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两位儿媳的丧事，梁先生就病倒了。身体受了早春的风寒，邪毒入侵。身病加心病，终至一病不起，不过短短半个月就病故了。可怜梁先生一生干的都是悬壶济世的事，却没料到自己会英年早逝。
梁先生缠绵病榻的半月间，一直是秋园的大哥秋成陪床。他在父亲身侧搭了个小榻，衣不解带地伺候。办完父亲的丧事，秋成便得了怪病——全身乏力，颤抖个不停。病名无从查考，病因倒可想而知：半个多月里，失妻丧父，连办三场丧事，这年轻人撑不住了。
秋园的童年时代结束于十二岁——那年春天，她失去了三位亲人。
亲手送走自己的亲人，这只是开头。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秋园生下五个孩子，带活三个，夭折两个。四十六岁，她埋葬了丈夫。秋园自己活到了八十九岁。去世前那几年，她常说的话是：“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
四
秋成这一病便是整整三年。
一天，一个早年结盟的朋友从信阳过来看望梁先生，才知他已经走了。朋友好一阵伤心，大哭了一场。又看到梁先生的大公子病成这样，叹息不已。这个朋友本来抽大烟，就让秋成抽了一口，说是提提神采。
秋成接过对方递来的烟枪，连抽了好几口，顿觉精神振奋、飘飘欲仙，浑身一阵轻松，病魔似乎已离他而去。他一下子好了许多，居然能下地走路，也有了食欲。只是把个大烟抽上了瘾。
梁家家底算得殷实，光洋用两个大缸子埋在屋檐脚下的水沟旁。家人只得把这些光洋挖出来，由着秋成抽了一段时间大烟。
这么着坐吃山空，家里只剩了个空壳子。眼见一家人生计都要没了着落，秋成不得不重新挂起葆和药店的招牌，一边替人看病，一边戒烟。托梁先生原先的口碑，病人倒也络绎不绝。秋平不曾学医，便掌管药店杂务。兄弟齐心合力，药店一时间蛮有起色。
梁先生去世后，梁太太就让秋园停了学，留在家里学做针线活。秋园心里不乐意，但当时家中那个景况，她实在不忍忤逆母亲。何况，家里渐渐也拿不出钱来供她上学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洛阳成了战时行都。于是，葆和药店便常有一些身着戎装的军人或戴礼帽、穿长衫的大小官吏前来看病。
一天，安良街上一个姓扣的人家出殡。秋园也跟着梁太太出门去看热闹。扣姓人家很有钱，所有活人在阳世上用的东西，死人也样样不少。这些东西用竹子和纸扎成，摆满了两条街，上山时让叫花子举着、抬着，到了山上再一把火全部烧掉。
秋园在人群中看了一会儿，就朝家中走去，浑然不觉看热闹的人里有个人一直注视着她。
此人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位校级官员。他患有偏头痛，经常去葆和药店看病，秋成开的方子有缓解之功，一来二往，俩人便成了朋友。见秋园走进药店大门，过了一会儿，他也踱了进去，问别人刚才那个留长辫子的姑娘是少梁先生的什么人。
店里的人回答：“是少梁先生的妹妹。”
仅隔了两天，葆和药店就迎来了国民政府参军处秘书长的夫人。这位董太太三十来岁，长相漂亮，衣着华贵，穿金戴银。她不看病，而是直接找到梁太太，把她拉到一边，俩人嘀嘀咕咕了许久。秋园虽不知她们在讲些什么，但见她们说着说着就往自己这边看，便知道她们讲的必定和自己有关。
从那天起，董太太隔三差五就来药店一趟。她给秋园买了两双高级皮鞋，还再三交代梁太太别给秋园裹脚。虽未点破，可秋园心里明白，董太太是来给自己做媒的。
两个月后的一天，梁太太忽然对秋园说：
“小妞呀，董太太是来给你说媒的，说的是国民政府参军处上校参谋杨仁受。他是湖南长沙人，今年二十六岁，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有田有屋，是个小康之家。”
梁太太问秋园同不同意这门亲事，秋园不答，再问就哭。太太问了三夜，秋园哭了三夜，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哭什么。
一天晚上，当梁太太再问时，秋园突然来了主意，把眼泪一抹，说道：
“让他送我读书，等我中学毕业了再结婚。”
第二天，董太太来了，梁太太转告了秋园的意思。
第三天一大早，董太太就来了，喜形于色地对梁太太说：
“杨参谋不但愿意送小姐读书，还打算将老父接来洛阳，买房子安家。”
梁太太点点头，秋园终于也点了头，这桩婚事就算应允下来了。
五
秋园未及与杨参谋谋面，董太太就领着四个人送来了聘礼，他们每人头顶一张小方桌，鱼贯走入葆和药店。小方桌是从喜店租来的，专门用于送订婚大礼，桌子由竹子编成，边长一尺五寸，中央安一个碗口大的竹圆箍。桌面上铺着红绸布，聘礼就放在红绸上，计有四件旗袍、一对金戒指、一对秋叶金耳环、一双金镯子，还有四双缎面平底布鞋。
秋园出嫁那天，看热闹的人山人海。送亲的和迎亲的分乘八顶蓝色大轿，这叫双娶双送。新娘子坐一顶花轿，吹鼓手在一旁奏乐，这种出嫁场面当时在洛阳算得上高规格了。结婚典礼在河洛饭店举行。主婚人是国民政府参军处的参军。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了贺喜对联。
秋园躲在红绸布后面，对外面的热闹心不在焉，只是迫不及待想看看自己的丈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便偷偷地掀起盖头来。新郎一副文官打扮：头戴礼帽，脚蹬圆口皮鞋，胸前戴朵大红花，国字脸白白净净，面相诚笃忠厚。此时此刻，秋园才算放了心。
仁受在洛阳安家的承诺却没有兑现。一九三二年底，国民政府回都南京，秋园也跟着仁受到了南京。
秋园一心想读书。那时正值阴历十月，没什么学校可考，她就参加了妇女职业补习班，学习缝纫、刺绣、编织。周围同学多半是结了婚的妇人，其中最大的有三十岁，秋园年龄最小。
仁受在南京大沙帽巷租了两间住房。他的薪水并不高，每月九十块银元，碰上国难当头，薪水九折，每月实际还领不到九十块。两个人生活很是节俭，每天早上一人一个烧饼、一个鸡蛋，再加一壶开水。饭后就各干各的，仁受上班，秋园去妇女补习班。晚上，仁受教秋园写字、读书、念诗，待她就像个小妹妹。逢仁受休息，两人常去夫子庙玩耍，秋园总会买上一盆小花带回家养。不久，租屋过道里就高高低低摆了一溜儿花，不名贵，倒也煞是好看。
仁受是湖南乡下人，幼时母亲即过世，父亲做点小本生意——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巷，卖些坛坛罐罐之类的窑货养家糊口。由于四十岁才得仁受这一子，父亲下决心要送儿子读书。
仁受很快显出聪慧资质，吟诗作对都有模有样，还写得一手好字。教书先生叫李经舆，是地方上有名的文人，颇喜欢仁受。李先生有很多学生在外当官，待仁受长成少年，李先生便让一个在国民政府做官的门生将他带了出去，以免乡下地方埋没人才。
十六岁的仁受便离开了家，独自在外闯荡，当了上校参谋，如今又给自己娶了亲。
在南京安家后，仁受就惦记着要把老父接来一起生活。不久，由堂弟杨均良护送，八十四岁的仁受父亲来到了南京。老人家已双目失明，仁受请了个保姆专门侍奉他。尽管仁受百般孝敬，父亲还是想回老家。老人家天天哭，怕自己死在城里，说要死在乡下、要睡棺材、要埋在山上。仁受万般无奈，只得又写信请堂弟来把父亲接回老家，并让父亲寄住在堂弟家里，每月给堂弟三块大洋作为生活费。算了算，老人家在南京只住了八个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南京。
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日军占领南京前，不时派军用飞机到城市上空侦察。虽然飞机飞得很低，但日军既没遭到防空炮火阻击，也没遭到军用飞机拦截，有时连防空警报都没响。更可笑的是，一些南京市民竟然在街上摆了桌子，拿根长竹竿去戳飞机。
数月之后，南京大屠杀发生了。
六
一九三七年深秋，一艘轮船停泊在汉口码头上等待靠岸。浓雾笼罩着宽阔的江面，看不到江水和天空，也看不到不远处的其他船只，天地之间只剩浓白的雾。远方，一小片浓雾深处闪烁着淡白的光亮，那是太阳在照耀，可灼热锐利的阳光亦穿不透浓雾。间或有汽笛鸣响，那声音孤单、凄清，如盲人般在雾中胡乱摸索、碰撞。
仁受、秋园和他们五岁的儿子子恒正在这条船上，船将开往重庆。自十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将其作为战时陪都起，国民政府大小官员便陆续撤往重庆，仁受也在其中。
仁受像头困兽，一会儿到甲板上加入同仁对时局的议论，一会儿在舱室里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战事越打越艰难，这一去就很难回头了。他没有别的牵挂，只想再看一眼又当爹又当妈，将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瞎眼老父。战事发展非人力所能控制，微弱的个人就像一段浮木，在时代的滔天大浪里载沉载浮，不知会被浪头打往哪一个驳岸。倘若这次见不到父亲，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了。此地离湘阴甚近，不如带妻儿下船，看眼老父亲再走……一路上他都举棋不定、心事重重。
秋园忙着哄逗五岁小儿子恒，母子俩常常无知无觉地咯咯欢笑。秋园这年二十三岁，她北人南相，长得白皙、窈窕，身上那件深蓝底缀银色梅花的缎子夹袍更衬得她面目清丽。自打结了婚，仁受就是她的天，她依他如父如兄。秋园想得很简单：仁受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仁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仁受看着秋园母子俩，愈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时局如此混乱，一下船恐怕前途未卜；可此番若不见老父一面，今生或许再难相见……他在两种思绪中挣扎无果，索性出了舱室，径直走到甲板上向一位张姓同仁请教，此人素有“张半仙”之称。
“你替我算算，我究竟该下船还是跟着船走？”仁受焦急地问道。
张半仙回到舱室，郑重地替仁受打了一卦。卦象显示，仁受该下船，回湖南乡下看望老父。既然天意如此，不妨遵从。
仁受回到舱室，匆匆对秋园说：“把东西都收拾好，船一靠岸我们就下去。”
船在大雾中等待了三个小时，浓雾在阳光的驱赶下总算渐渐散去。船只鸣响汽笛，小心地向岸边靠去。
这艘船只是中途停靠武汉，下船的只有仁受一家。仁受拎着皮箱走在前面，秋园牵着子恒跟在后面，两名勤务兵挑着四个大箱子尾随其后。
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抱起子恒，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