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年女人坐在角落里看书，那里光线并不好。她夹紧肘部，内扣书页，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尽可能离别人远一些。她手中的书名里有“儿童性教育”几个字。
多年前，我也曾这样遮遮掩掩。高中时，晚饭和晚自习之间有一小会儿空闲时间，路过新华书店，进去能看十分钟。有一天我发现一本新书，书脊上写着《同性恋亚文化》，我吓了一跳。这书名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吗？陌生的词语电焊一样刺眼，我似乎应该闭上眼睛，但又想偷偷睁开眼睛试探它的强度。我站在没人的地方迅速翻，见周围有大人来，就把书抱在怀里，封底朝外。晚自习时间到了，跑步去学校，心里默念那本书可别被人买走，第二天再回来看。断断续续看了一个星期，我以为这书里面有什么了不得的坏事，但却没有。合上书的时候，我好像并没有堕落成一个坏孩子。
那时大人都说我乖极了，他们把我的“乖”作为样本去教育他们的孩子，其实我总想做出格的事，看出格的书。十八岁时，我在大学图书馆四楼找到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这本书出了名的“那个”，我是奔着“那个”去的。那个阅览室的书不能外借，我站在墙角，用手遮着封面，一下午读完。
如今我有公开阅读这些书籍的胆量，但也能体会那位女性的忌惮。有一天，馆员打电话问我，在“你选书，我买单”区域，有读者选择了同性恋主题的书，要求馆里帮她购买入库然后外借，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吗？
我说那个区域都是正规出版物，审批过，当然可以。馆员还是很担心，这个读者好像就是奔着这个来的，按规则一天只能登记一本，她连续三天登记三本不同的书，都是同类主题。我建议馆员先帮她采购，然后和她谈谈顾虑，互相体谅。
我只能这样调停，一百多年前，美国布鲁克林图书馆馆长遇到相似问题，他手下两位馆员阻拦《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进入儿童部，理由是其中有不雅用语。当时马克·吐温的地位并未像今天这样稳固，其作品在不同州县褒贬不一。馆长随即写信给马克·吐温，希望作家能够替自己的作品发声。马克·吐温回信以后，馆员们做出让步。此事在美国媒体激起对选书原则的讨论，保守派言论失势，宽容的立场成为主流，各地图书馆纷纷打开怀抱，更加大胆地采书。/sup在街上跑来跑去，不像话！”四周哈哈附和，她抿起嘴笑，看样子相当满意她的演说，转头问我：“我说得对吧，这些人有损城市形象，就应该禁止他们上街！”
“某某……有损……形象，应该禁止他们上……”相似的句式，我听过。那是在老城根gpark举办的阅读节颁奖典礼上，我区选送的一位盲人老大娘获得“民间阅读达人”称号，即将上台领奖，市里工作人员过来交涉说：“能不能别让她上台？盲人眼睛空洞，年龄也太大了，站在台上不好看，影响整体形象，你们还是换个人上台吧。”
我没有亲见，但此事在私下里传开，人们在口耳相接中抹去工作人员的姓名：“就不说是谁了，这职位还说出这种话，真是的。”舞台侧旁的这番阻拦，是谁做得过分，大多数人立场一致。好在事件后来反转，“阅读达人”活动的策划人郑总十分生气，当场和工作人员理论：“这不是选美大赛，这是阅读比赛！”最后工作人员让步，盲人读者在主持人牵引下走上台，讲述自己带动周围人阅读的经历，媒体扛着摄像机围了过来。/sup能不能接种？”我不懂他说的“瓜瓜娃”是谁，转头看见周围有人偷笑。副处接着说：“就是咱们区的那两个学校嘛，开智学校和小葵花学校。那些瓜瓜娃，有的大脑有疾病，咱们是不是得查一下，疫苗会不会对疾病不太好？”主席台领导点头记录，更多的人心照不宣地笑，这位副处随之得意地笑，大约觉得自己风趣幽默。我低头用手机搜索，开智和小葵花都是特殊教育学校，我才明白“瓜瓜娃”指涉的是哪个群体。这位副处公然运用这样的词汇并且成功赢得笑声，我看向主席台，几次想举手又忍住了。我的职位没有权力批评他。
人们对另一类人的态度更有意思。骡马市南口大厅举办书画展，开幕式在露天地里，引来群众围观。开场是一个俏滴滴的红军战士独舞，有芭蕾功底，花蝴蝶一样打旋，又妩媚又英气。前排领导们窃窃私语：“男的？女的？”
演员翘起尖下巴，我看见了他的喉结。他将红旗软软地揽在怀里，又舍不得似的，一寸寸展开，眼里是揉来揉去的诉说。他在邀请，又在闪躲，一时挺拔，一时蜜甜，一时撩拨，播弄着自己的娇嗔与羞涩。台下老百姓随意扇着扇子评说着舞蹈。前排领导不知所措，直到节目结束还在转身探看左右的举动，确定自己究竟该不该鼓掌。面对这样雌雄莫辨的舞蹈，什么强度的掌声和笑容才是政治正确的，领导，您说。
政治站位的意识，大约渗透在每一位公务员的头脑深处。他们非常警醒，比如“疫苗接种率”，就跟主科成绩似的，考得差一点就紧张。区委书记去市里开会带回消息，碑林区疫苗接种率66%，位列全市第八。他不满意，给我们训话训了一个小时，“第八啊，一不小心就要到落后梯队。我们作为城三区之一，扪心自问，这样的成绩，说得过去吗？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认识，发动群众，齐心勠力，推进接种！”
书记一声令下，表格立即下发，将动员接种任务量化为阿拉伯数字。为防止造假，还须登记每位群众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完不成数量的干部，需要写书面报告解释理由，情况严重者要写检讨。达到90%以上接种率的，给单位入口处贴上绿色标签，疫苗排名将在文旅融合排名中占分数，接种率也要纳入年度考评。
不得不说这套管理方法很独特，疫苗数量和职务级别形成美丽的规律，标准的等比数列：
正处，每天动员25个。
副处，每天10个。
正科，每天4个……
书记大手一挥：“散会！”
多亏我职务不高，领到的任务只是十个。我在各个朋友群里吆喝了一天，只动员了三个。我失眠了，我想成为没有任何职务的平民。
为完成疫苗任务，所有带职务的干部都必须带头，这可苦了102室的杨局，他异常害怕打针。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还能招来怜惜，与他高大健壮的身板结合则有些喜感。他说：不要笑，不要笑，这是当年在体育学院落下的病根。保健室里的针疗把他同学扎得像个小刺猬似的，同学嗷嗷叫，他看了一眼就浑身发抖，从此不能见针。在单位里他一直拒绝年度体检，能躲则躲。可是现在，他已经坐在医生面前，神情庄严，四肢绷紧，胳膊刚刚缠上血压计的绷带，数值立马从120飙升150。医生说血压150不能打疫苗，他闭上眼睛说：“我静静，我静静。”后仰于椅，大口呼吸：“哎呀我不敢看，我怕我晕倒。”我说我和宁馆按住你怎么样，他不说话，直摇头。细针逼近粗臂，他突然拿起手机给同事打电话分散注意力，还没接通，医生就说：“打完了。”我和宁馆笑出声。
中午在饭堂门口排队，同事谢晨的手机响起来，里面传出声音：“请问你是某某某吗？你马上会收到传票……”电话诈骗一贯套路。谢晨给我们挤挤眼，对着手机说：“请问你打疫苗了吗？没打请到碑林区某某社区医院，那里有充足疫苗……”电话那端人声没了，嘟的一声挂断。
为动员群众，我们发明新办法。宁馆打印我区所有接种站地址电话，摆在图书馆前台，见人就劝，可是离那个等比数列依然有距离。馆员献出一计，不如直接奔赴接种点门口，逢人就问“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政府公务人员上级要我必须完成动员任务完不成我就要受罚不好意思您能把您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填在我的表上吗谢谢谢谢。”几位馆员练就新技能，语句流畅，表情谦恭，心态强大，被拒绝一百次总有一次被答应。晚上他们拿着填满名字的表格归来，活脱脱房产经纪推销员。
我局任务完成，街道社区又请求我们支援。他们分到的名额更多，难以完成，递给我们一沓名单和经验：照着名单挨个儿给群众打电话，拨通之前要做自我心理建设，像迎接冰雹那样迎接群众的责骂。万一对方把电话挂了，也别放弃，第二天接着打。群众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咱们态度再软和点，循循善诱，徐徐图之，冰雹有可能变成毛毛雨，有可能雨过天晴……当然，也有可能变成更大的冰雹。
就这样，图书馆常常为图书以外的事忙活到深夜。随后，我们开始新一轮疫情防控，要求馆内控制75%的人流，上级随时有可能抽查。宁馆把普通座椅设置为预约号，每天只开放部分名额。接着她又担忧报告厅，撤了一部分椅子，留下来的椅子间隔一米左右，反复摆置，问我究竟行不行，符不符合抽查标准。
桌椅还没调整好，又来了另一个文件。创文明城市活动，要求公共文化单位在入口或醒目位置有固定、醒目、美观的公益广告景观小品。钢铸或绿化造型，长度不小于三米。如若期限内无法完成，将通报批评，年度考核扣分。
宁馆没辙，我馆入口空间狭窄，如果再添一个三米的玩意儿，那不是景观，那是路障。她向上级电话反映，对方答复不能破例。我建议她撰写一份正式的特殊情况报告，第一，图书馆在地下室，与其他场馆不同，我们无法征用马路空间。第二，馆内入口处狭小，且正对电动扶梯，必须为扶梯预留维修面积，无法做三米景观小品……
离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还有两个多月，为营造良好城市形象，西安市政府深入各个街道暗访，剪辑出一段视频在会议屏幕上播放。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美学风格的城市影像。同是表现西安，这段视频和街头常见的城市形象宣传片不同，没有丝毫的欢快惬意。它通体严肃，像是厉害的教导主任，又混合着侦探片与反腐片的气息。在它挑剔的扫视中，我们的城市换了副模样。车载固定镜头左右摇移、倍速播放，楼宇与霓虹不再作为美景出现，只是作为审核对象裸露在暗访者的视野里。
镜头突然停住，放大细节，夜晚闪烁的灯光中有一处楼体黯淡，屏幕随即打出红色字体，伴随冷静的画外音：“某某路与某某路交叉口某楼宇，未点亮……”
台下观众紧盯画面，右手做笔记，思考这块地盘应该由今天到会的哪个桌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