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
《matlab在水资源优化与水库调度中的应用》
《中国药用植物叶绿体基因组图谱》
《粮食制品均衡营养产业化与fop标签系统建设》
每本书名都得仔细看，如果一时疏忽采购了不符合规定的书籍，既不能上架也不能退货，白白浪费资金。比如下面这些“年历、地图、描红字帖”，按照公共图书馆采书条例，都不允许购买：
《2018年年历》
《××县地图》
《与唐伯虎一起写字（小学生描红字帖）》
还有些家伙照例藏在里面，题目颇为阔气，可以吓唬高校之外的人：
《大数据时代下大学生道德教育探索》
《新时代下高校舞蹈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几天之后我筛选出数千册，这远远不够。当我提出武侠、漫画、碑帖、摄影的需求时，没有出版社可以为我量身定做书单，我只能在私人交情里想办法。
编书目费时间，前一年我只敢麻烦有限的几位师友。今年为了一份更好的书单，我想再多麻烦几个人，至少五十位吧。我在手机通讯录里寻找，挑几位精通专业的，再挑几位普通的爱书市民，还要兼顾高龄读者和年轻人。为了不占用朋友们太多时间，我只需要他们给我三项：书名、作者、出版社，其余数据例如isbn号、定价、出版年份，太琐碎了，将来由我和小吕来做。
收到我邀请之后，朋友们全都欣然答应，少数几人迟疑：“你确信我的水平可以吗？我太荣幸了。”
我的邮箱会落满回信，我只需静静地等，五十位朋友的智慧即将汇聚在我们的书架上，开花散叶。
五月中旬，我们开始筹备图书馆的第一场文化讲座。头回弄讲座，我们手忙脚乱。馆里没有好看杯子招待客人，我去古道茶城借茶具。宁馆的主持词严肃正统，我得换成生活化语句。馆员做的海报，白底爬满黑字，过于肃穆。我托设计师朋友更换色彩，把讲座标题放大，竖版分行排列——“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再把人物衬在墨蓝底色上，拟了一条宣传语放在顶部：“盛夏的邀约——名家进碑图系列沙龙”。
做访谈沙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我的博导王尧曾经在苏州大学办过几年“小说家讲坛”。我在那读书时，莫言、余华、韩少功、贾平凹、毕飞宇……的身影都曾出现在阶梯教室里。莫言来的时候是个晚上，教室里人挤人，他高大的身板刚刚在门里闪现，学生站起来尖叫欢呼。毕飞宇在讲座结束后和我们在校园里走，晚霞里他的脸是逆光。我激动地跟他说：“您的《玉米》里的一些段落，我读起来好像牙齿间总有玉米汁液的味道。”
那时我们总有机会和崇拜的作家相聚，他们来一次，我们的心脏就剧烈跳动一阵儿。王尧先生当时四十多岁，每场都是他来主持，从不拿稿件，随时拿场上的新鲜事儿打趣，逗得台上台下笑。听着他们对谈，我们不知不觉往文学的树洞里钻得更深了一些。
我也想在图书馆做类似的事，我挂职的时间还剩下三个多月，下个月省里应该会下发一部分资金，叫做“免费开放经费”，专门用于承办各类活动。有了钱，事儿就好办了。我大概可以通过“贞观”联系诗人陈年喜，说不定还能通过朋友联系诗人余秀华。就算这些都成功不了，还有王尧先生会帮我询问他的作家朋友，陕西师大的几位先生也一定会支持我。我打算列计划重读一些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在他们到来之前做好对话准备，主持时避免空洞言辞……这些沸腾的幻想在我脑袋里啵啵啵冒着气泡。
宁馆慌忙来找我，要去掉“系列”二字。她怕被这两字套牢了，万一今后没有其他名家到来，这两个字就成了虚假宣传，被上级抓住把柄批评怎么办。我让她别担心，我会想办法联系名人。我建议留着“系列”两字，年底汇总资料作为亮点上报。万一承办不了后续讲座，也没关系。“系列”二字不是正式文件，只是出现在一张海报里，上级不可能逮着不放，这又不是什么大是大非。宁馆勉强答应，但脸上还是担忧的神情。
第二天，另一件事又诱发我和宁馆意见分歧。因为座位有限，馆内限制一百人报名预约讲座，很快就约满，后台不断收到留言：“能否加座？”“能否站着听讲座？”
看到这样的留言，我很高兴，我拾柴生火，就怕火焰不旺，现在火焰熊熊燃烧，正合我意。我们还有五十个蒲团呢，搬过来坐在地上听讲座，围着多热闹。宁馆却非常紧张，她首先担心坐在地上不整齐，拍出宣传照会挨批评，接着担心坐椅子的人踢到蒲团上的人，发生口角场面大乱，搞不好要闹到派出所。
我给宁馆分析：“这不是公务会议，不必那么整齐，照片里有坐有站热热闹闹反而好看。另外，积极报名的人一般不会因为蒲团的小事而争执，毕竟大家最关心的都是讲座本身。”
她仍旧不同意，她说出更深的忧虑：“你喜欢人多，我害怕人多。万一上级以疫情防控的理由处分我，我是法人，我需要担全责。”
当时的西安已经很久没有新冠病例，公共场所不能超过二百人聚集的政策在一个月前解除。据我所知，陕西大剧院讲座预约二百人，实际到场三百人，平安无事。我郑重向宁馆表明：如果因为人数过多受到上级批评，我愿意替她担责。
讲座的前一天是周末，我休假在家，给宁馆打电话。我像以往一样说笑，让她别那么紧张。她还是很坚决：“不加座，严格按照预约人数进场。”
我能理解她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害怕风浪，但我又担心被拒绝在门外的读者会失望难堪。挂了电话，我思来想去，不愿强行命令她，我发了一条短信：“把蒲团摆上吧，相信我，不会有事的。”
她回复两个字：“不弄。”
这是我们成为上下级以来，她第一次强硬地回绝我。也许是我平常太随意，下属都不怕我。恩威并施里的“威”我始终学不会。我以私人感情跟她沟通，无法奏效，难道我要以文旅局的名义给图书馆发一张公函让图书馆“必须摆上蒲团”？这未免太滑稽了。可是，这么小的事我就是解决不了。
星期天，我们提前来到馆里。小吕调试话筒、音响和投影仪，张小梅在前台检查健康码，韩洋在报告厅门口查验预约码。读者陆续进场，大概三五十人，暂时没什么意外状况。省厅的处长曾说自己也对这场讲座的话题很感兴趣，“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她想来听听大家怎么讨论。她说她会提前坐在观众中，不需要主持人介绍她的身份。但这一天，她没有来。
宁馆始终不笑。直到讲座开始前的十分钟，我拉着她站在南大街上等候演讲来宾时，她的眉头依然是皱的。
我晃她：“高兴点啊，别让人家看见你这样。”
她说：“我没法高兴，我怕今天出事儿，我把咱们这个片区派出所电话都提前存好了。”
嘉宾来了，我们一起走到地下室，报告厅外排着长队，报告厅内椅子坐满。读者在外面吵吵嚷嚷，嘉宾招手请读者进来，馆员拦着不允许读者进来，嘉宾的表情有些纳闷。
我坐在与他对谈的椅子上，佯装平静，心里着急。我附耳对小吕说：“听我的，快去把蒲团取进来。”小吕快步出去，一直没有回来。应该是有人从中作梗，必须我出面了。
活动即将开始，我作为主持人却起身离开座位，读者困惑地看着我，也许他们从没见过秩序这么混乱的讲座现场。
手持蒲团的小吕果然被馆员拦在场外，我拉着他一起跑到儿童区多抱了几个蒲团，又请读者跟着我一起往报告厅里走。馆员一看是我领头，没敢阻拦。场外排队的人涌进来，后排过道瞬间站满，前排的人欢欢喜喜拎了蒲团插空坐下，脚丫子快挨着了讲台。一位母亲搂着小孩挤坐在最前面的蒲团上，很开心，像是要和嘉宾围坐在一个大炕上聊天。
我们谈论了图书馆的三大传统功能，我又补充说，有人质疑，周一到周五读者人数较少，图书馆是否真的那么“有必要”？嘉宾说，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眼看嘉宾的航班时间迫近，台下还有很多举起的手。互动时间一再延长，直到所有提问的人都得到了回应。
宁馆始终没有坐，她站在最后一排，张望着我们。今日总算顺利，没有闹事，没有纷争，更不需要给派出所打电话。我看见她笑了几次，应该是放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