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早已超出了摄影师的工作范畴，但宋璐笃定要做。他发表了“智障人群养老难题”系列照片，帮这些人获得更多关注。报道与发表并不是终点，成年智障人群事业在所有公益事业里几乎处于关注的末梢，这个事实暂时无法扭转。他更在意与这几个家庭关系的延续以及这件公益事业本身在社会层面的推进，他觉得自己沉浸得还不够。
我有个疑问，长期与病患人群相处，会不会被一些难受的场景消耗得太厉害，坚持不下去？他说还好，虽然会被苦难触动，但就像外科医生可以面对鲜血与脏腑一样，这些都在承受范围之内，不吃力，没觉得自己在坚持，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
精通塔罗牌的朋友为他算了三次，他的命运全都落在同一张牌上——图案是美人鱼的背影，斜倚浮冰，转身朝向蓝色水域——这张牌有着神秘寓意，说他来自外星球mintakan，到地球的使命是做一名lightworker（光之使者）。不管这是不是真的，他很愿意把这样的使命加之于己，点燃灯盏，照亮道路。
他问我：“你相不相信，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使命？”
他相信他有使命。在他看来，摄影是一种媒介，一方面向内探寻，构建和形成自我，另一方面向外介入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如何介入？他有底线，比如，他反感煽情式的卖惨图片，决不故意抓取“典型的”失智面庞以夺人眼球。翻阅他的照片，我注意到，面对低智人群，他的心态是平视而不是俯瞰，是用友人的眼光发现他们日常生活的无措：梳齿间缠绕着乱发，窗台上落着药片和灰，花洒下的泡沫堆积在脖颈上。这些镜头里有悲悯也有尊严。
他说，一个摄影师的素养首先体现在观察力，能迅速将某个画面从现实中剥离，同时判断哪个角度和背景更好。这类技术通过反复练习都能获得，但往更深层面走，差异就大了。手持相机的这个人认为什么值得被记录，为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个？这是个性和立场问题。
当下的摄影有一部分是快捷商品：或迎合消费主义导向，或只关注自我，拍摄自己和身边人的小浪花，几天就可以出片儿。但他想慢一点做事，消除自恋，转身向外看，陌生人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报道摄影比较耗费精力，比如做残疾人主题，要想办法找到不同家庭，相处几个月甚至几年，承受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负担。最终作品能拍得多深入，取决于摄影师对他人生活有多诚挚的关注，有什么样的情感和责任感。这个活儿的投入产出比不高，很多人觉得不划算。
从前他有过困境，在深渊得到一丁点帮助，都很温暖，他清楚地记得这种感受，所以推己及人，他也想为痛楚中的人提供支持。他说他小时候比较自私，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渐渐觉得在这世上，自我的需求尤其是物质需求没那么重要，应该尽可能地打破“我”，要“无我”，把自己交出去，多给这个世界一点温柔。
他拍摄过许多因为重症来北京治病的孩子，那些临时出租屋里拼凑的碗筷、仓皇的折叠桌、便宜的布娃娃、焦灼的家长……把镜头对准他们，他有些矛盾。疾病也许是人最深的隐私和痛苦，这些重症家庭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被迫打开家门接纳一个拿相机的陌生人，拍了似乎就是欠了人家。他愈发提醒自己要克制，不要僭越，不要为了攫获信息而冒失地套取他人的秘密。
一个四岁女孩患神经母细胞瘤，多次化疗，头发全脱，面容消瘦萎黄。他去采访，谈论病情时避开小孩，怕她听见心里难过。孩子母亲说没事，这孩子从小就在医院里度过，对于高烧和昏迷习以为常，承受痛苦的能力极强，正常日子对她来说反而稀有。母亲拿出假发套和蓬蓬裙，小女孩高兴地穿戴上，被大家夸是小公主，她噘起小嘴说：“可是，我没有马车呀。”宋璐向我模仿那个女孩的声调，说：“她真的萌化了……”
“如果我的野心大过了同情心，我就失去了灵魂。”这是摄影师纳切威的名言，宋璐反复用这句话来丈量自己。在我写作本书的最后时刻，他也和我探讨非虚构写作的伦理，提醒我对书中人物未来可能受到的侵扰要有预判，要在文字中尽力保护他们。
有次他去偏远山区采访，小孩躲记者，不愿回忆最近发生的难堪之事。有人向他出主意——把小孩带到城里去玩，买好吃的，哄着他说出来。宋璐反对。交换式的利诱，便是野心大过了同情心。关乎个体命运的故事当中，应该把当事人感受放在第一位，交流的前提是尊重他们。他放弃追问，把手中的单反相机递给小孩摆弄，又故意让着小孩，任由他抢断自己手中的篮球。这个小男孩历经重大风波，很久没有笑过。但那个下午，男孩在宋璐的陪伴下，发梢甩动着汗珠，笑个不停。
宋璐相信，一个事件不是孤立的，最好能在照片中呈现这个事件和环境和历史的横纵关系。这样的视觉作品，信息会更饱满。他喜欢用烘云托月的方法拍照：拍摄野生动物迁徙，他得提前了解食源地植被，橡胶林发展，当地退林还耕的状况。先把选题发散开，考虑怎么将这些因素视觉化，再列出详细拍摄计划，包括镜头远近、元素对比等等。为某重症家庭拍摄筹款照片，他觉得医院环境对事件的说明远远不够，于是自费搭乘火车汽车去河北迁安县农村的病人老家，拍摄那里的困窘细节。多花一天时间，多出来几张照片，他想，也许能触动某个读者多捐赠一些。
即便是纯粹“商业”的拍摄，他也不敷衍。赞助商在篮球比赛的大屏和地板上植入各种logo，明令宣布：相对于比赛本身，把各种logo拍全更重要。宋璐把这生硬的条件当做一种特殊训练，在logo的干扰中拍出运动的美感。摄影师很多，有人就是干活而已。但自己手底下不能出来随便的照片，那是对技艺的荒废。他的这个口袋相机用了三年，边缘磨得发白。但这不算什么，他在欧洲遇见一位同行，佩服对方的相机边角剥落得那么厉害。一个摄影师，就得把相机磨成那样才行。
在人群中他常常感到自己格格不入。很久以前他在“铁饭碗”的媒体工作，但难以适应官场秩序和饭局社交，辞职了。他报名参加玛格南在中国的课程，学员们乐于和导师联谊欢宴，他也不太习惯。那时他一下课就上街拍照，深夜回来筛选照片，交给导师。一个摄影师怎么向另一个摄影师表达自己的敬意？他认为，就是尽可能地去工作，用作品（而不是饭局）跟对方交流。他和我讲起那些趋炎附势者，眼角嘴角荡着嘲讽的轻笑，接着，他说他去年读过最好的书是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极权主义威压下，人们如何保存良知。
有人说他这样太清高，但他并不怕被误解。孤独、决绝、不合群，这几个关键词挺立于他的各个社交媒体中，是他给自己的界定。有时他觉得自己是那样地需要倾诉和陪伴，有时又觉得，唯有孤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所有采访工作，只要有兴趣，他从来不问报酬。怎么结算，哪天结算，他都不清楚。他的存款金额很少，无所谓，不焦虑。他没有汽车，有一辆蓝色的自行车，在萧太后河沿岸的野花中骑行，车锁挂在车把上叮咚作响，微风中享受自己给自己挣来的闲逸。夜里，他回到电脑桌前，为照片编码、排序，放入按照年月日排列的文件夹。他本人很少入镜，但每个时刻都有他的目光在场。再次注视自己眼前发生的景象，回忆自己和物象为什么在那一刻突然对视，这样的咀嚼让他感到舒适。
秋天他得了肺炎，医生叮嘱他不要剧烈运动。不运动对他来说很难受，他自己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每周增加一点强度。但他不敢带着相机上街，因为对他来说，心动才是最剧烈的“运动”，街头目之所见一定会让自己心动过速，不停地拍下去。他写道：“如果观看是种呐喊，我已破了喉咙。”
在一个大雪之夜，他想起家附近的树林中有一座被丢弃的老虎雕像。它现在是什么样子？突然想去看看它。公寓门口的保安十分惊诧，半夜十二点多，雪没过脚踝，还有人要出门去散步？
路上只有送外卖的摩托还在行驶，地太滑，戴头盔的快递员摔了一跤，宋璐扶起他，然后独自拐向那片树林。林子里的雪是完好的，唯有他嵌入了两行脚印。“老虎”就站在那里，没有动，雪花覆盖了它的斑纹。宋璐看着它，它也看着宋璐。然后，它邀请他举起了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