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一连下了好几天。最近几年，西安的雨水日益丰沛，年降雨量可与成都重庆比肩。也许是陕北毛乌素沙漠植树造林带来空气中的小水滴，或者是秦岭群峪联动“引汉济渭”工程调引汉江之水滋养关中，增加了湿度，按照干湿地区分布图示，横跨中国的雨线不断北移，西安已经快要从浅绿色的“半湿润区”越到翠绿色的“湿润区”。
我低头往楼下看，小区里的积水漫过脚脖。邻居在水中支了几块碎砖，我穿着高筒雨靴，在上面跳着走。公交站台上的伞已经漫到檐外，伞与伞的空隙之间，洒水车远远过来，嘀嘀呜呜演奏着标志性乐曲：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
路人一边躲闪一边说：“神经啊，下雨天还洒水。”
我听碑林区环保局局长讲过，“下雨天开洒水车”是他们局被投诉频率最高的一件事。群众总是打市民热线：“形式主义！”“浪费水资源！”“是不是为了完成kpi？”“瞎折腾，这是纳税人的钱！”环保局局长说：实际上，下雨天开洒水车有科学道理。路面有些脏东西比较黏，特别是隔离栏下的尘垢，晴天时冲不干净。经过雨水浸泡，脏东西变得松软，洒水车用水枪一冲，就很干净。
他又笑着说，投诉率排名第二的事是——“街上的景观树木，移栽的时候为什么要砍去头部？”“树长那么高不容易，好端端地砍它干吗？故意把它弄死，然后就有理由再买一批树吃回扣？”他说这其实也是误会，里面也有科学道理。树木移栽时，一些小根和须根难免遭到破坏，吸收水分和养料的能力下降，无法支持茂盛的枝叶。如果不砍去头部，会加速枯萎。砍去一些就能减少水分蒸发，树木到了新环境会长得很好。
他讲的这些，我觉得好玩，记在手机里。在政府工作，会听到很多与民生相关的趣事，但这样的日子不多了，再有二十多天，我就要离开南院门，回到城市北郊的陕西科技大学。
临近“十四运”，文旅体局非常忙碌。局长问我能不能延期，等待“十四运”和“残特奥会”闭幕之后再走。但那将是两三个月之后，我不能延期，我得准时返回高校岗位，那里已经为我排好了新学期的课程。
为了不让前后交接太麻烦，局长把重要工作给了其他人，让我最近只做些零散事。他们顾不上开的小会，顾不上出席的小场合，就由我去。我只需参与，并不需要事先准备讨论发言，也不必在事后部署检查，倒也乐在其中，多出来的自由时间可以看书。一年的挂职进入尾声，就好像涟漪的余波，淡淡的。
几天后，有人投石入池，让我大乱。周雯敲门进来要我签字，我脸上大概还没有恢复到平日的神色。她看了我一眼，默声出去了。我和王科长出门开会，坐在地铁座椅上，有那么一瞬间，眼眶的泪实在要出来，我扭头闭上眼睛，把眼泪憋回去。王科长问我会议文件的细节，我转头回来和她说了几句。我的眼眶可能是红的，她好像注意到了。
我尽量让自己情绪正常，只有在面对宁馆时我才可以卸下面具，最激动的时候，我对着座机的听筒嚷嚷：“纪委就在二楼，我转身就可以上去！”在这个办公室，我不曾这样愤怒过，说完了我才意识到纱窗没有关，窗帘没有拉。我感觉到自己的失态，静坐了一会儿。
我给宁馆发了一条短信：“刚刚我电话里发火说的事，你知我知就可以了，不要给局里其他人说，传出去都是是非。”
这件事，我只能跟宁馆讲。宁馆确实靠得住，没有坏心思，关键时刻拿住了方向。我这个快要离开的挂职干部，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但她还是跟我站在一起。
我大概很难赢。我原本就不大的权力已经微弱到几乎没有，我的性格又是直来直去，不擅长话中有话。面对中间人，我要怎么旁敲侧击，怎么委婉施压，才可能扭转局面？
下班了，我没有走。隔壁传来当当当的声音，是乒乓球敲击着台面，应该是纪委的那几个干部在打球。我们局在大厅里放了一张球台，纪委在我们楼上办公，常来。此刻的球声像是自我介绍：“我是纪委、纪委、纪委……”
路过球台，纪委的干部大声跟我打招呼：“杨局下班？不来打两下？”
这是我冲动之下最想与之对话的人，但我又不能一下子把关系全都撕裂，我马上要走了，宁馆还在这，这个案子会影响她年终考评，谁来帮她收拾残局？在与暗处对手较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输了，真是对不起那五十位朋友。他们无偿地帮我编制书目，就这样化为乌有。我也愧对老百姓，没能给他们买来好书。
回家之后，我关紧卧室门，推上纱窗，拉严窗帘，打了几个电话。
赵文说：“素秋，你不要撕破脸，你去和他谈。阿尔都塞说了，要在敌人的阵地中打。你去暗示他，你挂职结束就回原单位，可以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继续向他施压，这事情也可以捅到媒体，‘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是什么结果？他有胆这么贪，有命花吗？但是，你要记住，做能臣要比做奸臣还要奸，这几天你推演一下攻防步骤，不要出漏洞。”
弟弟说：“姐，你不要撕破脸。你作为文学教师，完全可以编织辞令，把话说得更委婉一些嘛。你可以这么说‘您知道，咱们这个图书馆关注度一直比较高，我在央视节目里说过馆配书成本低的问题，万一央视啊、纪委啊，随后回访，发现里面都是馆配书，您想想，瓜田李下的，解释起来很麻烦。再说了，我和您虽然是身正不怕影子斜，难怕有些人捕风捉影，再者，我也邀请了几十个专家，这么多人如果发现他们做的书单完全没有上架，也会发表意见，万一在报刊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我们，恐怕不太好。这个图书馆，用得好了是政绩，但也是双刃剑。我马上就走了无所谓，就怕影响您。’姐，这就是优雅威胁，该说的都说了，要是听不懂，就是个傻子。人都要面子，要台阶下。你还可以说，感激对方一年来给你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对方需要，你离开之后，也会持续给图书馆帮助。长期合作，搞成碑林区的门面。帮他弄政绩，也是给他的好处嘛。”
夜里，我梦见自己在游泳池笨拙地游着，胳膊很沉很沉，就要下坠，我想呼救，突然发现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水深不见底，而池壁还有好远。我开始呛水，拍水，胡乱扑腾，这时候铃声大作，我从水里伸出手臂，抓到一个电话听筒，我自动漂了起来。电话里有男声有女声，所有声音重复念叨着一个词“有个领导有个领导有个领导”，嘈杂不堪。我扔掉听筒，就开始下沉，抓住听筒贴在耳边，就又漂浮起来。我不得不听这些噪音。我浑身湿淋淋，泳装里竟然有两个口袋，有两张纸，一张是赵文的话，一张是弟弟的话，水已经把字迹浸泡得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我展开皱巴巴的纸张，大声朗读，用我的声音压倒听筒里的声音。那声音消失了，一片寂静。
梦境只是梦境。在真实生活中，“那个领导”是谁，我始终不知道。“那个领导”会不会向我让步，我也不知道。我只能通过中间人向“那个领导”传达我的态度。
那天，一个男人走进图书馆坐了下来。他说自己经常和领导吃饭，那些领导的名字从他口里依次弹跳出来，飘浮在空中，簇拥着他的嘴角跳舞。然后他说：“有个领导让我来给你捎个话，你必须取消全部书目。”
“为什么？”
“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你不要问我是谁，我常年给领导跑腿。我要哪个书商中标，他就能中标。我要从中分成，领导也要分成。”
“领导”这个词变成了一个集群，人头攒动，辨识不清。我应该去找谁述说我这个书目的意义，它为什么不能被取缔？“这个书目集合了几十位专家的心血，而且群众一定会喜欢。”这个理由在我这里足够饱满足够沉甸，但在别人的秤上也许轻如鸿毛。
我是不是应该暗示另一个理由——取缔这个书目，可能会影响到“领导”的官场生涯。赵文和我弟弟教给我的话，我都讲了。中间人说他回去给“那个领导”说。而我陷入了焦灼，我只有二十天时间，他们这样拖下去，是要拖到我输。
我很着急，我得战胜“那个领导”。我一定要保卫书目，这是我最后的阵地。我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没有足够的智谋。快给我出主意，我怎么才能战胜“那个领导”？抄佛经能不能转运？能转运我现在就抄。捐助贫困学生能不能转运？原本我打算秋天开学再捐，索性提前到今天，我现在就去银行柜台办理。
弟弟哈哈大笑：“你想捐就捐呗，还搞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
宋璐恶作剧：“你去银行，正好遇见那个领导，领导也在给贫困学生捐钱，做此法事以期能顺利黑下图书馆的回扣。”
我在银行单据上填下：
名称：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开户行：中国交通银行大雁塔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