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头看看兜里攒的维稳词汇，一个个排队发出去，不知道够不够：
“消消气啊”“大局意识”“互相包容”“工作还要继续推进……”
我的私信响起来：
张三：“杨局，你怎么能这样偏向李四？”
李四：“杨局，你怎么能这样偏向张三？”
王五：“杨局，我才是最委屈最无辜的……”
装修方希望我能让步，他提出一个瞒天过海的方案：“消防验收当天，我把家具摆到合法位置去，验收完了再挪到另个位置。这样我就不用拆开吊顶重新布线。”但是，消防是大事，在安全上造假，我坚决不通融。
后来我发现，这个微信群的发言很有规律，只在沉默模式和暴躁模式之间无缝切换，没有中间态。他们互相耽误的人力工时，折合的全都是钱，因此吵闹不休。同样，因为经费紧张，我收到的设计图纸上所有墙面都是空白，没有任何装饰。那简陋的样子像是临时搭建的移动板房。
我拿着图纸叹气，少儿区凹进去的墙面超过十米，那样白兮兮地立着，太单调了。我说，给孩子们做一点彩绘图案吧。
装修方说：“这得加钱。”
我说，再沿墙面做出宽宽的木台阶，放几个蒲团。小孩子肯定喜欢席地而坐，一下子能增加好多座位呢。
他继续重复：“这得加钱。”
最终他同意做彩绘和台阶，但是没钱请设计师，只能做最简单的样式。他发来几张图片让我挑，林中跳出奥特曼，狮子狗熊乱打架。我说这么躁动只适合游乐场，不适合阅读区。
他说：“我不懂什么叫‘适合阅读区’。”
在设计师朋友的指导下，我找到专业墙绘网站，安静的素材有不少，鸟栖于树，叶片轻拂。我想要一大片安静的绿色，再要一大块坐得舒服的地方，让孩子们一进到这里就开心，扑过来坐在绿色的“树”下看书。可这些图片是单幅常规尺寸，并不适合十余米的窄长墙体。若要改变比例，就得手动增加新的元素，比如花草和小动物。我请装修方按照实地比例出一张效果图。他说没有手绘板，画不了。
最后拿起画笔的是我。我画的不能叫设计图，只是草图。铺开一张纸，按照比例缩放墙体，再四处摘取小鹿小兔小花小草，用铅笔临摹绘制。我一边画一边笑，实在太丑了，我把兔子画得像是猫。
台阶的“设计”也得我来。我跟宁馆商量，按照直角来搭建，可能太生硬，不如做成波浪形。一级台阶不够坐，两级又太铺张。那就做个小变化，整体做一级大波浪，只在南面增加第二级，像漫出来的一个小波浪。宁馆说：这个好这个好。
可是怎么画啊？不过就是两级带弧度的台阶，这样简单的透视法我也画错了，揉了好几张纸扔进垃圾桶，最后交出定稿，右下角台阶依然歪着。惭愧惭愧，我已经尽力了。细节不重要，请意会，请意会。
墙绘师到工地，我得去盯着点，颜色不敢出差错。她是美院在读生，不知道能不能画好。装修方说：“杨局，理解一下，我们实在没钱。”
这个年轻的女孩穿着黄色透明防护雨衣，扎着紧紧的丸子头，她脚边放着颜料桶，一桶荧光绿，一桶白，一桶灰。荧光绿太刺眼，她说：“加一勺白色会浅一点，再加一勺灰色会柔一分，可是灰色加多了又沉闷，得慢慢调整比例。”她用棍子在桶里搅，拿起毛茸茸的滚轮在墙上试。唰——第一抹绿色上去了。她问我：“深吗？浅吗？”我觉得好玩，也拿了一只滚轮，在大白墙上这儿一笔，那儿一笔，像在雪地上踩脚印。
我站远几步看着那个年轻姑娘的背影。我们要的绿，已经稳住了，从最初的艳丽变得柔和，随着她的手慢慢铺开来，这灰蒙蒙的山寨，总算有了彩色。
元旦假期，陈越老师将他主编的一本书寄给我——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他说：“素秋，我猜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
读完之后，我像是背后被人推了一下。朗西埃说：“任何被教的人，只是人的一半。”他鼓励个体在陌生领域自学，坚信自己能读“不能读”的书，能写“不能写”的东西。合上书，我也想往前走。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能编“不能编”的书目，能做“不能做”的工作。
几天以后墙绘交工，笔触不算灵动，但比最初的大白墙要好。师傅运了木条进来打制台阶，我们反复确认高度，让最小的小孩也能坐上去。台阶边缘拼接处包金属边，把细钉子砸进去固定，不让边角翘起来。我摸了摸是平整的，但还是有点糙，夏天可能会磨到小孩的嫩腿。我建议，要不，到夏天再看看情况？宁馆急了：“那不行，万一划伤孩子怎么办？安全是大事。”她赶紧买了透明的防撞软胶条，从头到尾一点不漏地贴上。
我和宁馆一起挑蒲团，蒲团在儿童区，主要是小孩坐，偶尔也有大人陪着小孩坐，尺寸太大太小恐怕都不合适。我们跟客服问了又问，甄别出直径、高度、软度、承重度适中的。我加入购物车，没有付款，停下鼠标。宁馆看着我笑，我看着她笑。她说：“问别人要钱的事儿我搞不了。你打这个电话，我不打。”
我俩没钱买蒲团，经费必须用于招标项目，没有结余。装修方不愿出蒲团钱，因为这是后来增补的，中标合同上没有。他在合同之外已经加做了墙绘和台阶，嚷嚷着自己吃了大亏，蒲团无论如何必须推给别人付账。
我试着给家具方小伙子打电话，他很爽快地说合同上没有也没关系，买多少蒲团都行，就当他送给图书馆的礼物。我问：“可以买五十个吗？”他满口答应。
合同里，儿童区桌椅只是定了实木材质，对小孩来说更健康，还没敲定款式。家具商拿来画册，恰好有一款小椅子上端弯了一下，雕刻成长颈鹿的头颅，翘起小耳朵，底板还恰好镶嵌了果绿色。这太合适了，我们的墙绘也是绿色背景和小鹿图案，和椅子天生一对儿。
小椅子搬来了，我第一个坐。粗粗的腿儿，拎一拎还挺重呢，真是结实又可爱。我坐了这个又坐那个，自顾自地开心，就好像它们有什么不一样似的。喜欢这个小椅子的不只是我，开馆之后，很多家长都向馆员打听这把椅子在哪儿能买，要给自己家买。
春节之前需要打的最后一串电话是有关绿植的。当初撰写招标文书时，我俩没考虑周全，忘了写绿植，这项的明细费用自然也没有出现在合同里。图书馆要装饰一些绿植才有生气，而地下室没有自然光，绿植容易死，最好的方法是从花卉市场租赁，每月更换，保证馆内随时绿茵茵。我问了三个绿植店，砍到最低价，一年一万。
找谁出这个钱？几位中标者中，只有售卖图书馆借阅系统的那个商人最合适。他在西安做这一行几乎是垄断，利润空间应该够大，而且他说过要给图书馆送一份开馆礼物。
宁馆捏着我的手左右摇：“好局长，你去商量，我不行。一万块钱太多了，他肯定不答应。”
我也觉得他不会利索地答应，我见过他在价格上反复拉锯的本领，西安方言把这叫做“然”。“然”人不好对付。
朗西埃老师，快给我力量，让我然出“不能然”的价格。
既然商人喜欢“然”，我干脆告诉他绿植需要一万五，让他“然”个够。第一天，他说：“一万五不行啊，我得请示领导。”第二天，他说：“领导说我们最多最多只能出一万，另外五千你能不能让别人出？”电话开着免提，宁馆和我捂着嘴笑。绿植就这样有了着落。
下午，纪委例行巡视。纪委是什么样儿，我没见过。是不是像电视剧里那样？我有点兴奋，像是前往反腐倡廉剧的片场，迫不及待想看看主角的样子。
纪委来了两个人，进入我房间，转身关上门。我倒水，他们摇摇手不喝。左侧西装男掏出一支钢笔记录，右侧便衣男发问：
“在招标中，你们有意向方吗？”
“没有。”
“有没有设置苛刻条件让别的公司无法入围？”
“没设置。”
“乙方有没有围标？”
“没听说过。”
“你如何监督图书馆馆长不和商人交换利益？如果她交换了，你如何知道？”
没有一个问题是囫囵吞枣的，可见他们操练多次，熟悉箭靶。
下一个问题更细致：“你们领导有没有坚持每季度给你们上一次党课？”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但我不想背后坑人，我说：“有。”
“那么，最近一次的党课内容是什么？”
哎？这个问题细致得有点过分了啊。在这样的空气里讲述一个虚构故事，比我平日里备课上课艰难。如果其他人也被问到这个问题，穿帮了怎么办？面对着炯炯的两双眼睛，我开始缓慢地编织一节党课，从我熟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当代的论述。我有点想笑，倘若我的此刻面前有测谎仪，指针一定在大幅度震颤。
终于，他们合上笔记本，和我握手，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