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我说了好几次，他特别想念摸读盲文书的感觉。我说你每天都在听书啊，为什么还想摸书？他说，那太不一样了。听书，好像是怀里被人塞了一堆东西。而摸书，是自己主动走进去的，就像走进海里，感受海水一点一点地漫过脚面，那感觉太美妙了。
杜斌说话就是这样，突然文雅。他指出我的问题是“后纵韧带特别窄以及梨状肌痉挛”。他说他家技术最好的师傅从不刁难老板和顾客，从不“恃宠而骄”。他说现在的孩子过年时只抱着手机，“信息体太单一”，只从视觉来。他天生失明，小时候滚铁环、放鞭炮……还记得那些冰凉的触觉、铁丝摩擦铁环的脆声、爆炸的听觉以及空气中烟火的味道。他说他想看诗情画意的盲文书，要能大声读出来，音韵好听那种，不要什么养殖技术按摩技术。那些盲文书读出声来也不好听，太无趣了。
我带他走到视障阅览室，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仅凭盲人自己，根本无法挑选架上的盲文书。因为书脊梁上印制的标题是普通文字，而非凸起的盲文。同样，书的封面封底也都是普通文字。
我给杜斌一个挨一个地念出声，他说“停”，我就取给他看。
他最想摸的是世界触觉地图。一个个国家，以前只是新闻里听见的名字，现在第一次在他的手底下形成了距离，落实了形状。领土面积大的国家很容易摸清楚，小国家就很不方便了。几个小国家拥挤在一起，而盲文字母太大，无法在国家内部做标注，只能用“1、2、3、4”的脚注依次在页面下方解释。就连我都要费力气寻找，才能一一对应，单凭他自己完全不可能辨识清楚。我迟疑着，要不要介意男女之别，要不要捉着他的手带他依次抚摸脚注和内容的对应关系。我这样做了，但他还是摸不清楚。我们只能放弃。
到“经度纬度”那一页，他摸得尤其久。他已经迷惑了三十年，究竟什么叫做“东经西经南纬北纬”。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圆圆的地球上有这么多条线，那它们究竟是怎么交叉的？一团乱麻。现在这些线条全都凸起，在他的指肚里形成压痕，这些线条和从前脑子里的那些词汇连接起来，哦，原来如此。可是他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我让他的右手攥成太阳，左手攥成地球。然后我捉着他的手在空中移动，告诉他，春分和秋分，太阳怎样折返，四季为什么交替。他慢慢地明白了。
这一天，整个盲文阅览室里只有他一个读者，他自己找了一本《世界通史》，想读出声就可以读出声。他左手食指压住本行字母最左端，大概是在确定行距，右手食指匀速移动，即将移动到下一行时，左手食指挪到下一行左端，压住。右手食指迅速与左手食指碰一下，完成交接，确定无误没有串行，继续摸读：“银河系又只是宇宙几百万个星球中的一个，本书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回溯人类的经历……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单细胞生物。尽管人们历来认为这种原始生命与非生物有着实质的区别，但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把生物和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观点……”
就像他说的一样，这样的文字朗朗上口。浩渺的银河系和微末的单细胞生物，变成锥刺的凸点，被他一挪一挪地触摸，再转化成声音从他的口中走出来，我举着手机帮他录视频，突然有点难过。他的微信头像是在青岛照的，记录的是他难忘的一次体验——他背对镜头，面朝大海，海水漫过了他的小腿肚。他看不见大海，但是舍不得走，在水里站了好久。
我总觉得，他心里的大海，比我看见的更壮阔。
潘月因为住处遥远，不再到馆借书。她请我向图书馆转达一个事儿：视障阅览室离前台比较远，盲人如果听完一本书想换另一本书，身边没人可以帮助。那天她就是这样，走出视障室，眼前走来走去的人影分不清哪个是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开口。她想了个办法，不知可不可行：图书馆能不能像医院那样，在视障室桌子上安一个按钮，连着闹铃。有需求的时候，按一下，前台就听见了。
她还邀请我去她老家日照的海边玩耍，我没时间。几天后，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寻找能放大五十倍以上的阅读器，不需要像图书馆那款那么高级，不用念出声，只要放大功能就行。她身边的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机器，她只有求助于我，语气显得非常抱歉。
我在网站找到一款远近两用助视器，百倍放大功能，操作便捷，价格不到五千元。潘月还是觉得贵，但她听说一个好消息，某社区要举办残障人士公益活动，可能会售卖助视器，有价格折扣，还有一个星期试用期。后来她去了，那是治疗白化病的公益机构，志愿者给她手机上安装一个免费软件，也能放大字体助她读书。通过这个志愿者，她认识一些病友，了解到北京上海的临床实验消息，准备去做基因检测和药物志愿者，争取改善自己的视力。
潘月还和我聊起孩子教育的事，乐乐成绩波动，她却不焦虑。因为，那半年放大镜陪伴下的绘本阅读，让乐乐直到现在都特别爱读书。她相信乐乐只要爱读书，将来会慢慢好起来。而她的这个观点，却是和家人朋友的最大分歧。“读书有什么用啊？补习班才有用！”周围的人总是这么跟她说。
潘月描绘的这类争执，我很熟悉。在碑林区图书馆里，我有几次见到家长阻止孩子看“闲书”，他们把书从孩子手里夺下来，说：“这些故事书有什么用？快去看作文书，去看数学书！”在街头书店，我也见过一个家长，大声嚷嚷着不让孩子读漫画，强迫孩子把四大名著抱回家。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小孩只有六七岁的样子。
潘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告诉我，书籍可以怎样地改变人。有一个小孩，父母都在工地刮腻子，小孩刚来她的托管班时，午睡把床摇得山响，嘴里叽里咕噜个不停。父母说这个孩子“很难管教”。可是她记得《正面管教》里分析过，这类问题的源头不在孩子身上，而是父母不常和孩子言语沟通导致的。潘月就多和这个孩子聊天，有一天这个孩子乖乖入睡，醒来喊了她一声“妈妈”，又害羞地掩饰过去。潘月说：“《正面管教》就是这么有用。”
杜斌后来也告诉我，自己去借一次书太不容易，委托我帮他买几本盲文小说。我在购书网站和问答网站里上下搜索，一无所获，不禁感到郁闷，耳聪目明的健全人都买不到这种特殊书籍，盲人又能到哪去买？
我请书商帮我联系盲文出版社索要书单，挑了一本茨威格和一本契诃夫。等我拿到包裹，尺寸不对，小小的。触摸凸点的盲文书应该都是大厚本才对啊。我拆开包裹才发现，的确是盲文出版社，但这两本书只是把字成倍放大，专供高度近视人群阅读，不是杜斌想要的那种。
几个月后，我终于获得一份正确的“现行盲文”和“通用盲文”书单，念给杜斌听。我为他简要介绍书籍内容，他挑选了九种：《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罗生门》《乡土中国》《麦田守望者》《查令十字街84号》《纸牌屋》《活着》《三体》。
我知道盲文书特别占地方。单个盲文占用面积是单个汉字的两三倍，盲文纸张厚度也是普通书籍的三五倍。纸张厚，才能保证凸点足够高，易被辨识且不易磨损。还有，盲文书的正反面字迹必须错开行，不能重叠，否则无法雕刻。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很费纸张。碑林区图书馆的盲文《三国演义》是16开，八册，每册有五六厘米厚，放在架子上足有半米宽。
但我低估了盲文书的重量，杜斌订购的九种书装满两个巨大的纸箱，大概三五十斤，我搬不动，找了人帮助，送到他的按摩店去。他连忙放下手中锅铲，从厨房出来，拆开纸箱，抱起《查令十字街84号》开始摸读：“纽约市东九十五大街14号，1949年10月5日。马克斯与科恩书店，英国，伦敦中西二区，查令十字街84号。”他问我，“开头就是一封信吗？我不懂，这是信封封面地址？”
他忽然返回柜台取出一块窄长的绿色塑料板，有两层，夹子一样开合。底层板完整无缺，上层板密密镂空，如同写字楼窗户。每个镂空的形状和大小相同，像骨刺，也像“王”字的外轮廓，伸出六个小棱角。他又拿来一柄金属锥，将一张广告招贴纸夹在绿色塑料板中央，开始在镂空处扎孔。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别人书写盲文，原来，六个小棱角的作用是为了固定孔位。扎孔这样危险，他却速度惊人，锥子像缝纫机针一般在纸上哒哒哒哒不停，从右往左，很快扎满一行，取下纸张，翻到反面，递给我，让我从左往右摸。我这才明白他刚才为什么从右往左，因为手指只能摸读凸起，不能摸读凹陷，我们要摸的是反面。
我摸到一排沉默的凸点。他说：“我写的是：收到杨老师的书很开心，句号，中间有个空格，你摸到那个空格了吗？”这张纸上已有好几行针孔，我问他写的什么。他说是歌词，今天听到一首动人的歌，顺手记在纸上。店里员工插话说杜总唱歌好听，杜斌笑：“还行吧。”这样的盲文歌词，他自制了厚厚一沓，闲来摸一摸背诵，去ktv就可以流畅地唱出来了。
他告诉我，他还有很多事想尝试。我送来的这几本书，他想读熟一些，读顺之后去喜马拉雅网站上播书给别人听。他也有点担心，像刚刚那本以寄件地址为开头的小说，读出声来会不会让读者迷惑。还有，有些括号内的文字不方便读，一旦磕绊了会不会让听众不舒服。他又不能像视力正常的人那样，一眼扫视到括号，提前做好准备。
我离开时，他让我装一些他母亲自制的凉皮。一个大塑料袋里，微黄的面皮已经切成条，团在一起，有菜籽油的淡淡香气。他用另一个袋子帮我装了豆芽黄瓜和面筋，第三个袋子装上料汁。这么多，我大概要吃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