶稣会传教士的消息，他们已经在北京朝廷建立起了关系网。当时汤若望在清廷做官，同时还和顺治皇帝有私交。那时在华的传教士都知道，顺治皇帝几次拜访汤若望的教堂，还公开用满文喊汤若望爷爷（玛法）。另一方面，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在北京与佟家有关系，而且在佟家引荐下，顺治皇帝让安文思做自己西洋器物的管家。”前文已经提到过，汤若望与利类思、安文思神父分属两派，互相不合，但神奇的是，两派都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与顺治皇帝建立起了私人关系，并且都得到了顺治的信任。比起明朝崇祯的时候，传教士在顺治这里的情况可以说要好很多。对于传教士来说，顺治皇帝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符号，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以一起谈话聊天的皇帝。
不过，十几岁的顺治皇帝虽然对汤若望讲的东西以及安文思带来的西方机械小物件都有兴趣，但这并不是这些传教士能够接近顺治的原因。准确来说，应该是这些传教士首先找到了关系，有机会接近顺治，顺治才开始对他们的东西感兴趣。汤若望是范文程引荐给顺治的，而安文思是通过佟家的关系接触到的顺治。另外，顺治虽然对传教士讲的东西有兴趣，但他自己是虔诚信佛的，他把浙江天童寺住持木陈忞请入宫中内廷，常年讲法。8汤若望写回欧洲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说顺治常年被和尚“迷惑”。”顺治笃信佛教，后来还一度在宫中落发潜修。以至于后来民间有传说，他并没有去世而是上五台山出家了。所以传教士虽然和顺治有很多往来，但这些往来停留在世俗层面，是基于君臣关系和主奴关系的，和天主教信仰无关。10
传教士被抓
传教士在顺治身边走动，为整个传教事业换来了十多年风平浪静的局面。传教士的好日子在顺治死后四年，也就是1664年结束。这一年，汤若望被参劾，罪名包括谋反在内的多条。大部分罪名经审查都子虚乌有，但汤若望还是栽在一桩他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上。1658年，也就是被参劾前六年，那时顺治还健在。顺治最爱的董鄂妃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惜三个月就夭折了。朝廷各部门各司其职，按照既定程序把这个夭折的皇子安葬了。而汤若望最后被定罪的关键一条，就是他把这位皇子埋葬地的风水算错了，而且被认定这导致了二十三岁的顺治在皇子下葬后不到三年，也就是1661年，就英年早逝了。汤若望是当时负责选风水的钦天监监正，是该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参劾汤若望的核心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他在崇祯时期就以参劾大臣得名。除了参劾葬址风水问题以外，杨光先还参劾了汤若望和他的天主教有谋反举动，因此全国各地的传教士都被各省官员押送到京接受调查。经过八个月的调查，1665年4月朝廷认定钦天监确实选址有误，但是传教士没有谋反之事。结案结论是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内一帮汉官是有意错选埋葬风水，判决凌迟处死。巧合的是，结案不久，北京发生了一场地震，当时人认为这是案中有冤情之故。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皇太后直接出面干预，汤若望被赦免死罪。不过，其他汉官没有被赦免，只是没有凌迟，5月被处斩了。
整个案子审了八个月。由于风水对错、安葬时间等都涉及历法计算，历史上又称此案为“清初历狱”。汤若望这位洋神父是案子的中心人物，因而这个案子长期以来被视为中西文明冲突的一个案例。11但这种文化冲突理论有个根本缺陷，就是没有考虑作为统治者的满人，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满人在中西冲突的二元对立理论中直接被忽视了，或者说因为最后的判决是偏向杨光先，中西冲突理论就把满人简单看成了汉人文人士子的代言人。12而且最后的结果，好像是杨光先获胜了，但实际上传教士基本没有损失。整个案子最大的受害方是钦天监里的汉人，核心成员都被处斩了。
满人在整个案子中的关键作用其实随处可见。首先这个案子不是朝廷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在处理，而是由凌驾于朝廷系统之上的满蒙权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在负责调查。13其次，由于整个案子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负责，所有案件的材料都是用满文书写的；有汉人证人出席的证词也都直接翻译成了满文，没有原始汉文记录。这两点就已经说明这是一个满人办的案子，他们才是控制整个案子走向的一方。最后，从历史的大环境上说，案子发生在顺治死后四年，康熙尚幼，还未亲政。这段时期朝政由四大辅政大臣打理，有些历史中，也称这段时期为“鳌拜专权时期”。1669年康熙智擒鳌拜是历史、小说、影视剧中都广为流传的桥段。而从1661年顺治驾崩算起，鳌拜专权时期持续了八年。对传教士来说，鳌拜专权时期的历狱一案让他们认清了世道，明白了该如何在满人的天下生存。而就这个案子来说，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关于风水的案子会在选址下葬数年以后突然被翻出来？这一切就得从顺治驾崩说起。
满汉路线之争
1661年2月5日，顺治皇帝在染天花后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在遗诏中，他传位于佟氏所生的时年八岁的玄烨（后来称为康熙皇帝），并任命了四位满人老臣为辅政大臣。这份遗诏，同时也是顺治写的一份罪已诏，承认自己执政期间的诸多问题。第一条，顺治这样写道：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14
对于为何“国治未臻，民生未遂”，顺治总结的原因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简单来说，就是用了汉族的传习，而更改了满人祖制。尽管顺治在位十八年，但是减去多尔衮辅政的八年，顺治实际是十三岁开始亲政，到二十三岁终，亲政仅十年。年纪轻轻的顺治，从满人帝系上看虽然不是第一个皇帝，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中国的满人皇帝。除了南方南明势力以及各地持续不断的反清复明活动以外，顺治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农耕传统下的汉族统治和游牧方式下的满蒙传统。对于这个问题，顺治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元代的忽必烈汗（1215-1294）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的蒙古皇帝。尽管忽必烈名声很大，但顺治和朝堂上的大臣都知道元代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失败的。忽必烈死后，元代在中国的统治也只持续了七十年。
对顺治来说，平衡满汉两个传统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的很多政策也因此在不停地变化。顺治有几年重用汉官以及太监，这些都被视为有违满人祖制的汉化政策。所以在顺治的罪已诏中，才会出现“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这样自我批评的总结。当然这份诏书落款日期是顺治去世当天，历史上也有说法认为，这份诏书是顺治生母孝庄拟定的。不过，无论是顺治还是孝庄的意思，这份遗诏都体现了满汉传习是当时朝堂之争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现实角度看，这份罪已诏最实际的作用其实是借顺治之口承认了以前朝堂政策中的汉化问题。这就为后来辅政大臣上台以后的一系列变革扫清了道路。比如辅政大臣重整了宫中的管理，裁撤了太监的很多部门，把太监放到了满人控制的内务府之中，废除了太监的权力。这样终于终结了长期困扰历代政治的宦官问题。
历狱始于1664年，是辅政大臣执政的第四年。从大环境上看，案子发生在辅政大臣打压汉官汉制的大背景下。就连礼部上奏建议给康熙皇帝开蒙，让他学习汉字，辅政大臣都不批准。康熙只能私下从身边的太监那里学习一点简单的汉文。15
满人、汉人和洋人
前书已经讲过，满人最初和传教士接触其实不是因为天主教，而是因为传教士带来的各种新奇的西洋物件。满人权贵对天主教和西洋人并不抵触和敌对。在大多数满人的认知中，传教士就是一帮懂大炮、天文，经常有奇珍异宝，而且长相跟汉人不同的来自远方的人。满人社会内部的阶层是建立在军功基础上的，懂西洋大炮的传教士一开始就给满人留下了好印象。
对满人来说，天主教确实是一个外来的、陌生的宗教。但天主教和他们不熟悉的其他宗教并没有太大区别。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满人对中国的道教以及汉传佛教的禅宗一样感到陌生。这些宗教和满人自己的萨满教以及后来蒙古人带来的藏传佛教区别很大。总体来说，满人在长期征战中，早就习惯了遇到陌生的宗教和文化。对于归顺的人，他们不在乎你信的是什么教，唯一在乎的是这些外来文化或者宗教会不会把满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改变掉。前面讲到辅政大臣要在北京朝堂上改变汉人传统，就是满人老派势力的反抗。满人进入中国各地以后，八旗上下都慢慢喜欢上了中国习俗，而渐渐忘了满人的祖制。满人上层真正担心的是满人自身忘了本，被改变掉，而天主教根本就不在满人上层的眼里。1660年代，当时天主教在北京只有四个传教士，是一个影响小到不值一提的宗教。
就汉人来说，整体氛围也不反对西洋人和天主教。清初的北京，汉人权贵其实有两类。一是满人入关前就效力于清朝的汉人。这些汉人是八旗子弟，隶属于八旗的汉军旗。还有一类就是明遗民，即清入关后降清的汉人士大夫。前面章节已经讲过，传教士和八旗中的汉军关系良好，他们进入满人上层网络主要也是通过这些人。同时，传教士和明末士人关系也一直很紧密。传教士自明万历年间入华以后，融入汉人的士大夫圈子是他们始终坚持的一个方针。他们认为打入士大夫圈子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站稳脚跟，便于传教。明末清初，耶稣会神父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努力，已经在北京和江南的士大夫圈子中小有名气了。
汤若望应该算是当时北京士大夫圈子内最有名的一位传教士。明末和清初，他都在朝廷做官，自然也为他融入士大夫圈子打开了方便之门。他和士大夫圈子的交流可以在众多北京士人为汤若望七十一岁大寿祝颂的贺文中看到。这次寿宴在1661年4月29日举行，也就是历狱发生前三年，大概在顺治死后一年多，而距离杨光先1659年第一次公开批判汤若望已有两年的时间。6这次祝寿对于汤若望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他长期和北京文人士大夫们互相交流中的一次。但对后世来说，这次交流的特别之处是有很多文字流传了下来。汤若望收到了士大夫们的祝寿贺文，贺文都对汤若望赞誉有加，在华传教士也许觉得脸上有光，认为这些贺文是他们多年耕耘的成果。于是传教士把这些贺文收集起来，连同江南士人写给其他传教士的朝贺书信一起，编订成册，发回了欧洲。最早的一个版本就是祝寿当年即1661年编订的，现存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该图书馆还把全书扫描到了网上，方便阅览。17
从表中整理出来的头衔可以看出，写贺文的都是当时汉人士大夫中的名流。他们选择用诗文唱和的方式为汤若望祝寿，其实已经说明了他们认可汤若望是他们圈子里的人。从贺文内容来看，汤若望和当时北京士人关系融洽，这些人都很敬重汤若望。
传统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在宗教层面是兼容并蓄的，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儒家士大夫和道士、高僧往来切磋的故事大量存在，并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有阻碍。明末清初的士人受王阳明学派影响最大，在求“真”上很执着。具体到对僧侣的评判标准，就是看该人是否为“知行合一”的“真”修行者，是否能够身体力行平时宣讲的道理。比如，明末的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嘲笑和尚道士不能守戒律，经不起世俗诱惑的故事；但同时，也有很多故事记录实修的僧道，赞扬他们用功修行的。当时的标准很直接，你能做到自己宗教宣扬的清规戒律，就值得尊重褒奖。当时士人评判佛教、道教、回教信徒基本都是这个标准。甚至对犹太教，士人也是这个标准。清初开封大水后，那里住的犹太人重修犹太教堂，当时进士给他们写的汉字碑文，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在写。18他们对汤若望的评价当然也在这个评价思路之下。
从贺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士人清楚地知道汤若望是来中国传教的，而做官只是为了方便传教；同时他们也承认汤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这些士人对汤若望通过世俗学问以及做官来便利传教，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还很认可。因为他们经常把汤若望和唐代僧一行作对比。尽管擅长天文历法的僧一行是佛教中的和尚，但他的故事一直都是历史中的美谈，是和尚入世造福天下的善举。所以汤若望以传教士身份为朝廷做天文历法是完全被当时士人接受的，而且都认为他的水平很高，适合为朝廷效力。19除此以外，当时士人对汤若望的道德品行也是推崇的。他们知道汤若望年少就出家成为了传教士，凭着一腔信念，远渡重洋、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到了中国以后，言行举止都有风范。据传教士记载，当时顺治皇帝派了探子白天晚上打探汤的品行，后来证明汤若望确实是言行一致，值得推崇。20所以在贺文中，这些儒家士大夫给了汤若望他们对修道之人的最高评价，赞扬他是“得道”之人。
杨光先的地位
如果汤若望和北京士人的关系真的像上面生日贺文中展现出来的那样高山流水，互相欣赏，那么杨光先攻击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文章又算什么？确实，杨光先写有多篇批驳汤若望和天主教的文章，都铿锵有力，表现出一副要把天主教赶出中国的架势。尽管长期以来杨光先作为反天主教、反西方的早期代表人物，一直颇受学者的关注，但有几个问题鲜有人追问过：到底杨光先在他所处的时代算是什么分量？他的议论能代表当时士人的想法吗？如果能，那么可以说他的主张从某方面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想法；如果不能，那么杨光先的议论就只是他的个人观点。
要了解当时士人对杨光先的看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跟他同时代的人怎么评论他：
1．章正宸（？-1646），崇祯四年进士，复社社员，后跟随南明反清，最后拒绝降清，遁入空门。
“杨光先，草莽甲士，妄干朝事，已属不经；且以不祥之器轻污禁地，滔天之罪，可胜诛耶！盖条陈参劾亦常事耳，何须作此怪诞之为?"21
2．王士禛（1633-1711），顺治十五年进士（1658），在官场、文坛、诗坛都有盛名。
“杨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师，以劾陈启新，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22
上面两条都是对杨光先在崇祯末年抬棺进宫一事的评论。当时杨光先为表示死谏决心，抬着棺材进了朝廷。明末党争，互相参劾是朝堂文化的一部分。文士以敢于坚持谏言、坚持意见为荣。如果因为进谏、议论而被处死或者下狱，这在当时被文士视为一种荣誉，堪比武将战死沙场。23当时杨光先带着棺材进宫参劾陈启新，确实惹怒了崇祯皇帝，把他流放去了辽西。当然带棺进宫一事也成为北京士人的谈资。上面两条评论中的章正宸、王士禛与杨光先是同时代的人，也都是当时京城士人中的头面人物。可以看出，两位对杨抬棺之举并不认可，认为杨只是通过乖张行事来博取关注而已。所以二人对杨进谏的论点都没有提及。除了对杨光先持负面评价外，二人在评论中都对杨的身份颇有微词。明代重视科举，能够通过各级科试考取功名，是当时士人资历的根本所在。章正宸和王士禛都是一路通过科试，进京拿了进士的人。而反观杨光先，连最基层的科试都没有考过。杨光先生长在黄山脚下的安徽歙县，是人才辈出之地，也是著名的歙砚产地。而章正宸说“杨光先，草莽甲士”，很明显这不是在说他来自偏远不毛之地，而是指他没有功名，出自“草莽”之中，也就是没有什么来历。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章要说杨“妄干朝事，已属不经”。在章的眼中，没有功名，不属于士大夫圈子的杨光先根本不配干预朝廷之事。王士禛的评论，虽然没有章正宸的尖刻，但是对杨光先的鄙夷也是跃然纸上。不仅说他“敢言”之名是妄得，还说他是“市侩之魁”。显然，王把杨归到市侩之中，而非士林之下。
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其实有两套基本评价体系。一是时人的评价，二是后来人的评价。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历史，容易将这两套体系混淆，会以已度人，以今度古。跟杨光先同时代的人，对杨的评价并不多，倒是他去世一百多年后，陆续有人注意到杨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论述。由于切合了后世的一些局势，关注杨光先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本书主要关注同时代的人对杨光先的评论，以寻求还原接近当时实情的历史。对于杨参劾汤若望一事，王士禛也有评价：
康熙六年，疏言西洋历法之弊，遂发大难，逐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汤若望，而夺其位。然光先实于历法毫无所解，所言皆舛谬。······先刻一书，曰《不得已》，自附于亚圣之辟异端。可谓无忌惮矣。24
王士禛是1658年的进士，后在康熙朝做官。从杨光先1659年第一次参劾汤若望到1664年历狱发生，王士禛都可算是京城官场内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王士禛是否跟杨光先有过来往，已无从考证。但作为时人，王士禛认为杨光先对汤若望的攻击“所言皆舛谬”，而且将杨光先攻击汤若望的真正目的归结为要夺汤若望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王还提到了杨光先的《不得已》一书，对这本攻击天主教的书基本可以说是不屑置评，因为杨光先竟然在书中自比亚圣孟子来辟异端，这对王士禛这样的传统士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所以王士禛评论说“可谓无忌惮”，相当于说杨恬不知耻。当时杨光先在北京士人中落下不知廉耻的印象大概也不是孤案。1664年，传教士介绍天主教的《天学传概》要出版，许之渐读过后觉得还不错，为这本书写了序。许之渐是进士出身，在朝做官，同时也是北京士林里的头面人物。杨光先当时正在参劾汤若望和天主教，他私下找到许之渐，要许表态他写的序是应酬文章，并非出自本心，这样他就可以不参劾许。这下把许之渐惹怒了，认为杨寡廉鲜耻，是在侮辱他。25后来许之渐并没有撤下他写的序，当然也因为杨的参劾被牵连到案子中。这是后话。
通过这些简单回顾，可以看到当时北京的士人圈子并不认可杨光先，不认为杨是他们中的一员，更不可能把杨视为士人的代表。尽管杨光先的名字在后世书写的清史书中经常被提及，也在西方写的天主教传华历史中出现，但这是因为后来写史和读史的人对中西冲突方面的历史有特别兴趣，因而杨作为其中的典型人物被记录了下来。但从任何角度看，杨光先在当时的士人圈子中都是没有地位的，他的言行自然也不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态度。
传统社会中的算命
杨光先在当时社会真正被接受的是他算命的技术。他真正被社会认可的身份是“术士”。前文提到过，给汤若望写过贺信的魏裔介就在他写的书中引用和提到过杨光先的算命理论。26传教士南怀仁也承认杨光先是懂算命术的术士，但同时指出他不懂天文历法。康熙中期，朝廷禁止过一些命书，禁书书单中就有杨光先的著作。27
在传统社会，算命风水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百姓一出生，取名、开蒙、读书、考学乃至后来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占算。中国传统数学就有很大一部分跟算命风水测算等相关。算命自古就是一个大行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或多或少要用到算命。在朝廷中，提供算命风水等相关技术的部门就是钦天监。钦天监的一大职能就是要根据观测到的天文，制定每年的黄历。黄历之中包括了很多测算中需要的信息。杨光先精通的是紫微斗数。这个算命方法至今仍然是最流行的算命方法之一，在互联网上的各大算命论坛都能看到。紫微斗数不属于秘传算命方法，有很多书存世，供有兴趣之人自行钻研。因而，紫微斗数一直是社会中广泛使用的算命方法。
黄一农教授细致考证过杨光先和汤若望主持的钦天监产生矛盾的渊源。中国传统天文把天空分成二十八个扇形区间，每一个区间就是一宿，俗称为天宫二十八宿。由于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同时，还在绕着地轴自转，会产生岁差。这样经过几百年以后，站在地球同一位置、同一时节观测到的星空和几百年前是不一样的。清朝初年，汤若望根据自己的观测，把传统天宫图中相邻的参宿与觜宿的位置做了改动。由于他当时是钦天监监正，这一改动就成了代表朝廷做出的官方改动。28
而这一改动对很多算命风水堪舆术都造成了冲击。现代社会，星宿已经不在日常话语体系之中。但在古代，星宿的基本知识是读书人必备的，属于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名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与“商”就是两个星宿，而这句诗还与两个星宿在天宫的位置相关，即这两个星宿不会同时出现在人的视野中。杜甫的这句诗表明，星宿是他以及诗的读者共有的常识。还有风水中常说到的青龙、白虎、玄武，这些也是星宿知识的一部分。尽管汤若望当时对参宿与觜宿的位置改动是根据观测结果来的，而且结果还经过其他人的核实，但他改变不了的是参、觜在算命风水等书中各有指代，同时参、觜二者的五行还正好相对，参属水而觜属火。他这一改，一些书中的推演法则、判词就失灵了。所以汤若望这看似是一个科学观测的修正，却对整个测算行业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对杨光先等擅长紫微斗数的人更是影响重大。紫微斗数算命是基于人的出生时间和年月日，找出人的生辰八字。比如2020年是干支纪年法中的庚子年，然后再根据规则，将月、日、时辰各兑换成天干地支中的两个字，这样与年合在一起就是人的生辰八字。一个人的生辰八字是不变的，就是所谓命。而紫微斗数推演一个人每年的不同际遇，就是用八字去比对不同年份的天宫图，然后进行预测。所以天宫图中星宿的排列对紫微斗数至关重要。杨光先最先盯上汤若望，并不是因为天主教，而是在汤若望改了天宫图以后。
为了扩大影响，杨光先将汤若望改天宫图的问题上升到汤不尊重中华古制、不尊重儒家传统的层面，以期在士人圈子中取得更多的支持。公正地说，杨光先的逻辑也不完全是牵强附会。从周文王幽而演《易》，到孔子勤奋读《易》“韦编三绝”，中国传统士人历史上就一直和推演、各种算命术有不解之缘。古人没有今人的科学观，所以算命技术高超是被社会肯定的。士人能推演未来，被认为是懂得自然韵律、感知天道的表现。因而，杨光先称汤若望修改天宫图破坏了中国传统，想以此得到北京士人的支持，也不能说是无稽之谈，异想天开。
汤若望参与算命
从实际效果上看，杨光先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写的批判汤若望的文章，在传统士人圈子中，并没有引起反响。29但他却被满人上层注意到了。后来杨光先向礼部上了参劾汤若望的奏本，礼部把奏本转递给了当时大清的最高权力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朱维铮先生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就是礼部当天就把杨的奏本转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那边。30当时杨是一介平民，正常情况来说，他的奏本上到礼部，礼部都未必会接收，就算接收了，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有人处理。而杨的奏本竟然当天就被转到议政王大臣会议那边，朱维铮分析这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杨递这个奏本是满人上层提前安排好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人的祖制，主要由八旗各旗的旗主，以及军队中的满蒙高官组成。在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个机构是凌驾于整个朝廷之上的，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处理军务大事。很明显，如果没有提前安排，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本不可能处理杨光先这种朝廷内文人参劾的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