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及因劳力弱和遭受灾害而生活困难的特困户，市政府采取临时救济和春节前集中救济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2004年6月，出台了《穰县农村特困户救助办法》，2006年7月，又将农村9388户、22500人纳入农村低保救助范围，平均每年发放生活救助金和医疗费170多万元。
——《穰县县志·民政》
清立：无论走到哪儿，刀不能离身
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清晨起来，村里人都出来查看房前屋后的情况，害怕有地方存水太多，泡到地基。乡村的下水道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没有统一的排水管道，都是各自为政，一到下雨，村里的水流纵横交错，前后邻居为排水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
我和哥哥也到老屋去查看了一番，东西屋的两个水坑里储了好多水，但还没有漫到前后地基的地方，不会造成老屋的倒塌。我们准备回去吃早饭，走到青石桥的地方，清立挎着篮子出现在路的那头。他的上衣敞着，露出滚圆的肚子，裤子用一根草绳系住，一只手拿着一把长约八九寸的砍刀。看见哥，老远就笑眯眯地打招呼，“叔回来了。姑啥时也回来了？”他的声音很低，有些沙哑。我低声对哥说：“看着怪正常啊，怎么都说他神经了？”哥说：“说两句话你就知道了。”然后大声对清立说，“清立，起恁早，干啥呢？”清立说：“河里涨水了，5点多就起来，到河里逮鱼了，逮住条大鲶鱼。”说话间，走到我们面前，把篮子伸到我们面前，只见小篮子里卧着一条大鱼，有四五斤重的样子，胡须还在微微地动，我和哥都赞叹起来。清立一听，非要把鱼送给哥。他把篮子放在青石桥边，到处找绳子，想把鱼穿起来。
我说：“清立，给你照张相。”他好像不相信的样子：“真的？”我说：“是真的，你站好，摆个姿势。把手里的刀先放一边儿，不好看。”清立却说什么也不愿意，一定要拿着刀。我说：“你把它先放篮子里，等照完相再拿上，不就行了吗？”说着，我就很自然地去拿他的刀。清立的脸色突然难看起来，非常紧张，手里的刀握得更紧了，眼神里露出些凶光。哥看见这情势，赶紧上来拦我：“你照就是了。”
清立好像忽然醒悟过来，掀开衣服，把刀插在裤腰里，然后放下衣服，从外面几乎看不到刀了，只有一个很浅的轮廓。我说：“开始了。”清立却又跳起来，说：“别慌，我还没摆好姿势。”他跑到一棵树旁，倚在旁边，腿交叉着，大概觉得这姿势很美，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照完之后，再三嘱咐我洗出来一定送给他一张。
我很想和他聊会儿天，了解一下他的精神状态。九年前，清立突然神经了，拿着刀到老支书梁兴隆家里行凶。梁兴隆吓得满村跑，清立满村地追，把梁兴隆的头、手、腿几乎都砍断，胸部也挨了一刀，肋骨都露出来了。梁兴隆老婆的手和腰也被砍伤了。这件事成了当年轰动方圆几十里的新闻，有好事者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梁庄出新闻，清立砍兴隆，胳膊断了线，刀往肚里捅。”
我问他日子怎样，他却反问我：“你从北京回来，那奥运什么样？”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说到奥运很了不起，我心中还暗自吃惊，觉得清立并没有真正傻。再往下，就不知所云了。清立说话声音很低，嘟嘟囔囔的，听不清楚。一会儿粮食政策，一会儿治安管理，一会儿又哪个地方死人什么的，思维很乱，没有完整的表达，但几乎全是国家大事。他双手抱在胸前，眼睛看着天，还有点沉思的状态。
临走的时候，清立一定要我们拿走他拎着的那条大鱼，他已经在地上找到一根细绳，把鱼串好，非让哥哥拿着，哥哥推说拿着不方便，但怎么推让也不行，最后哥哥只好拎着这条五斤的大鱼回家了。路上，哥哥说：“你那会儿去拿清立手里的刀，你知道有多危险？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他在村里，刀是从来不离身的。有时候，走着走着，他就会拿着刀乱舞一阵儿，谁也不敢拦他。你想，出了砍人的事儿，谁还敢上他跟前？”他为啥非要把鱼送给哥哥？因为当年打官司，哥帮他请律师，找精神病院作鉴定。他心里还是明白的。
吃完早饭，我让哥给我讲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清立，今年可能四十四岁吧。原来做过小生意，很精明，干活也出力，干瓦工。他们家在梁庄也属于被欺负的对象，他爹属于脑子特别死的那类人，没有一点正义感，没团结住人。想巴结村干部，但又巴结不上，村里人都看不起他。“文革”时曾经得势几天，但也只是打手，那时候咱爹受批判，他也跟着别人，上去又踢又打。在村里没一个朋友，很少有人到他家去串门，几乎没有摆过酒场。清立，在农村属于能干人，但为人处事也和他爹有点相似，性格孤僻，很少交到朋友，但见人说话打招呼比他爹强。
清立没挣来多少钱，娶个老婆却很逞强，老是吵他没本事。其实当时，整个社会环境都没钱，清立分家后，日子在村里过得不算最差，可他老婆不愿意，俩人为此常吵架、打架。清立吵不过，也打不过。可能那时候性格都有点压抑，村里的人感觉到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但也没出过啥事儿。
清立和梁兴隆的矛盾根源在于房子的问题。清立的房子在坑塘边，离兴隆家比较远。但是，兴隆家的下水道被挡住了，其实不是个大问题，下水道都是自己挖的，怕下雨了排水不畅，稍微改一下就行了。但是，兴隆当支书那些年，习惯了以势欺人，就直接跑去骂清立，清立还了几句嘴，还把兴隆推倒在地。后来，兴隆的几个儿子认为非得治清立一次不可，敢欺负到太岁爷头上，那还了得？兴隆的仨儿子跑到清立家里，把清立揍了一顿，打得不轻。到大队那儿评理，村里治安主任是兴隆二儿子的亲家，你说，清立能说赢吗？把清立定为没理，因为打了梁兴隆，又给赔了五百块钱的医药费。从此之后，清立种下心病，彻底神经了。
一天夜里，梁兴隆的儿子在周家看完电视回去，正准备开门，有人拍拍他肩膀，他一回头，就被戳了几刀。有人怀疑是清立干的。他们去找清立的事儿，清立说他没有，大家都不信。又打了一架，这次，清立更吃亏了。这中间，清立的老婆也带着儿子走了，找不着，可能出去打工了，连个信儿都不给清立留。
有几个月的样子，大概是1999年的夏天，具体哪一天忘了。清立手里拿把砍刀，不知道是为啥，跑到兴隆家里，先打兴隆老婆，把他老婆手指砍断，头上还弄个窟窿。梁兴隆吓得满村跑，清立拿着刀满村追，兴隆的脖子被清立用砍刀割了一下，肩上、腿上也砍了几刀。旁边的人去拉，清立拿着砍刀满村追，吓得也没人敢上来拉架。人们说，兴隆这次肯定是活不成了。
兴隆和他的老婆都住进了医院，清立被抓到了派出所，兴隆花了一万六七，弟兄几个为谁出多少钱吵得像鳖血一样。俩人都是重伤，后来还作了伤情鉴定。按法律规定，可以把清立判刑，至少十五年。
这时，不知谁出个主意，说应该给清立请个律师，作个精神鉴定。他爹来找我，开始我想着不能管，兴隆跟咱们家有仇，别想着我是公报私仇。后来，我又想，我这是坚持正义哩，万一清立是真有病呢？一个病人，也不能这么冤枉他。我这才帮他联系律师，找医生作鉴定。一鉴定，确定清立为躁狂型精神病。
开庭时，法官问清立：“梁清立，你为什么要杀梁兴隆？”清立说：“我日他姐，我就是想把他弄死。弄他弄得还嫌轻了。”问了好几次，清立都是这句话。法官审不成，开庭没多长时间，就宣布休庭，又让清立去作精神病鉴定。后来，在地区作了鉴定，确实是精神病人。几个月后，清立被无罪释放。
回来之后，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为了吓人，反正无论走到哪儿，他总是刀不离身。
我黯然。古老的乡村故事仍在延续，即使现代之风已经吹了几十年，仍没有改变乡村内部的生存结构。当然，对于清立来讲，法律的公正已使得他逃离了刑罚的苦难，但是，他精神内部的崩溃又有谁能负责呢？哥哥一定要让我看看清立的房子，可能会更有启发。吃完午饭，我和哥哥到清立家。清立的房子其实就在一进村的那个坑塘边，我一直没有在意。房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盖的那种青砖混泥瓦房，墙一半是砖，一半是泥。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东屋和西屋的两个窗户全部用砖砌了起来。
清立看我们来了，非常高兴，把我们让到屋里，屋里光线非常暗，能闻到一股腐败的垃圾场的气息。进门的正屋还算有点光线，可以看到家里的摆设。其实，也没什么摆设，中间一张破旧、低矮的小桌子，两个凳子，桌子上落满了灰尘，估计好久没有人来了。后墙是用泥砌的一个长条凳，上面放着各种杂物，物品上面挂满了蜘蛛网，有着尘封的感觉。西屋里面几乎是黑的，支着一张床，床上一张破席，几件衣服，没有枕头。那把砍刀赫然放在床上，在微黑的光线中闪着亮光，让人有些莫名的心惊。
屋里的味道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急急地退出。本来想照张相，又怕清立不高兴，我就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哥哥给我示意了一下，让我看看院子里的猪圈。猪圈里也是漆黑一片，没有猪，但是，里面却铺满了长长的蒿草。从清立家出来之后，哥哥说：“现在，清立每天的工作是去河里砍蒿草，铺在里面。再去砍，过一段时间，满了，弄出来扔了，再砍再铺。”问他干啥，说是磨刀，清立说：“日他姐，长时间不用，刀就钝了，那会行？万一要使可咋办？”
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墓地里
第一次看到墓地里的这户人家大约是在十年前，也是夏天。一场暴雨之后，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上坟。哥哥说墓地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不知为什么离群索居，住在这里。我很好奇，就跑过去看。墓地尽头的那片地已经被精心修整过，有碾平的打麦场，上面堆着尚未碾下麦粒的麦秸秆，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层发了芽的麦粒。还有一口水井和自制的磨盘等。中间的开阔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盖房子，墙刚刚垒好，旁边是自己打制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梁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小茅草屋。两个男人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哥哥给他们发了一根烟，他们的神情才略微有所放松。我弯腰走进茅草屋，等眼睛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之后，我被里面的情形惊呆了。
茅草屋并不完整，前面还有一个所谓的门洞，后面却只是玉米秆之类的东西糊起来的墙，暴雨穿透这些脆弱的遮挡物，浸泡了这狭小的空间。这应该是一个厨房，锅灶上面已经被雨和泥弄脏，没有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整个空间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台前面的那片地，空间狭小。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蜷伏着三个人，一位可能是母亲，两眼痴呆地望着前面。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趴在地上，下面有麦秸秆垫着，头发披散着，看不见她的脸，整个人一动不动。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哭，大概有十来岁的样子。哥哥过去摸了一下趴着的那个小孩，发现小孩发高烧了。哥哥和那个年龄大的女人说话，她却没有任何反应，又问外面的两个男人，男人说是昨晚小女孩儿淋雨了，一直在发烧。
我们返回到镇上，拿了药，买了些面条、饼干、盐、菜，去五金店割了几丈宽的厚塑料布，又回到那里。我把饼干递给姐姐，姐姐没有吃，扭过头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饼干。”姐姐轻声地叫着妹妹，妹妹还是一动不动。哥哥让两个男人把那位妇女搀出去，让小姐姐扶着妹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小女孩儿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好像没有呼吸的样子。哥哥给她打了一针。
后来，我一直在琢磨，灶台前那只容得下三张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屋里唯一一片干燥的地方，晚上有五个人，有生病的小孩子，两个男人，一个半傻的妇人。他们如何度过那个夜晚，那个漫长的、冰冷的、大雨如注的夜晚？到现在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心口还是莫名的疼痛。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永远的谜。
十年后，我重新又踏上了这片土地。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的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的正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他们停了下来，直起腰，盯着我们看。毫无疑问，那位老人就是这家的户主，十来年不见，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花白色的头发看起来好长时间没有洗过，一片片纠结在头上，长得垂过了肩，胡须几乎遮住了嘴唇，也是脏乱不堪。眼睛似乎有点白内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样子。旁边的小姑娘神色活泼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们让他从地里到田埂上来，他似乎没有听清，询问般地看着我们。小姑娘先上来了，略带羞涩，拘谨地看着我们。大姐拿出五十块钱给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的看着地里的老头。老头终于动身，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是喃喃自语，眼睛盯着我们，也好像是在与我们交流。姐姐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推辞了几下接住了，说着什么仍然听不清楚，又问了几次，才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好拿啊。和清立一样，这是一个长期孤独的人，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我对身边的小妹妹特别感兴趣。她红扑扑的脸，瘦小，但很健康的样子。眼睛弯弯的，一直带着笑，非常可爱、质朴。我很好奇，她是当年的姐姐还是妹妹呢？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今年春天死了。那么，她就是那个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长这么大了，真的太好了。在言谈之中才知道，她姐姐嫁到贵州去了。而这个小女孩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出去打过工，到广州，但很快就回来了。因为她不识字，很多东西不懂得，也害怕。忙过这段时间，她准备到镇上食堂帮忙。已经和人家说好了，一个月五百块，管吃管住，食堂已经催了她好几次，等着她去呢。我听了非常高兴，小姑娘自己也挣钱了，最起码，她的生活没问题了。父女俩现在住在村里的炕烟房里，是村干部给找的，这边盖的房子老是塌。我看看周围，大致明白她所说的，这一片地势太低，夏天雨季的时候，很容易积水。
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地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弄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
我的心一阵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欣喜，这样一个生命，终于熬过艰难的岁月，又这么健康开朗，质朴纯洁，她未来的生活应该会更好些吧。我没有告诉她十年前的事情，当年才五六岁的小姑娘，应该是不记得的那一幕吧。但愿她永远忘掉。
返回时已近中午，路经清道哥家，清道哥家高朋满座，是镇政府里的一些朋友来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们经过，非常高兴，把我们喊过去，介绍了一番，言语之中也略有点炫耀的样子。
说起墓地的那户人家，我才知道，他叫昆生。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也应该有一个名字。
昆生，人称“大胡子”，年轻的时候入伍做汽车兵，退伍后没有回来，在云南、贵州一带做散活。据说，他手很巧，特别会编篾席，能够在席中间编出不同颜色的字和花。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贮藏窖、房屋，都是他自己弄的。
清道哥说：“那货，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要说村里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几个，不知道为啥，非要住到那个地方。那年他在墓地盖那个小房子，还来向我要砖，也不算傻嘛。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总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给你盖吧？’”清道哥说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漫不经心、略带点蔑视的口吻。
我问清道哥，政府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譬如补助什么的。清道哥说咋没有，村里为他可没少操心。当年为他住在坟园，说多少回，让他回村里，就是不愿意。后来，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坟园的房子塌了，这才嚷嚷着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队，把队里的老炕烟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他老婆春天死了，也是村里帮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块钱，还有三四百块钱照顾款，平时面粉、被子、衣裳都给他，实际过得不错，比村里其他死出力的老实货还强呢。清道哥说着，带着他一贯的揶揄口气，周围的人也都附和着。
这时，一个正在打牌的年轻人插言了。清道哥说，这是咱们镇上民政所的干部，管咱们这片，最了解情况。
这个昆生，你看他一脸可怜相，其实坏得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乡里告状，说没人管他。当时所长可不愿意了，出来骂他一通：“政府伺候得像个活神仙，你还想干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饿死了。”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别在这儿闹，他不听。后来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以后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闹过头了还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坏，就不闹了。
他现在可不穷，精得很。村里给他二亩地，他种着，坟园里那片地现在也不错，能蓄水，他种些藕，有存款，估计有万把块。前年把大闺女给卖了，给他五千块。这俩闺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别看他穿得脏，衣裳多得很，就是不洗。
听着这些议论，仿佛昆生还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喝酒闹事，勒索政府，卖闺女，故意装穷。我默想着，如果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应该因此而减淡自己的同情？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懒惰，因为不懂得好坏，所以不值得同情。但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昆生与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观察体系中的人，他们是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昆生的。他真的是卖掉闺女了吗？我想，也许是闺女的婆家给了一点钱，而这一笔钱对于昆生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拥有的，他应该赤贫，应该一无所有，才配让人们给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对于这样一个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人来说，更是一种败类的形象。
我猛然惊醒，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仁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之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尊重和肯定。因此，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在骨子里，民众也不认为这种人应该得到周到的帮助，人们更多是出于制度的完善才去做那些“善行”的。
姜疙瘩：领回来的老婆最后还是跑了
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农村饭，两点半”，这已经算是早的了。饭刚端上桌子，一个干瘦的老头就从外面走了进来，手和脚都黑漆漆的，沾满了煤屑，一进门，便高腔阔调地喊道：“咋，不到中午，可都吃饭了！”哥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没有过多话语。父亲也一反常态，不甚热情。
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姜疙瘩吗？几年不见，显老得厉害，腰已经驼了，眼睛也混浊不堪，头后面的疙瘩更突出了。哥哥让了座，但没有让他吃饭。姜疙瘩干坐了一会儿，一边说着一些着三不着四的话，一边拿眼睛巡视着四周，他好像已经不认识我。停了一下，姜疙瘩突然对哥哥说：“志子，昨晚喝酒不是剩个瓶底吗，拿来叫爷喝了。”哥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从桌子底下摸出一瓶酒，果真有个瓶底。哥推让说太少了，姜疙瘩认真地说：“可不能拆整瓶，我要一点儿就行了。”大约有一两多酒的样子，姜疙瘩一饮而尽，抹了抹嘴，咂巴了几下，问哥几点了，哥说两点了，姜疙瘩一惊一乍地：“哎呀，日他妈，可真晚了，你九奶奶肯定等急了。”蹬上他那辆破烂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责怪哥哥对姜疙瘩不够热情。父亲和哥哥都笑起来，说对姜疙瘩可不敢热情，对他这么冷淡，他还几乎天天来，天天都是如此要酒喝。如果你哪天热情得过了头了，他保准会中午来，晚上来，有时甚至半晌正干活，他都会跑来要酒喝。来了不要多，就要喝剩下的瓶底，所以，家里每天都给他备有瓶底酒。这段时间没来，也是因为我们的九奶奶在跟他闹气，要回娘家，他在家守着九奶奶呢。
其实，“姜疙瘩”并不姓姜，而是姓梁，他是我们的本家，没有出五服，已经六十多岁了。按照辈分，我还应该叫他九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问父亲和村里的几个老人，大家也都想不起来。至于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怪名字，大家倒是都禁不住笑起来，因为从侧面看，他的后脑勺极端的不规则，凹凸不平，的确很像老姜的形状，即使从正面看，也能看到他后面突起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