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河安城站搭上出租车，跟司机说去篠目时，和真心头掠过一抹不安。他担心这个地名会让司机想到那起案件。
司机看上去年纪很大了，操着三河口音问：“篠目这地方也大得很啊，是去哪一带？”
“三丁目的十字路口。”
“噢，是那里。”司机没再多问，发动了引擎。
仓木家离三丁目还有点距离，但如果靠得太近，他怕司机产生不好的联想。也许是他多虑了。但一九八四年冈崎市命案嫌疑人在留置室含冤自杀，最近因另案被捕的人才是真凶，而且就住在篠目——这件事在当地传到什么程度，和真完全无法预判。
不知是幸运还是偶然，司机全程一言不发。有那么一瞬间，和真想问他最近这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但又怕自寻烦恼，于是沉默不语。
他眺望着车窗外的景色。这地方他已经两年没回来过了，上一次还是参加亲戚的法事。因为他一去东京不回，亲戚们责备了他一通，追问他想怎样给父亲养老。最后达郎本人顶了回去，说总会有办法的，不用管了。亲戚们面露不满，仿佛在说“我们可是关心你才问的”。
那些亲戚都没有联系他。据堀部说，达郎也给亲戚们写了信。和真不清楚内容，但大致能想象，不外乎这次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深表歉意，可以断绝亲戚关系云云，跟和真收到的信不会有什么区别。
在爱知县三河地区，亲戚之间往来密切。仓木家也不例外，经常有莫名其妙的聚会，和真去东京前必须参加。既然达郎写了这种信，身为长子不可能当无事发生。本来他应该去向亲戚们致歉，但现在实在打不起精神。
这次返乡，他另有目的。他要进一步调查达郎，尤其是过往。
和真完全无法理解这次的案件。杀害住在东京的律师自不必说，动机是一九八四年的命案，这一点也如同晴天霹雳，老实说，他到现在都接受不了。儿时有关父亲的记忆，至今仍鲜明如在眼前。父亲诚实、温柔、待人亲切，在家人面前无比可靠。这样的外表下，竟隐藏着杀人犯的面孔吗？怎么可能，一定是哪里弄错了——这个想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达郎确与“东冈崎站前金融从业者被害案”有关。《周刊世报》的报道里提到，达郎作为遗体发现者进行笔录。这是达郎的前同事告诉记者的，想必不假。
如果达郎真是凶手，当时为什么没有被捕？在推理小说、电视剧里，遗体发现者不是嫌疑最大吗？达郎自己说过，警察没找到他是嫌疑人的决定性证据，但和真觉得日本的警察才不会轻易排除嫌疑，那样悬案可就太多了。
果然还是哪里不对劲。他越想越觉得，达郎没有说出真相。
和真忽然想起刻在脑海里的一句话。
我也觉得令尊说了谎，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这是白石健介的女儿临别时说的话。“那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听上去，她对达郎供述里白石健介的形象心存不满，然而其中并未过多贬低白石健介的品性。在和真看来，白石是个待人亲切、正义感很强的好人。她是无法认同笔录里白石健介的言行吗？她很可能想说，要求因时效逃脱罪责的杀人犯坦白从宽，父亲不是那样的人。
命案的被害人遗属很痛苦，和真现在才切身体会到这个常识。挚爱的家人被杀这一事实本身已足够荒谬，所以至少希望动机合理。凶手的供述中即使只有少许细节令人迷惑，也要设法弄清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庭审本是厘清案情的场合，可这样下去，一切将在达郎的供述为真的前提下裁决，然后结案，白石的女儿大概对此深感焦虑。
想起她的脸，和真心绪微妙。加害人的儿子和被害人的女儿立场截然不同，但他觉得他们在寻求同样的东西。当然，如果对方知道这种想法，肯定会勃然大怒。
这般东想西想着，已经到了目的地。下车前和真戴上了口罩，因为路上难免会遇到熟人，小学、初中的同学应该还有很多住在这附近。幸好是冬天，若在夏天戴口罩反而很惹眼。如今倒要感谢流感了。
和真小心谨慎地扫视着周围，向仓木家走去。回到念念不忘的故乡，却像潜入敌境的情报工作人员一样。
这里以开车为主要出行方式，和东京相比步行的人要少得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不能掉以轻心。每当有人迎面走来，和真就假装理理头发，遮住眼睛。
他打电话告知了堀部今天会来这里，说想看看父亲不在后家里的情况。和询问案发地点时一样，律师的反应并不正面。“那是您的家，我没有权利让您不要回。您关心无人照看的房子，也可以理解。不过您最好要有心理准备，不会太愉快，因为——”
据堀部说，警察搜查了那栋房子，为了印证达郎的供述，还扣押了书信、名册之类的。“检方似乎没找到庭审时可以作为证据的物件，对我方来说问题不大，但邻里无疑会因此知情。您如果回去，只怕会有人故意刁难，比如指责影响了当地声誉什么的。”
“我明白了。我会做好心理准备。”
“最好的情况莫过于不被发现。但愿无人留意，您悄悄地确认过家里的情形后就平安回到东京。”
“谢谢您。”和真道了谢，心情却很复杂。每次和律师商量什么，他的回答永远是：不要做多余的事，不要引人注目，不要发声。
终于回到家宅附近了，和真越发紧张。他窥探着周遭的动静，越走越近。就在快到家门前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交谈声，他立刻径直走过，又在下一个拐弯处折回，再次靠近。确认路上没人后，他迅速跑到大门前，将钥匙插进锁孔。咔嚓一声，开锁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响亮。门一开他便闪了进去，然后关门上锁，长出了一口气。回家回得这么紧张，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等剧烈的心跳平复后，他才脱鞋进屋。曾生活十余年的家，长大后细细打量，反比记忆中更小巧些。他好似现在才发现，走廊竟是这般狭窄。
和真走进客厅，巡视室内。家中萦绕着类似线香的味道，让他心头泛起哀伤。他曾在此度过幸福的童年，这个家如今却似已化为悲凉的废墟。
他来到餐边柜前。中层带玻璃门，上层是小拉门，下层则是大拉门和抽屉。玻璃门内，茶杯和茶碗码放整齐，自儿时起就不曾变过。他想起达郎说过，最近都喝瓶装的茶饮料，不再用茶壶泡茶。
拉开上层的拉门，茶叶罐、袋泡红茶、瓶装果酱等塞得满满当当。他拿起果酱瓶一看，没有开封，保质期已过了十多年了。日本茶和袋泡红茶想必也一样。
拉开下层的拉门，里面码放着笔记本和文件夹。他抽出笔记本来看，是老旧的家庭记账本，显然是母亲的笔迹。和真不知道她为何保留了好几年的记账本，可能对她来说相当于日记了吧。文件夹里是从杂志上剪贴的菜谱。
总之，这个餐边柜里收纳的不是达郎的过去，而是母亲的过去。负责搜查住宅的警察一定也很失望。
放回文件夹时，他看到最边上的厚册子，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柜子里不只收藏了母亲的回忆。那是相册。封面华丽，不是简易的那种。他记得儿时翻开过，再长大点就没看过了，因为已不再拍全家人的纪念照。
他慢慢翻开相册，贴在第一页的是父母的结婚照。穿和服的达郎站着，梳新娘发型的母亲坐着。母亲名叫千里，父母结婚前是同事。照片里的两人很年轻，不过颜色已褪去不少。旁边写了日期，是和真出生的两年前。
第二页也贴了几张两人的合影，像是观光照，两人背后是粗大的注连绳。照片旁边注了一行小字“摄于出云大社”。他记得父母蜜月旅行时去参拜过，仓木家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吧。
下一页贴着婴儿的照片。被褥上光溜溜的小孩，不用说便是和真了。对仓木家来说，蜜月旅行之后的大事就是长子诞生。
再往后都是一家三口的合影。他们带着儿子去了很多地方，大海、山川、公园……有张圣诞节时拍的照片，和真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站在父母中间，对着镜头微笑。角落印有日期，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八四年——就是“东冈崎站前金融从业者被害案”发生的那一年。和真凝视照片。达郎戴着一顶驯鹿角造型的帽子，那愉悦的表情中丝毫不见杀人犯的影子。
他继续翻看，再次停下是因为一张奇妙的大合影。以这栋房子为背景，一家三口之外还有十来个男人。日期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旁边用力写了一行字：“梦想成真！搬进了自己的家！”
啊，和久远的记忆重合了。很多男人从卡车上把行李搬进家里的情景，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原以为那些男人是搬家公司的工人，其实并非如此，应该都是达郎的同事。达郎退休前也曾在星期天出门，说是去帮年轻同事搬家，这种习惯似乎可以有效增强员工的归属感。
之后又是几张家庭合影，但从和真的小学开学典礼开始，父母就不怎么出现了，全是郊游、运动会、林间夏令营等和学校有关的照片。偶尔也有海水浴、新年参拜神社时的亲子合影，但和真身旁通常都是母亲千里，达郎负责拍照。
和真合上相册，放回餐边柜。照片令人怀念，看着看着却也泛起一阵空虚。而且现在不是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调查达郎的过去才是目的。可要调查达郎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应该找些什么呢？最方便的就是日记了，可他从未听说父亲记日记。就算有，只怕也早被警察拿走了。不管怎样，先找找旧物件吧，找到能看出达郎想了些什么、怎样生活的东西。或许还有些对警察来说毫无价值、家人却觉得有意义的记录遗留下来。
和真离开客厅，来到隔壁房间。这里本是客房，千里过世以后，主要是达郎在住。夫妻俩的卧室在二楼，但因为上下楼麻烦，又极少有客人留宿，千里离世后，达郎便将这里当作自己的房间了。和真的房间也在二楼，他不太清楚现在如何，也许偶尔通通风，但多半仍和上次离开时一样杂乱。
他打开房门和荧光灯，确认屋内的情况后走了进去。表面上这里不像被搜查过，反而收拾得很整洁。榻榻米上只有矮桌和坐垫，矮桌上只有一盏台灯。他望向书架，架上的书似乎并未减少。再打开旁边的衣柜看了看，衣服也都叠放得整整齐齐。
唯一异常的是一个抽屉，里面几乎空了。和真仔细回想，这里放的是书信和存折，应该都被警察没收了。没收书信是为了确认人际关系，存折则是为了查明可疑的款项进出。另外两个抽屉里的东西也明显少了，只是和真想不起原先都放了些什么。抽屉底部留了一个很大的茶色信封，颇有些厚度，装的都是旧文件。
和真在坐垫上坐下来，把信封里的东西摊到矮桌上。里面是不动产登记簿副件、不动产产权证等，这让他想起达郎在信里提过，可以随意处置这栋房产。
信封里还有公司内部存款的使用记录和贷款合同。他又想起达郎说过，为购置这栋房子向公司借了款，利率比银行低得多，在偿清贷款前绝对不会辞职。
和真倏地一惊，想起了“东冈崎站前金融从业者被害案”的细节。杀人动机是不想让公司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离开公司就借不到房款了——拿起菜刀时，达郎脑海里掠过了这个念头吧。
阴郁的想象让他的心情越发沉重。就在他将存折放到矮桌上时，对讲机的铃声突然响起，惊得他忍不住跳了起来。这种时候会是谁呢——他走出房间时一头雾水。家里有好几个地方可以接听对讲机，最近的在走廊。他拿起话筒，问道：“喂，哪位？”
“送快递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咦……啊，是吗？”放回话筒，他想不通会是谁送什么东西过来。莫非不知道现在这里无人居住？
他来到门口，先看了看猫眼，是个穿快递员夹克的男人。和真开了锁，打开门。
“是仓木先生吗？”男人问。
“是的。”
“名字是？”
“和真……”
男人闻言点点头，摸了摸左耳，可以看到他戴着耳机。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我是警察。我们接到报警说有可疑人物闯入，所以前来确认。”他拿着警察手册，旋即麻利地收回去，转身挥了挥手。
门外停着一辆商务车。两个男人从车后现身，一个是穿制服的警察，另一个是穿连帽防寒服的老人。和真不由得吃了一惊，那是他多年前就很熟悉的邻居吉山。
“仓木先生，”快递员打扮的警察唤道，“这个问题您可以不回答，不过如果方便，可否告诉我们您来这里做什么？”
“做什么啊……也没什么要紧事，就是来家里看看，因为父亲一直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