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馆仪式进入倒计时，云书公司建议我写篇文章做宣传。若发表在我局平台，就得写成公文样式；发表在大型自媒体上，则必须更换文风。他们希望是前者，我选择后者。宣传的目的是让更多人知晓，而不是完成任务。我在琢磨，“市中心新建一座图书馆”，这个题材用哪种语言哪种角度去写，才让人愿意阅读并转发传播。
半年来，我看到政府做了很多事，而群众往往不知道。这些消息包裹在四平八稳的政务语言中，难吸引人。毛泽东讲过“反对党八股”，如今，“党八股”依然在政务与群众之间制造着屏障。
我尽量写得欢乐，我和书商斗智斗勇有戏剧性，放在文章前三分之一处。那个甜度超标的电话，放出来让读者笑出声。我对评审条例的改进建议，发表后可能有争论，那就面对。我画错的丑图纸也都拍照插入文章里，不怕别人看到我的缺点，我们就是这样毫无经验地，笨手笨脚地把图书馆建起来。要充满细节而不是口号，真心和群众交流。
除了这篇文章，我还需要准备开馆主持词。起先我只打了腹稿，没有定稿，是想给临场发挥留下余地。这是我从前在高校主持讲座的习惯，不念稿，自然交谈，听众会舒服些。但这里不允许这种行为，上级说：“要防止政治错误，必须上交主持词做备案，不能临场发挥。”
我照办，然后草拟“开馆仪式流程”，四处请示。“主席、主任、处长、局长、教授”，谁开幕致辞，谁揭牌，谁按下启动按钮，谁压轴讲话？领导用笔在文件上删改调整，将职务与流程一一匹配，就像试卷中的连线题。
这道题重要，连错了会得罪人。这道题又神奇，没有标准答案。局、区、市、省各级领导给我的意见全然不同，各具特色。在他们轮番指正下，我一共改了六遍，最终以最高级别指示为准，确保不会惹任何一位来宾不高兴。
我汇报了几句书目的事，领导说：“这不重要，书目弄好弄坏都一个样，你别给我出事就行。”公共文化服务是非营利性质，简而言之没有经济效益，上级对我们要求不高：别出事就行。
第二天就出了事。《贞观》公众号发表了我的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阅读量六万，大大超过平日数据，编辑部和我都感到意外，读者为什么对一个小小图书馆这么感兴趣？
那天中午别人都在午休，我兴奋得睡不着，抱着手机坐在沙发上，隔两分钟刷新一遍读者留言。他们在评论区欢呼，迫不及待要来馆里看书。政务文章，这么个写法，读者看来是接受的。我正开心，领导急匆匆招我谈话。文章惹了麻烦，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碑林区区长说文章挺好，市文旅局局长也觉得不错，但另几个处长说我是“胡搞、出风头”。其中一人怒气冲冲打来电话，指出我文章有五个问题：
第一，其他区县不高兴。碑林区图书馆书目被吹嘘得那么好，反衬之下，其他区县图书馆难道都是烂书目？
第二，专家不高兴。不该在文中指出评审条例的问题。
第三，领导不高兴。文章没有感谢各级领导，过于个人英雄主义。
第四，不该指出馆配潜规则，没有政治站位和大局意识。
第五，万一有负面评论怎么办？这么大的阅读量会造成舆情……
事后我才知道，文章发表后立即被纳入“政府舆情群”。群内成员随时监控评论区是否有负面情绪发酵。所幸一直都没有，所有读者留言都是正面的。但是，因为政府内部有人不悦，全局紧急通知禁止在朋友圈转发此文，转了的要删除，并劝说我去给某些领导道歉。我笑了，说：“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文章我是实名发表的，所有责任由我承担，你们别怕。”栗主任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也许栗主任想给我些建议，帮我渡过波折，就像他从前每一次应对危机时那样。我到局里以来，参加多次“党委班子成员会议”，会议偶有争执，栗主任听到任何激进意见都不打断，留等对方说完，然后缓缓开口：“您刚才说的我都认真听了。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也可能不太成熟。您看一下，这样办，妥不妥……”他的提议往往巧妙周全，甚至考虑到三五年后的远景。他始终如一的寸发、深蓝色翻领拉链外套和运动鞋、他安稳地坐在局长旁边的样子和他沉着的语气，成为每场会议重要的压秤。今天，他扭头看向我，什么都没有说。
局长和宁馆陪我去上级单位，队伍浩大以示认错态度诚恳。第一次去，领导正要出门，没有接受我的道歉，直接前往地铁口。局长领着我在后面追赶着赔不是，局长的细高跟鞋追得很费力，领导淡淡地说：“我要进地铁了，以后再说。”第二次去，领导标注出三个问题段落，教导我应该怎么写文章改文章，都是我在高校教写作课没有涉猎过的技法。领导很严肃：“你，政治幼稚，文章表面上没有批评政府，但是对馆配书目提出了你的意见，会让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攻击政府，葬送你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
此前，有人跟我说这位领导是个实干家，口碑还不错，但这样的描述和眼前的过激反应不太吻合。我看着领导的眼睛，我想分辨她的愤怒是来自内心冲动，还是来自他者压力，是恐惧一些未知的事，还是真的要纠正我帮助我。一时间，我分辨不清，她像是诚恳的，又像是过于娴熟的，不知道她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我内心平展，我相信这篇不符合公文样式的文章没有大的错误。抵制馆配，为人民买书，这错了吗？文章是正气不是邪气，拿到哪里我都不怕。这几个人对我的批评不能公开，只能私底下进行。没关系，我可以道一百次歉，表情和语言充分顺从，就当自己是在舞台上演一个道歉的角色，多温柔都行。反正，我给群众买的书已全部上架，我预告开馆的文章已经散播开来，我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对对对，您批评得都对。我政治幼稚，今后改正，谢谢领导跟我说这么多。”我谦恭地说着这些台词，只望收束此事。我在心里屏蔽他们对我的干扰，走出这个房间，保持情绪稳定，迎接第二天开馆。
万万没想到，晚上一位北京的陌生人打来电话，改变了事情走向。
这天是周三，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大鹏坐在机舱座位上，有些焦灼，持续翻动手机里的各种app。每周六晚播出的《央视新闻周刊》有一个固定板块——“本周人物”，临近世界读书日，节目组想寻找一个和阅读有关的人物进行深度采访，这周恰好轮到大鹏负责该板块，但直到此刻他还没有找到合适对象。这就麻烦了，按照日程，最晚不能晚于周五拍摄，周六剪辑，这是不容商量的期限。所剩时间不多，无论如何不能落空。团队成员在各个资讯平台上寻找消息，大鹏突然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一篇转发的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读了几段隐约觉得素材合适，飞机却马上就要起飞，只能让手中的屏幕黑下去。
云中飞行，大鹏一直惦记，不知道文章后半部分讲的是什么，究竟能不能作为本周选题。飞机刚一停稳，他立刻打开手机，后面的段落愈发吻合节目的需求，“选书人”与“馆配潜规则”这类素材很少出现在新闻媒体中，也具有他们很在乎的“公共性”，还可以继续往深挖。读到最后一行字——“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将于4月22日开馆，欢迎您来。”——此时已是4月21日下午，他快速行走在北京机场大厅，联系团队成员，再不商议就来不及了。
晚上，大鹏自我介绍说他是央视白岩松团队成员，刚读过我的文章，明天来拍摄我们的开馆仪式。为了避免“葬送我的政治生命”，我建议大鹏先征得政府部门同意再来拍摄。他说他正是通过官方渠道联系政府才获得我的电话号码，让我不必担心。为了避免“个人英雄主义错误”，我和摄影师沟通，请多多采访各级领导，尽量少表现我。摄影师不同意，说这是以人物为核心的专题片，要突出重点。团队已列好提纲，会拍到我、宁馆和群众，不拍各级领导。
这一天忽上忽下，我刚刚低头认错，却又获得认可。白天，面对眼前的责难，我可以在内心凝固一张盾牌，听戈矛敲击折落的声音。夜晚，背后突如其来的支撑，却骤然让我柔弱，如同一滴热水化开冰层。挂了电话，我眼角里有一股酸楚，直冲鼻腔。
各级领导早已获悉央视到来的消息，他们听到“白岩松”这个名字有些紧张，向我反复确认：“白岩松？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曝光？是‘新闻周刊’还是‘新闻调查’？‘新闻调查’都是负面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不要随便接受采访！”
得知白岩松也在做“正面报道”的《新闻周刊》，领导的语气缓下来，通知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去宣传部接受部长指示：在央视镜头里，我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这是政治站位问题，要按规矩办事，不能错。
4月22日早晨，天气凉爽。忙了半年，要正式开馆了，我心里鼓荡着期待的微风，又对央视的突然到访有些拿不准，不知道这朵飘来的云彩里会不会下雨。
我走进单位比往常早几分钟，局长在等我，陪我去大院北侧见宣传部部长。局长和我站着，部长坐着。部长说：“中央电视台来，我们很重视。作为一个挂职干部，你要抒发正能量，不要批判社会，不要揭露潜规则，‘馆配’这个词最好不要讲。”最后，部长握了握我的手：“我们相信你会顾全大局。”
回到局里，过道平静如常。几个科员敲开我门，声音压低：“我们都知道了，是个好事儿，这下替你平反了，今天上镜一定要美美的。”我不太会化妆，周雯带来她的工具，帮我画眼线夹睫毛。见我眉毛杂乱，她又去走廊的尽头叫李敏来给“杨局”修眉。
李敏是体育科的，不是我主管部门，我不熟。这个喜欢穿衬衫的女人，每日衣服平整无褶，出门前仔细熨烫过。她眉毛边缘清晰，腮红晕染自然，睫毛膏涂得根根分明，从不会粘连在一起。李敏拿着小刀和眉笔走到102办公室：“杨局，周雯说你找我。”高大的杨局（前篮球运动员）很疑惑：“我找你干什么？”李敏也很疑惑：“给，给你……修眉？”
我们局有两个“杨副局长”，简称杨局。一个杨局在102室，主管体育和文旅执法。另一个杨局就是我，在104室。
很快，“李敏去给102的杨局修眉”的故事从一个办公室传到另一个办公室，大家笑翻了，没有注意到101的局长脸上的神色。我化好妆离开局里，局长再次提醒我“记住部长跟你说的，顾全大局”。
这十分钟路程好像不是去我熟悉的地方，而是去未知的“大局”。南大街上的树木已经茂盛起来，我在马路对面就看见了“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的门头。它终于挂在了显眼位置，树叶挡不住，公交乘客和马路行人应该很容易看见。可惜的是，工人把石瑞芳的红色印章落款稍稍安装高了一些，来不及修改。
我穿过地下通道，来到门头下方，两位摄像师等在那里，举着机器开拍。
要到达去地下的扶梯口，其实只有二十米距离，但要拐三个弯。我怕读者找不见，叮嘱宁馆做了三个指示牌，此刻已经立在拐弯处，隶书字体够清楚。我又发现，脚下水磨石地板上每个拐弯处也贴了绿色大箭头，这我没叮嘱过，应该是宁馆用了心。
宁馆涂着淡淡的口红，西装上别了胸针，见了我身后的摄像机就连连摆手：“别让他们拍我。”
读者已经来了不少。几篮鲜花放在前台，前几篮落款是图书馆的供货商，后面几个是我的学生，还有我的朋友。他们悄悄来了，没有提前告诉我。这是公事，不是我的私事，他们怎么来送礼物？几张熟悉的脸从书架背后走出来：“素秋，恭喜恭喜，大喜事！”他们这样说，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乡间张罗宴席的女主人，儿子要结婚或者孙子刚出生似的，从东厢房走到西厢房，把客人的吉祥话都揽在怀里。
省、市、区县，各级图书馆负责人走进会场，我跟他们握手打招呼，其中一位没有理我，板着脸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牌。我当时诧异，后来才从别人口中得知，是我那篇文章惹的是非。这位馆长看了文章大怒，因为文章中讲到“馆配书”的折扣是二折左右，优质书折扣是六折左右。而他过去几年买书，向财政局上报的报价单一直是“十折”，也就是原价。他担心财政局的人读了文章会来核实他往年账目。如果他因此遭到审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
两次接受我赔罪的那位领导，曾从我手里接过邀请函并且点头应允，却没有到场。有人告诉她央视要来拍摄，她突然就不来了，未曾解释。我打电话过去，空响的手机铃声无休无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