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
天气很热，在赤纬圈以下16°的海域，12月份的气候没有秋天的那种凉爽，倒是更像夏季一样炎热。要是没有风来驱散烈日的高温，我们就得饱受酷暑的煎熬。
不过这时的风浪倒是不小。船体一大半浸没在水里，活像一块刚刚冒尖的礁石。浪花的泡沫溅上了桅楼，我们的衣服被这麻麻细雨般的水珠浸得透湿。
现在大臣号露出水面的部分越来越少，只剩下三个桅杆的上桅，船首斜楼——为安全起见，小舢舨就悬挂在这里，再就是船的尾楼和首楼。在尾楼和首楼之间，有一条狭小的舷墙还露在水外，而整个甲板都已被淹没在水中。
人们分散在各个桅楼上，相互联系很不便利，船员们只有顺着支索攀援才能从一头爬向另一头。桅杆下方，滚滚的海浪连连拍击弧形舷墙，有一部分舷墙已经散开，一块块木板七零八落地在水面上漂荡，大家忙着把这些木板捞上来。逃到狭小桅楼上避险的乘客看到巨浪在脚下翻滚，听到狂涛在耳边怒吼，心紧紧地绷了起来。仁立在风头浪尖上的桅杆不住地颤抖，摇摇欲坠。
眼前的情景恐怖之极，最好闭上眼什么都不看，什么也别想，因为深渊近在脚下，随时都会将人吞没。
水手们可没闲情来领略这番恐怖的情景，他们正在为做第二只木筏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头顶上的上桅、顶桅还有桅桁都被用作了造筏的木料。在罗伯特·卡尔蒂斯的指挥下，大伙尽量把活干得漂亮些。现在看来，大臣号一时还沉不了，正如船长说过的那样，它或许能在水中多悬一段时间。这样，罗伯特·卡尔蒂斯就有时间尽量把木筏做得结实一些，日后木筏要在海上漂流很长时间，因为最邻近的海岸——圭亚那离这儿也有好几百海里远。大伙最好在桅楼上再坚持一天，这样就可以从容地造出安全可靠的漂浮器来，我们都同意这么做。
这时水手们的情绪安定了一些，工作在井然有序地进行。
有一位年约六十岁的老水手，他的胡须和头发都让海风吹白了，只有他死活不同意抛弃大臣号。这位老头是爱尔兰人，名叫奥尔艾迪。
他在尾楼上碰见了我。
“先生，”他悠闲自在地嚼着烟丝，“我的同伴们要离开这条船，我才不呢！我经历过九次海难——四次在深海，五次在浅海。我的本事就是会死里逃生，这些灾灾祸祸我见得多啦！再说，我要是不看着那些坐着木筏或者是救生船逃命的坏蛋被活活地淹死，上帝会罚我下地狱的！只要船在，就不要抛下它，记住我的话！”这些话掷地有声，这位爱尔兰老人是问心无愧的，他要以亲身经历来证明他的见解没错，话说完了，他也就沉默不语了。
这天下午将近3点的时候，我看见科尔先生和前任船长西拉斯·亨特利在前桅楼上说话，情绪激动。那位石油商似乎在逼迫对方答应什么，而看上去对方好像不大同意科尔先生所说的话。西拉斯·亨特利几次长时间地看着大海和天空，每次都不住地摇头。他们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西拉斯·亨特利沿着前桅支索绳滑到了前首楼上和一伙水手们搅在一起，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去多想。我回到主桅楼上和勒杜拉尔父子、奥尔贝小姐还有法尔斯顿闲聊了几个小时。烈日炙人，如果没有篷帆遮阳，人呆在这块地方肯定受不了。
5点钟我们一块进餐，每人都有一份饼干、干肉和半杯水。科尔夫人正发着高烧，什么也不吃，奥尔贝小姐不断用水湿润她那两片发烫的嘴唇，让她好受一点，除此之外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个倒霉的科尔夫人痛苦万分，这样下去，我看她撑不了多久。