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图书馆里很少见到高中生的身影。我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书以及想读什么书。我找到两位朋友，询问高中生的日常。
在天津，高三班主任的岗位不容懈怠。七年来，王彦明的闹钟一直定在早晨五点二十分。他也想换换岗位，去高一高二稍微放松一下，但没有被批准。临出门，他对镜检查衣服是否整洁，修剪胡须。围着运河跑五公里，去宿舍水龙头下洗一把脸，已经七点多了。杨树下有一只叫“翠花”的狗，在吃学生刚刚抛下的炸鸡骨头。王彦明走进教室，开始“盯班”。他这份工作是“教书”，但他常常觉得自己更像是警察和保姆。既往的经验告诉他，班一定要盯紧，谨防学生犯错误。在私人聊天中，学生讲述过和父母的暗黑矛盾，出示过隐秘的刀具。王彦明拿捏着自己的沟通语气，伸出手，接过那把锐器。
毕业生常处在过度紧张的家庭氛围中，家里发酵的焦虑情绪，经过公交地铁的短暂弥散，又汇聚在教室里。大多数时候他们低头读写。抬头时的眼镜片，一届比一届多。有人发言偶然口误，其余人大笑，拍桌跺脚。走廊里，揪辫子、抢零食、拿着扫把追打。这些少年，在以夸张的姿态抵消枯燥沉闷的日常。
远处是空军训练基地，飞机频频从窗外掠过。王彦明办公桌上的试卷和作文本堆叠成山，矮下去又高起来。红色签字笔，一大把一大把写尽，扔进垃圾桶。
二十岁时，他大量地读诗。像是千里迢迢赶去与陌生人相会，心是敞开的。
远一点，读废名、戴望舒、昌耀、海子、顾城和北岛；近一点，读于坚、韩东、翟永明、余怒、臧棣、王小妮。国外诗人，他干脆为我列出长长一串名单：里尔克、弗罗斯特、保罗·策兰、辛波斯卡、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里索斯、杰克·吉尔伯特、特德·休斯、卡瓦菲斯、谷川俊太郎、加里·斯奈德、默温、希尼、雷蒙特·卡佛、卡明斯、特朗斯特罗姆……
他也写诗，青木瓜在舌头上的涩味，春末夏初少女的头发，夜晚掀开了碧绿一角，月光倾泻，桂花跌落，水草纠缠。看见冬天枯萎的草木，他觉得它们正在拨动通往春天的门帘。他期待把自己的震颤讲给学生，和他们一起发现日常中的诗意。
起初他做过一些改革，但是教学工作得按整体步伐运行。平行班级的授课进度一致，模考内容一致。事实上，他和教研室同事的对话多是如下内容：高考新动向、课件制作标准、网课讨论流程、教学案例上传方式……一群人翻来覆去，就是在揣摩出题人的心思。教师围绕试题，像是围绕磨盘打转，缰绳都磨白了，语文教育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他在课堂的缝隙里努力挤进真正的文学，仅有寥寥响应。更多的“做题家”和他们的家长想要更“实用”的东西。
陕西省西安中学的朱妮娅同样讲授高三语文，她的感受和王彦明相近。大学时她是话剧社社长，琢磨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钻研希腊戏剧和中国元杂剧，兴奋地观看朋友从北京带回的vcd《恋爱的犀牛》，连夜和小伙伴讨论：“我们也来一个这样的吧！”她写过典雅的《灰姑娘》，也戏谑地编排《大话白毛女》。她的名字一出现在海报上，八百座的校园剧场就挤满了。高兴时，她自己披挂斗篷上阵，在宫闱情仇中饰演女将军，迈动战靴，睥睨众生。
工作后，她像彦明一样忙碌。要照看早读和晚自习，就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全部家务都留给了婆婆，两个女儿的衣着搭配时常让朱妮娅失笑，但她知道，婆婆已经尽力了。朱妮娅戒不掉戏剧，热衷帮学生排练课本剧，教孩子们配音，自己也跑龙套，但这部分生活总被主流教学挤压得稀薄。
把普通班级带成整个年级的冠军班才算被认可的成绩。她一次一次冲在全年级前列，却觉得，人生，好像也就这样了。“课还不错”，这就是旁人给自己的最高评价。她这一生，就是在讲卷子讲试题当中度过了吗？
她希望课堂能好玩起来。我去听她的课，她问学生：“僧敲月下门的‘敲’还能换成什么字？”“踹”“穿”“砸”——伴随着哈哈大笑，青春期典型的暴力语言狂欢。接着，师生又有如下互动：
“叩”，朱妮娅点评：“文雅。”
“蹭”，朱妮娅：“你又恶作剧。”
“抚”，还没轮到老师说话，孩子们笑：“好恶心，你有恋物癖啊你？”
“窥”，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拭”，大家齐声：“洁癖！”
“临”，有人小声说：“有仙气。”
“锁”，“动作太规矩。”
“掩”……
当一个学生说出“掩”的时候，其他人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哇，好温柔哦。”朱妮娅笑了，说：“温柔妥帖，只欠平仄。今天的头脑风暴大家表现得很不错，就到这儿吧。”我坐在最后一排，也跟着一起笑。这些高中生比我平时带的大学生要喧闹得多，嚷嚷的劲儿真大。接着，朱妮娅给学生布置课外阅读书目，孩子们低头记笔记。
我曾经问过朱妮娅，她高中时都读什么书。她说当时读过的书有两本难忘。《基督山伯爵》隐忍地蓄积力量，缓慢冷酷地报复，教会了她在叙事中控制节奏。波伏娃《第二性》如同一记重击，揭开她了解两性世界的大幕。原来女性是由上千年的历史塑造成为“第二性”的，原来自己身在其中根本没有觉察。从这本书开始，她才开始意识到社会中固化的性别观念，开始想象她作为一个女性个体的解放可能。
这些书表面上和高考无关，但深深影响了她的写作和思考。现在她也希望学生们能自由自在地去读，不要怀抱太多的功利目的。每个人与书籍共振的部位不同。哪本书“有用”，哪本书“无用”，你得打开自己，去碰撞，其他人并不能替你做出预言。
学校有图书馆，一周一次自由阅读课。校友花了数百万捐赠的四库全书影印本，没有学生看过。朱妮娅真心希望学生走进图书馆，能把“做题家”的身份抛开，但是依然有大量学生在图书馆里刷题。他们偷偷摸摸地，上面摊一本书，底下压着试卷，藏着签字笔。朱妮娅走过去巡视，学生把上面的书盖下来，假装翻动几下。她建议学生收起手中的试卷，不要从早到晚做题，大脑需要一张一弛。去换一本好看的书，调节调节吧。然而下一周，学生照旧。
她在班里发起“我为大家荐本书”活动，收到的书目重合度很高，多是两类。一类是畅销书，比如《明朝那些事儿》、东野圭吾、村上春树、张爱玲。另一类是“中学生必读书目”比如《鲁滨孙漂流记》《海底两万里》《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书名中规中矩，没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学生的阅读选择主要受市场和“必读”的指引，还暂时谈不上真正的个人趣味。
几年前，学校里出过一个奇才，年轻的身影引起国内史学界的注意。这个学生姓林，懂西夏文，也通文献学、目录学。十七岁已出版两部专著，谈论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以及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崛起。为了钻研宋史，林同学读《涑水记闻》《湘山野录》《墨庄漫录》，常俯视全班叹气：“你们只会学习，你们不会研究。”他的知识储备惊人，老师们都打趣叫他“林老师”。
林同学梦想进入北大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但在离高考三个多月时，他因抑郁症自杀。这一新闻在媒体上炸开。朱妮娅反复回忆隔壁班这个圆脸戴眼镜的孩子，她既为生命的破碎而惋惜，也在思考教育的意义。学生群体里，罹患心理疾病的不在少数。另一个班里，教师没收手机的举动曾激怒一男生奔向高窗。同学们冲上去抱住，代课教师才免于责任。听到这个故事，朱妮娅转回头看自己班里的学生，担心自己给他们的压力会不会太大了？抑郁的症状间或也会在她的学生身上发作。他们会不会突然因为一件很小的事而崩溃，进而自我伤害？
朱妮娅想帮学生减负，在她班里，语文成绩年级前二百名不用写作业。你都二百名以前了，你写什么作业？不用写。作业其实是挺无聊的一个事，就是不断地让学生进行重复式记忆，顶多增加三分五分。不写作业，就有更多的时间，睡睡觉，看看书，多好。实践证明了她的判断。这些不写作业的学生，成绩一直靠前。
阅读，她还是想强调阅读。面对真正想读书的小孩，朱妮娅会给他们推荐深一点的作品。一个班里，这样的学生顶多只有两三个。他们其实不需要老师教，他们上课不怎么听讲，也无需零碎的习题训练，就靠广博的阅读量参破整张试卷背后的思路。这几个学生在史学和社会学方面颇有钻研，常与教师对话辩论，写作文时观点缜密，论据充沛，根本不用担忧。
然而更多的学生不信任这条路，他们要更“立竿见影”的办法。有学生和家长私下里找她，特别焦急：“请推荐，读哪本书能立即给作文提分？”朱妮娅知道无法说服他们，就直接指出“捷径”：要迅速获得时事立场，去看党报、党刊。要秒变磅礴文风，招阅卷老师喜欢，去看余秋雨、鲍鹏山。
其实，这些“特效药”起到的作用非常浅。一篇作文要把方方面面都做好，是长久的功夫。夹叙夹议的文章，叙事得有起伏，观点得有推进，举例证要推敲甄选，才可以把文章掀起来。教师顶多教一些小的技巧和架构，比如：怎么去开头？要避免几种陈词滥调。怎么去结尾？用诗句来点题收尾……学会这些雕虫小技，高考顶多能加两分三分。其余的，真救不了。实际上，会写的学生还是按他自己的风格写，不会写的还是不会。指望老师教出来观察生活的方式，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