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苏州的美学教授王耘为我开出一个书单，大部分都无法采纳。他问我：“《大藏经》《丛书集成》《四库全书》能买吗？”这三个书名把我吓着了。我这里的资金哪里有那么充沛？仅这三项得一百多万。我说：“你能开一些，不太贵的，而且普通文化水平能看懂的书吗？”
几天之后他发来另一封邮件：《僧侣与哲学家》比较畅销，已从法文译为二十多种语言，一位做哲学家的父亲与做和尚的儿子（生物学博士）在喜马拉雅山中促膝长谈，交锋辩论。我没读过，但这书名听起来就很带劲儿。我继续往下看：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样的经典书目应该会顺利上架，可是另一些让我稍稍犯难：《基督教神学原理》《基督教要义》《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我记得宁馆说过，书目不要太敏感，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敏感，会不会在上级巡视时给她招来麻烦。
王耘常年研究宗教，并未皈依宗教。在苏州大学，他教中国美学史，依照高校课堂意识形态规范，他只讲授美学原理，不谈论教派教义。同时他也在苏州西园寺的戒幢佛学院和重元寺的寒山佛学院带研究生班。在那里，他讲授佛经义理是完全合规矩的。身着运动装的他坐在一群灰色僧袍的削发人中间，这样的照片屡屡出现在他朋友圈，诱发着我的好奇心：给和尚讲课与给大学生讲课有什么不同？和尚的修行和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的回答打破了我对于寺院生活的玄妙假设。“出家”只在少数人那里是纯粹的精神修行，其他时候情况不一定，有人痛苦出家，有人习武出家，有人出于对安全的希冀出家，有“富二代”逃离锦衣玉食而出家。还有些村落形成固定习俗，把出家作为职业的选择。宗教界有个俗语“福如东海”，福州、如皋、东台、海门，来自这四个地方的和尚特别多。家里头有几个孩子，可能留最小的一个传宗接代，其他几个都去做和尚。
在南方，很多和尚是一大家子一起来的，有兄弟，有父子。他们大多不是本地人，比如，福建人一般会来江苏，因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王耘解释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左邻右舍都见过你小时候尿裤子的样子，你现在突然去当和尚，你怎么当？没人把你当回事儿啊。”所以，出家要换一个地方，造成陌生感和神秘感。
这些和尚结伴而来，等到老了，往往只留一个在庙里，其他人还俗。还俗理由各异。“或家中出现变故，或在寺庙里郁郁不得志，或与其他僧人相处得不好。”王耘停顿了一下，“还有的是为了躲开女香客骚扰。”一些还俗僧人留在寺庙附近做生意，卖香烛、算命、给寺庙开车……形成产业链。宗教成为一个场域，它制造了僧侣，制造了周边的旅游产业，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它是一个集团，是合作性的。
我凭空想象，宗教的修习一定会给僧侣带来独立自觉的，可以由个人把握的一个存在状态，引导自我上升。一个人在山巅、海边、林中，是不是更容易得道？而王耘观察到的多是另一番状态：宗教由仪式构成，是一种社会活动。他推荐涂尔干的名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个小册子，从社会学角度帮助我们理解宗教。涂尔干认为“社会的观念正是宗教的灵魂”。宗教不是个人行为，要从社会现象中去分析它，是各种宗教仪式维持着社会或者集体存在的手段。王耘说，多数僧侣在宗教活动当中所获得的满足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个人冥想，而是来自和他人之间的关联，与法师和信徒的交往构成了僧侣的存在感。
他在佛学院里讲两门课，《佛教美学》和《唯识学纲要》。前一门课有些趣味，后一门课依据唐玄奘翻译的原典《唯识二十论》一句一句精讲，大部分听众神色畏难，觉得这种学习太辛苦太枯燥。偶有僧人逻辑缜密，在辩经中风采卓然。但对于多数僧侣而言，他们对经文的理解难以超越专业学者，密集的言辞交锋容易暴露出思辨能力的薄弱，所以在参与这些活动时并不是很积极。但只要走出教室，面对信徒，僧侣们的状态就好些了。他们给信徒做法事，唱梵呗，信徒听得似懂非懂，只觉得僧侣很神秘，从而生发出崇拜之情。僧侣也因此感到满足，神采奕奕。这才是他们更擅长的领域，而不是在教室里讨论范畴和概念演变。
信徒也一样，在寺庙中履行完仪式重新回到凡俗生活中去，他们的恐惧减弱了，勇气增加了，似乎与一种至上的力量之源取得了联系。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信仰在表现中表达了这种生活；而仪式则组织了这种生活……定期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
有段时间疫情封控，寺庙暂时关门。一些法师有意见，多次询问宗教管理部门，何时能正常开放。王耘问我：“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着急吗？”我不知道。他浅笑了一下，说：“没人来烧香祈福，法师们也觉得很无聊。”他又说：“你不要总是把和尚想象成一个固定类型，他们的性格爱好各式各样。爱画油画的，爱搞科研的，爱搜集昂贵僧袍的，当然，也有爱读经文的。”寺庙里有些年轻和尚，平时和王耘在一起只探讨佛学问题。有一天，佛学院另位老师带了助教来，是个女学生，性格开朗，课间常和和尚聊天。王耘好奇，那些和尚跟这个同龄女孩聊的也是类似的事吗？女孩笑了：“怎么可能？王老师，你猜他们和我聊什么？他们和我聊得最多的是电子游戏：你打了多少分，买什么样的装备？”他们极力表现自己是“正常的”年轻人，自己也熟悉人间烟火，“我跟你一样，我也打游戏”。
王耘特别向图书馆推荐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收集唯识学当中的佛家名相、概念范畴，再逐个解释，相当于写了一本字典。这本书有一个好玩的特点，往往说一句话，自己给自己再注释一下，害怕读者不理解。这样的书对孤独的读者是友好的，如果你啃不动佛经，也不知道去问谁，你就跟着作者来。有他一边读一边给你解释，和你聊天，你的阅读就有个伴儿了。
但是一些僧众不太喜欢熊十力，熊十力以前在金陵刻经处学过唯识学，后来搞新儒家。他虽然治唯识又自揭《新唯识论》而立异，有人撰《破新唯识论》对他进行驳斥，他马上又著《破〈破新唯识论〉》，以诘难方式展开论学。宗教界有些人认为熊十力是叛徒，而王耘恰恰欣赏熊十力的批判性与创造性，他跟我说，我们不能只是了解佛教，更要跳出这种宗教，在不同的思想史中返身思考它。比如《修剪菩提树：批判“佛教”的风暴》，通过辩论来解决疑难。又比如《奥义书》，了解印度当时各种流派的思想，才会明白佛教诞生的土壤和契机。原始佛教的立论基础，是对当时以印度教为首的印度远古文化形态革命性地批判和超越。同时，他也推荐其他宗教的书籍，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放下日常的固有见解，打开自我，盛放各种关于真实和存在的问题。
在宗教文本中，他排斥那些过于规训的东西，例如严格规定信徒几点钟要做什么。一个信徒如果完全听从指令，确实能够获得愉悦感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来自放弃自己对于自由的向往，当然这之中也放弃了批判性。
他不是要布道传教，而是希望自己以一个独立自主的思考者身份，明辨宗教的义理。“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这是他秉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