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655年4月3日），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给顺治皇帝呈上六件礼物外加一份中文写的奏本，感谢顺治皇帝以及清朝长期以来对他们的优容和恩养。在奏本中，他们简要介绍了他们一路走来的经历。奏本是这样写的：
大西洋耶稣会神父远臣利类思、安文思谨奏：
微臣感恩无地，敬进西国方物，以表臣忱事。臣等产于西洋，从幼弃家修道。明季东来至蜀，居堂传教有年，不幸遭寇掳待戮。于顺治三年，幸逢大兵西剿，恭遇肃王恩释，依随来京。仰荷皇上隆恩，特送礼部，光禄寺，图赖固山家豢养，朝夕焚烛万寿，今经五载。感激无涯，兹有方物六种，躬献阙廷，伏祈皇上，俯赐勒收。
两位神父明朝末年就到了中国。利类思是西西里人（现属于意大利），1636年（崇祯九年）来华；安文思是葡萄牙人，1640年到成都，和利类思一起在那里传教。后来二人一直一起在中国传教，直到安文思1677年去世。
当1655年二人上这份奏本的时候，他们已在中国待了快二十年，早已不是来华的新人了。奏本中的遣词造句也可以看出，二人对于清初官场政治很了解。奏本感谢了肃王豪格和佟图赖固山（固山是八旗内的官职，是一旗的统帅，后改为都统）两个人，然后还提到了两个机构：礼部和光禄寺。为什么会感谢人的同时，又感谢机构，而不是感谢负责这个机构的人呢？这恰恰显示出了二人的圆滑老练，因为他们要隐藏和一个人的关系。
这个人就是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当二人在1648年跟着豪格的征西大军班师归来抵京时，他们的身份有两个：一是叛贼张献忠朝廷的逆臣；二是战地俘虏，已归为奴籍。2所以二人到京之时，是戴罪之身。当时在京做官的同为耶稣会神父的德国人汤若望，既不敢和他们联系也不敢把他们收留在他的教堂中。3但当时实际掌控北京的多尔衮，并没有为难二人，反而把二人交给专管接待外交使节的礼部来照顾，并且还给予了他们在北京城中活动的自由。“对于在成都张献忠的大西朝当过官的人来说，这二人最初能在北京没有被追究，并平稳地安顿下来，不得不说多尔衮对二人是有恩的。但是，二人上奏本的时候，多尔衮已经去世五年，早已不是一个可以在朝堂上提及的人。多尔衮的爵位在他死后几个月，就因为朝堂政治斗争被剥夺了。5两个神父很清楚当时的政治气氛，知道哪些名字可以提，哪些不能提。
当然，他们提到的两个人，豪格和佟图赖，都是当时政治气氛中对于他们有利的人。那两个神父又到底跟这两位满人权贵有什么联系？这其实就涉及两位神父是如何从张献忠朝廷的罪臣身份一步步和满人权贵搭上线的问题。从二人1648年进京算起，到1677年安文思去世、1682年利类思去世，他们在满人统治下在北京待了超过三十年，历经了两位清朝皇帝。要了解二人怎么慢慢进入满人朝廷的故事，就得从他们与两位满人权贵的关系说起。
战场上的俘虏
跟二位神父相关的大清历史大概得追溯到1643年，也即满人入关的前一年。后世称为清太宗文皇帝的皇太极（1592-1643），在没有留下遗诏指定继承人的情况下，这一年突然驾崩了。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方势力的争位行动。简单来说，当时有两方势力不分伯仲，一派支持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继位，另一派支持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为了避免满人内部的分裂，双方妥协达成了第三个方案：推举皇太极的第九子、当时六岁的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登位。作为附加条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一起为顺治当摄政王。虽然最后皇位问题得以妥协解决，但是争位的多尔衮和豪格叔侄双方成了仇敌。
1648年3月，也就是满人控制北京的第四年，多尔衮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豪格。逮捕前一个月，豪格刚结束四川西征，剿灭了张献忠，得胜回京。豪格在被逮捕当月就死于狱中。无论正史、野史都基本一致认为豪格是被多尔衮害死的。最让时人惊诧的是，多尔衮在豪格死后，还把豪格的夫人纳入府中。就连北京的汤若望神父也把这当成奇谈写进了他发回欧洲的信中。
1651年2月，多尔衮去世。在他死后两个月，顺治皇帝就在济尔哈朗的支持下剥夺了多尔衮家的爵位，瓦解了多尔衮在朝廷中的残余势力。同时，豪格的所有爵位得到了恢复。1651年以后，多尔衮就不是适合在朝堂上攀附的名字了。
有了这个背景，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两位神父在奏本中提到了豪格的名字，而不提多尔衮。不过，两位神父提豪格也不能算是攀附。因为二人确实和豪格有实在的联系。豪格是西征张献忠大军的最高统帅，而两位神父于1644至1647三年间在张献忠成都的朝廷中做官。6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张献忠大军进入成都后，为了活命不得不听命于张献忠。他们从西医角度，认为张献忠患有精神疾病，也亲眼见证了张献忠残酷掠杀老百姓。后世各种关于张献忠暴虐的传闻，都能在二人的记录中得到印证。
两位神父是在战场上遭遇豪格大军的，两人都在战场上中箭倒地。他们的欧洲人面孔救了他们，赶上来补刀的满人士兵没有杀他们，反而把他们带到豪格的大帐中。所幸当时随军的满汉语翻译和北京的汤若望神父有私交，救了二人的命。有了随军翻译的这层关系，二人虽然是战俘，并没有被为难，还得到了特别的关照。”
从四川被俘到最后1648年落脚北京，二人在豪格部队中跟着满人士兵一起走了一年半左右。8很多满人士兵也知道二人，知道豪格关照他们。有一次，豪格传令大部队，让士兵在各自俘虏中寻找两位神父的一个仆人。最初，抓住这个仆人的满人士兵并不想把他交出来，后来听说是豪格在找这个人，这个士兵亲自把仆人带到豪格帐内，当成礼物送给了豪格。”
满人传统中，士兵行军打仗都是自备武器和粮草，擒获的战俘归士兵私有，成为士兵的奴隶。对于士兵来说，获得战利品和获取奴隶都是同等重要的经济回报。在满人世界中，奴隶和牛、马、衣服这些一样，都是私有财产。奴隶最大的来源就是战场上的俘虏，所以俘获仆人的士兵一开始并不想交人；后来他把仆人交给豪格，和献给豪格一匹布是差不多的。
由于有豪格的照顾，满人士兵不久也把两个神父当成了自己人。大概在二人被俘五个月以后，部队回京路过西安。这时，两个神父已经知道满人军队内部的行事习俗。当时满人军队进入城市，按例都要临时征用寺庙等公共设施来驻扎。两位神父率先找到了当地的天主教堂，住进去后，就对后来的士兵吹嘘这里已经被部队内某某大人物征用了。士兵听他们这样说，就离开另寻他处去了。10
当然，两位神父跟着满人部队，适应满人生活的过程还是很痛苦的。从他们第一天在战场遇到满人士兵，他们就知道这些士兵是“外国人”。这些人和他们熟悉的汉人不一样，不会说汉语。尽管二位神父早已精通汉语，无奈从士兵到豪格，都不通汉语，完全没办法交流，他们所有交流都需要翻译。”满人军人吃的也和汉人不一样，两位神父得跟着满人学他们在行军中吃马肉。2跟着满人军队以后，两位神父的基本身份也跟以前在明朝以及在张献忠大西朝廷的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他们不算皇帝的臣民，而就是擒获他们的人的奴隶，是他们主子的私有财产。最开始的时候，两位神父各自有自己的主子。这样他们二人的生活，比如吃什么，吃多少，都由二人的主子决定。利类思运气较好，他的主子比较大方，能基本吃饱。但安文思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他的主子连基本食物都不给够，他好几次都差点饿死在路上。13
在行军路上的某个时候（1647-1648），二位神父的奴籍被转到了豪格名下。主奴关系是满人八旗世界中最基本的阶层关系之一。在满人的理念中，主子给奴才提供生活所需，而奴才对主子尽忠。14满人统治者也深知奴隶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而他们推崇主奴之间以家为单位，和睦相处。用努尔哈赤的话说，就是要形成一种“奴才爱主子，主子爱奴才”的社会。15由于主奴关系中蕴含着家庭关系，因而外人在对待一个奴才的时候得看主人是谁；同样，要是主人升官了，自家奴才也跟着高兴，感觉脸上有光。
满人入关以后，汉族大臣极力反对满人的主奴统治，但满人上层还是力排众议，坚持主奴关系是满人八旗制度的基础。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清初严厉执行《逃人法》，这个法令的核心就是重罚那些胆敢容留逃跑奴隶的人。16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汤若望神父知道两位神父是奴隶身份，就不敢在他设在北京的教堂中收留他们了。17
对于做过豪格奴才的这一身份，两位神父并没有隐瞒。因为满人社会中的奴才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奴”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奴”属于贱民阶层，地位在贵族、官吏、平民之下。简单来说，在中国社会，“奴”和其他属于贱民阶层的人社会地位低，在社会多方面受歧视，而且法律和社会习俗还对贱民阶层有很多专门的行为约束。。18但在满人社会，奴才的身份不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主子的社会地位。用通俗的话来说，在满人世界，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是奴才身份，而是做的是谁家的奴才。如果是皇帝和达官贵人家的奴才，那是一种有利的身份。
两位传教士知道做过豪格奴才，表明了他们算是豪格一脉的人。这个背景对二人在顺治朝廷是有利的，因而他们在给顺治上奏本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个已经过世了七年的前主子。
康熙母亲的娘家
在豪格1648年去世以后，两位神父的奴籍转到了佟图赖名下。19佟图赖是正蓝旗汉军都统，是整个佟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满人八旗，每一旗有一位旗主，旗下又分为满、蒙、汉三旗，也就有三位都统。由于旗主必须是努尔哈赤的后代，所以都统这个职位是非努尔哈赤后代在八旗中能达到的最高职位。
明末以来，佟氏家族一直是满人龙兴之地-辽东地区的名门望族。努尔哈赤娶的第一位夫人就来自佟家，他还用“佟”作为他的汉族姓氏。佟氏家族从努尔哈赤时期起就在满人政坛中有重要地位。满人1644年入关以后，佟家子弟遍布朝野，当时甚至有“佟半朝”一说。
在满人政坛中，佟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其成员兼具满人和汉人两方面的文化特点。由于康熙的母亲出自佟家，因而佟家是汉人还是满人就决定了康熙到底有没有汉人血统的问题。历史上一直争论不清到底他们是汉化了的满人还是满人化了的汉人。20但无论观点如何，都承认佟氏兼具了汉满两方面的特质。在17世纪初，明清在争夺辽东的时候，两方也都认为佟氏家族是自己人，两方都在争取他们。”在辽东地区，佟氏是少有可算作书香门第的家族。1616年，佟卜年中了明朝进士。当时明朝廷经营辽东的熊廷弼就把佟卜年招致麾下，希望他能作为佟氏的代表，帮自己打理辽东。
佟氏家族中的佟养性和佟养真在1619年投奔到努尔哈赤帐下。努尔哈赤按照游牧民族的老传统，嫁了自己氏族中一位女子给佟养性，把他称为额驸（驸马），这样通过婚姻纽带来巩固双方的关系。22在明廷看来，两位佟氏重要人物投靠努尔哈赤，意味着整个佟氏家族的叛变。因而佟氏家族的成员在明朝疆域内集体受到了牵连。按照佟家后人的记载，佟家成员一些被迫逃进山区，有些不得不隐姓埋名来躲避明廷的追查。23佟卜年也被查下狱，最后冤死狱中。至死，佟卜年都在喊冤，死前还留下了一份绝笔痛陈其清白。24
满人没有介意佟氏和明朝的种种联系，反而视佟氏家族与汉人的联系为佟氏的特有价值所在。努尔哈赤和后来的皇太极都信任佟氏家族的人，佟氏家族的人在满人军队和朝廷都得到重用。1620年代以后，皇太极更是直接把所有与汉人相关的事务交给佟养性来打理。这包括满人区域内的汉人、明疆域内迁徙过来的移民，以及在战争中抓到的汉人俘虏。25
利类思、安文思在奏本中提到的佟图赖是佟养真的二儿子，是满人朝廷中“佟二代”的领军人物。从军事上来说，佟图赖声名显赫，不仅在最初满人的辽东扩张中有各种军功，在后来攻占明朝本土、消灭南明势力时，也立了大功（他带的部队人关以后一直打到广西）。入关以后不久，顺治皇帝还娶了佟图赖的女儿。1654年，也就是利类思、安文思上奏本的前一年，佟氏给顺治皇帝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
对于佟氏家族，跟本书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佟图赖会在豪格死后，同意接收利类思、安文思成为自家的奴才？而且让他们二人吃住在自己的府上，也即让他们做的不是普通奴才，而是包衣奴才？“包衣”是满语的音译。据清史前辈孟森解释：“包”是满语“家”的意思，而“衣”相当于汉语中的虚字，类似于“之”字。包衣奴才就是指跟主子关系最近的、家周围的奴才。26满人人关以后，包衣奴才专指满人权贵家里面的奴才，是整个奴才群体中地位最高的一群。后来许多清朝名人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就是康熙的包衣。
对于佟图赖为什么会把两位传教士收入府中做他的包衣，当时在北京的汤若望在写给欧洲的书信中解释过，他说是因为佟图赖和西洋人的关系一直都好，和他自己的私交也很好。27汤若望所谓的“和西洋人关系好”指什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好关系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些问题和佟氏家族与清朝汉军八旗建立的历史有关。
满人对西洋人的印象
在满人最初辽东发迹的过程中，明军使用的西洋“红衣大炮”一直是满人骑兵的心腹大患。当明军在城池上架起西洋大炮，战无不克的满人骑兵基本束手无策。17世纪二三十年代，满人军队打的败仗基本都和明军用大炮有关。努尔哈赤自己就是在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大炮所伤，几个月后就死了。28皇太极在即位后第一年，就兴兵为父报仇，但都败在宁远和锦州的大炮之下。不过这也让皇太极认识到了大炮的威力，开始致力于发展满人的炮兵部队。在1620年代后期，明满双方都意识到了西洋大炮在战争中起到的关键作用。1626年宁远大捷以后，明廷甚至派礼部官员给立功的红衣大炮做了祭祀典礼，望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以保大明江山。9袁崇焕也在宁远大捷后给朝廷奏事时总结道，对付满人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凭坚城以用大炮”。3同样，满人在大凌河之战中使用大炮获得胜利后，也确定行军打仗，大炮必不可缺。31
但在1620年代末期，明朝还没有技术仿制欧式的“红衣大炮”，而主要依赖从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进口，以及依靠他们训练军队，提高大炮的命中精度。1625年，已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明朝大臣徐光启派了两个门人到澳门去谈购炮之事。当时在澳门的葡商以及传教士都认为大炮贸易是天赐良机，可以借此加强和大明的关系。所以澳门的商人和传教士对大炮一事都很上心。1629年，耶稣会神父陆若汉（joáorodrigues，1561-1634）带领30位葡萄牙炮手和40尊大炮从澳门出发去往北京。321630年1月，队伍在抵达距离北京约60公里的小城涿州时，正好遇到了满人南侵围城。他们一行便在城上架起了大炮迎敌。据记载，满人骑兵仅仅是听到如雷般的炮声，还没有开始真正攻城，就撤退了。33有了这个战绩，自然整支队伍到北京后受到了相当高的礼遇，而且北京还给团队中每个人开出了很高的薪俸。当时只有带队的陆若汉因为自己的神父身份拒绝了明廷的俸禄。明军的前线将领得知这批带着大炮的洋人队伍来京以后，都纷纷上书朝廷要这些洋人和洋炮。34在这一背景下，明廷在5月又派陆若汉带人到澳门磋商进一步购买大炮和雇佣葡萄牙炮手的事宜。11月，陆若汉带着100名葡萄牙炮手和12门炮从澳门启程赶赴北京。可惜的是，当时明廷内部廷议不能平息，一些大臣反对雇佣西洋人。整个队伍到达南昌以后，朝廷又命整支队伍返回澳门候旨。3-
在满人那边，皇太极命佟养性负责办理所有大炮事宜。1631年2月8日，在佟养性监督下，满人制造出了第一批大炮。其中最大的一尊取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佟养性的名字连带一帮负责造炮工匠的名字都刻在这尊大炮的炮身上。36七个月以后，佟养性就用这批大炮在大凌河之战中立下了首功。3乾隆年间，清朝官修历史总结“红衣大炮”的章节，写道：
其年，征明，久围大凌河，而功成以用“大将军”力也，自后，师行必携之。38
大炮生产出来的那一年就在艰难的大凌河一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就是后来满人出征都会携带大炮的原因。
官修历史中没有记载满人的造炮技术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在1630年代，明朝这边是没有技术制造出欧式大炮的，主要依赖进口。当年修史的人大概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只能用春秋笔法留下疑问，没有给出答案：
先是连鸟枪尚未造，造炮自此始。39
鸟枪都造不出的满人，突然技术大进，造出了大炮。这个技术的跨越，史官只能感叹，没办法解释。清史学者牟润孙猜测，满人可能直接从西洋人那里得到了技术，因为负责造炮的佟养性在投奔满人之前是在北京做买卖的商人，那时他接触到了西洋人。40尽管牟润孙没有能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猜测，但似乎这是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满人突然能够超越明朝，自己把欧式大炮造出来的原因。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