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杨国庆帮我编写书法类书单，他首先排除了大部头艰深专著。他认为，专业的书法研究者应该不会到区级图书馆来查资料。区级图书馆选书既要有经典性，也要让老百姓喜欢看，还得是近几年没绝版的，这并不容易。
蒋勋《汉字书法之美》通俗易懂，适合启蒙，周汝昌《永字八法》略深一点，更精准。关于碑林本身的书籍如《藏在碑林里的国宝》应该会有读者感兴趣，国外的艺术史专家：高居翰、方闻、白谦慎……也值得推介。白谦慎的成名作是《傅山的世界》，但在杨国庆看来，《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更适合大众阅读。很多书法理论与老百姓离得远，而这本书融入日常生活里。白谦慎提出一个问题，平时随处可见的招牌：“公厕”“娟娟发屋”“王小二刀削面”……写这些字的人没受过专业训练，就算不上书法吗？普通人的书写和经典书写的界限，是否应该泾渭分明？
白先生曾在美国高校里教书法课，外国人写汉字完全不懂间架结构，但白先生却能在那些古怪的撇捺中发现书写者的性情。他回国旅行，偶遇一块破烂标识——“公厕”，便走近揣摩那油漆下注的速度和飞白的关系。在乡下见到“娟娟发屋”，他也从那“简单又土气”的逆锋运笔中观察出作者想写好的努力。他不用头脑中的规矩锁住自己，又不端专家架子，不拿章法压制异见，真是了不起的“无分别心”。
由“娟娟发屋”，杨国庆想到儿子豆豆的一幅字。豆豆四岁拿起毛笔，随便写，有时临摹碑帖，有时写自己的心里话。有个假期，豆豆写了大大的几个字“睡觉真无聊”，杨国庆发到朋友圈里，大家都乐了。那时候豆豆才六岁，那是他的心声，运笔支腿拉胯，收笔里弥漫着疲倦，那个“聊”字像是小孩子坐在墙角噘着嘴懒得搭理人。那种神韵，杨国庆自叹写不出来。
小孩子创作就是这样，没有条条框框，容易超出秩序产生好玩的东西，这种无意识的创作每个人在童年时都拥有，长大了可能会失去。朋友们都夸豆豆，有人夸，豆豆就越发来劲，匍匐在地上，一张接着一张，从客厅东头铺到西头。豆豆很享受，他通过疯狂的书写得到快乐。
豆豆上二年级之后，写字退步了，因为他必须在“写得快”和“写得好”之间做出选择。学校老师在意速度，总是催促豆豆写快一些。他们认为豆豆字已经够工整，不用再关注字的好坏。如果老师耐心一点，让豆豆一次写好看，以后次次都能写好看，可是老师就是不允许，这损害了豆豆对书法的热情。
现在豆豆写字频率没那么高，规范意识更强，大多临帖书写，不是小时候那样“我手写我心”。杨国庆告诉儿子：“你不要想那些规范。”豆豆做不到，他小时候那种未被文明社会格式化的天真，渐渐少了。“天真”的消逝让杨国庆感到遗憾。豆豆的变化像是当代人研习书法的普遍状况：书法与日常生活、与真实情感渐渐疏远。
古代有许多情意生动的手迹：王羲之《奉橘帖》惦记给朋友送些稀罕果子。张旭《肚痛帖》肆意狂飙，看着就痛。颜真卿《祭侄文稿》悼念为国捐躯的侄儿，那些涂改的墨疙瘩里全是他的震动。笔墨脱缰，造就不可复制的神品。而当代人习字，笔下往往不是自己撰写的文章，只是抄写现成诗句，情感隔了多层，很难飞逸。
康有为等人曾经大赞北魏“穷乡儿女造像”精神飞动兴趣酣足。古物上面的镌刻，哪怕是不识字的工匠随便刻的，都有一股烂漫之气。汉代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竹简木牍，许多是当地派驻官员的书信。竹简上用毛笔直接书写，由于不受流派束缚，那些字迹反而有了“无古无今”的活泼样子，在某些时候甚至超过书法家。
甲骨文出土，马上有人学；敦煌文书重见天日，也有很多追随者临摹。古代不规整的文字遗迹被当代捧得很高，当代的“娟娟发屋”以及幼童书写却被书法界排斥。为什么？假如“娟娟发屋”那张纸是古代的，混在敦煌经卷里，人们会不会视为珍品？
白谦慎提出这个问题，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代书法界审美标准和另一个链条紧密相连：参展、评奖、出作品集、卖字赚钱……如果“娟娟发屋”和幼童书写被纳入体系，那不仅仅是趣味之争，还直接挑战了一些人的利益。今天，学院派的字几乎能写得像古人一样“好”。书法系专家们在技术上的研究已经非常精微，细节上几乎毫厘不差。但如果让他们写有趣的有原创性的作品，又有困难。
杨国庆也有这样的困境。临帖时最舒服，就像读书一样，徜徉在文字里面，在幻觉中接近作者，觉得和伟人同道是自己的荣幸。他买了无数碑帖，真品赝品都烂熟。学生作业里的字随便拎出一个，他都知道出自哪个帖。反复地锤炼，碑帖的养分进入骨肉，往出释放时，他提笔先想到大师怎么写。人们评价他的小楷“写得太好了，像印刷出来的一样”。这话其实让他焦虑，像印刷品意味着太规矩。若要抛开碑帖的影响凭空创作，完全素面朝天，玩出点自己的意思，他略微感到局促。
他很少参加书法比赛。比赛就得不停地磨，将一个小稿打磨无数次，请教大师提意见，修改。现在的艺术竞技场就是这样，一幅字尝试各种纸张，一张纸上淋漓尽致，探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刻意安排所有笔画。他试图做过，但又中途放弃，这种方式好像离自己最初喜欢书法的劲儿有些远了。
他也是三四岁开始写毛笔字。祖父家在太原的“满洲坟”，数百年前，那里曾是满族人的墓地，乱坟荒草，后来又成为流民聚集地。在20世纪80年代，它远不像今天这样繁华，街巷里游荡着“不良少年”。老人怕他出去被欺负，就带他在家里待着，给他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葡萄美酒夜光杯”，一张大纸两首诗。他玩着，背着，写着。每天下午他从爷爷手里拿到一张纸条“今日毛毛完成，大小仿各一张”，等着父亲来接他。有这个纸条，他才能回家。
七岁，祖父去世，再也没人教他写字。来家的亲戚感慨，这孩子以前字写得多好。父亲说：“早不写了，爷爷一去世没人管了。”这句话刺在他心里，让他难过。做会计的母亲去青岛出差，问他要带什么礼物，他只想要一本字帖。母亲买回来“九成宫”，三十多年过去，他至今都记得那个封面。
那时候一本字帖都那么稀有。如今人们习字非常便捷，在手机app里输入一个字，就看得见历朝历代的写法，这在一百年前简直不可想象。平遥票号里的小伙计，不停歇地手写账单，要写得清晰明白。他们想苦练技艺，手头却没有字帖。看到哪个先生字写得好，或者哪个名人买了中堂回来，就带着薄薄透亮的纸，大老远走去拜访。在人家家里临摹，装订好了，回来慢慢学。解放后，他们顺理成章做了银行会计。其中的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杨国庆的第一位书法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